国外转轨看我国经济增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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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国家和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上个世纪末全球最为瞩目的经济事件。这一转轨过程至今仍在延续，两个国家所取得的经济绩效迥异，更引人注目。自1991年12月独立以来，俄罗斯国内总产值连续多年下降，经济低迷不振，如表1所示。从1999年开始，俄罗斯的经济才出现稳定增长。而中国从1978年至2004年期间，创造了27年平均增长率为9.6%的经济奇迹①。如何解释这种巨大的经济绩效差别？更进一步地解释，中国这种持续了27年的经济的增长能否持续下去？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很多学者对中俄改革的绩效差异做过分析。原因能否归结为俄罗斯实行的是激进的休克疗法，而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呢？安德烈.施莱弗以同样实行休克疗法的波兰和俄罗斯做了对比分析：这两个国家在改革前的经济结构、政治条件都相同，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停滞不前时，波兰同期的年均增长达5%。施莱弗认为，俄罗斯经济绩效不佳的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政治变革过程中保留了老政治家，并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给他们提供了不恰当的激励，从而导致了他们的掠夺行为。施莱弗进一步指出，政治转轨的缓慢，尤其是政治家人力资本更新的缓慢，阻碍了俄罗斯经济增长。非经济改革的因素差异导致了俄罗斯与波兰经济绩效不一致。[1]（P197-200）然而，当分析俄罗斯与中国改革的巨大经济绩效差异时，施莱弗的解释却显得很苍白。中国自改革开放开始，政治家人力资本更新同样缓慢、政治体制改革更缓慢，仍保持着一党执政、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相比之下，俄罗斯还经历了政治体制的根本变化。显然，解释中俄两国改革绩效的差异时我们不能用政治转轨的快慢作为解释变量。因此，我们不妨先看看俄罗斯的转轨过程，从中能得到一些启示。

一、俄罗斯经济转轨：曲折的早期实践

在转轨国家中，无论是中国、越南，还是前苏联国家，转轨伊始，都面临着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经济制度僵化等宏观经济问题。杰弗里.萨克斯等经济学家在拉美国家治理通货膨胀时以“自由化、私有化、稳定化”为核心的休克疗法成效显著，但移用至前苏联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其结果却是生产急剧下降，失业大幅上升，恶性的通货膨胀，经济低迷不振。俄罗斯所采用的休克疗法的主要措施仍是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其中私有化计划是俄罗斯激进改革的中心环节。在1992年1月实行了价格自由化后，大部分经济在1992至1994年间实行了私有化。到1995年底，私人部门的产出占到了俄罗斯总产出的一半以上。为了尽快实现私有化的目标，以丘拜斯为代表的青年改革派对国有特大型企业采取了“贷换股”计划②，政府将一批重要企业的国家股份拍卖给寡头管理，以此换取贷款。这些国家股份管理权的拍卖在形式上具有“公开性和竞争性”，实际上却被内部人交易所主导③。整个私有化过程是一个把所有权伪装成贷款和多阶段廉价转移的方案。[2](P85-200)私有化过程除了剥夺了老百姓的财富外，还造成财富的分配不均，促使大量的社会精英争相分割国有财产而不是积极地重组企业谋求经济利润的持续增长。俄罗斯的宏观经济从1991年开始连续8年下降，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40%，失业人数由1991年的140万人增加到1998年的800万人。[3](P7)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呢？俄罗斯在经济改革之前业已发生了不流血而影响却不亚于流血革命的政治变革——苏联解体，这意味着原来苏共中央集权体制的瓦解。尽管地方的官僚仍然保持苏联解体之前的地位，但是原的中央政府出现了多元化，对企业、对地方的控制已经大为弱化。正是这种在经济改革之前发生的超前的政治变革，为其后的经济改革中凸现的很多问题埋下了隐患。苏共暂时下台，并不意味着政党之争不复存在。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政治集团与左翼政党为了争夺俄罗斯中央的控制权，而陷入选举战争之中。相比政治前途而言，私有化改革中的程序公正以及国有资产的保值可以让位于一旁。寡头们借机把自己的经济命运与叶利钦政府的政治命运绑到了一起。在实行“贷换股”计划后的1995年秋，寡头们只是得到了俄罗斯最有价值的国有企业的股份管理权，所有权的转移要到1996年秋——总统选举之后——才能实现。一个由共产党人控制的政府很有可能取消第二个阶段，但叶利钦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保证完成他所开始的这个计划。因此当叶利钦签署批准“贷换股”计划的法令时，也就购买了一年后保证他自己再度当选的政治选票。在政府与寡头的串谋中，政府被寡头们俘获了，寡头们主宰了国家政治和国家经济命脉，可以为了私利最大化而置国计民生于不顾。

二、经济转轨初期：需要强势政府④

私有化改革后的俄罗斯建立了一种市场经济，但这是一种扭曲的、非生产性的、偏离法治规范的市场经济，此即钱颖一所称的“坏的市场经济”，其根本原因是经济改革前没有预先构建完善的法治基础。首先是政府权力没有受到法律的有效约束，由此带来一系列窒息经济活力的问题。当政府行为不受法律约束时，俄罗斯各级政府部门乱收税、费，以各种名义大搞寻租活动，腐败丛生。其次是政府未能较好地履行其约束经济人的职责，表现在：无法维护经济社会稳定，让黑手党横行；合同无法得到有效执行，纠纷得不到公正解决等等。[4](P20-30)在转型初期，作为转型推动者的政府，直接参与制订各种新制度，在摧毁旧体制的同时建立新体制。对于锐意革新的政府而言，往往旧体制能迅速瓦解，但是新体制却不能迅速建立和完善，在新旧体制更替中极容易出现科勒德克所说的“体制真空”[5]，从而造成改革局部的失败。此时制度改革的次序成为了关键，稳妥的改革应先在经济制度方面进行，然后在政治制度方面推动。超前于经济改革的政治变革，可能会导致经济改革的失败。社会主义国家转轨伊始，可以让强势的政府来为经济制度转型护航以避免形成体制真空。政府的强控制力、强执行力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转型期间经济规则、法律法规的“缺位”而难于约束经济人的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代表着国民拥有大量国有资产，在转轨过程中集权的政府很难成为经济利益集团的俘虏，而转型不充分的政府其控制者则很有可能为了政治利益而充当了利益集团的俘虏。因此，罗兰德指出，具有确定日程安排的权利的强政府，比任何各种利益集团的寻租活动摆布下的弱政府更能有效地正确排列各项措施的次序，以使转轨在政治上不可逆转并使重组能有效进行。[6]正是由于强势的中央政府，才有迈向市场经济初始阶段的稳健，才能避免转型初期的动荡。俄罗斯为此付出了代价，时至今日，普京政府所做的仍是在医治俄罗斯这个市场经济新生儿早年的各种后遗症。因此，要避免俄罗斯出现的情况，可以采用如下的改革次序：在强势政府的推进下，先进行经济改革，待经济改革达到一定程度后，再进行政治上的变革。而中国在强势政府推动下，从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从1993年开始大力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创造了年平均增长率近10%的佳绩，为此提供了一个正面的例证。

三、经济转轨后期：需要转型政府

前文俄罗斯的例子已经从反面说明，对转轨国家而言，强势政府护航下的经济改革方能取得经济的暂时增长。然而，当我们更进一步问，如何实现转轨国家经济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俄罗斯的曲折道路还不能给我们答案，这需要我们自己的探索。笔者认为，政府的转型，是确保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当市场经济雏形具备，经济人的活动在法治框架下逐步规范的时候，政府的转型——限制政府权力——也应提上议程。有限、有效的政府才能确保经济持续增长。一个无限、无效政府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政府颁布的限制经济人活动空间的法律太多；限制政府任意权利的法律太少。这两类问题，即政府转型的问题，需要法治来解决[7](P35-50)。要通过法治来规范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首先要明晰作为市场经济维护人的政府功能。钱颖一归纳了政府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三类内容：第一类是大家公认的内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守夜人”职能，即定义产权、保护产权、执行合同；第二类是多数人认同的内容，即制定某些法律和规制，比如反垄断法和一些与健康安全、环境保护、金融市场、公司治理相关的规则；第三类是有争议的内容，比如政府对价格（房租、工资、汇率等）的管制、对贸易的限制、有倾斜的产业政策等，这些有可能会带来扭曲、寻租等负面影响[4](P20-30)。具体到我国而言，对于第一类、第二类政府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对于第三类也应根据我国目前所处的转轨经济阶段以及国家长远战略有所作为。目前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成熟金融市场的培育仍难离开政府规划。在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升级，培植自己的主导产业，提高市场配置效率，把本国产业纳入世界分工体系之中，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效化后，政府方可退出此类职能；同样在金融市场培育过程中，政府的支持应让让金融市场成熟到足以抗衡国际金融风险后再退却。政府的转型，并不意味着政府的退却，而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重新界定。现代政府理论认为，政府的职能是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市场监管和经济调节。在经济活动方面，政府不应直接干预，而应为市场机制运行创造理想的法制环境。就目前我国的情况而言，钱颖一从对企业的规制、对金融的规制、司法改革、收入分配等方面做过论述。“好”的市场经济需要在法治之下才能建立，也就是把政府和经济人都置于法治的框架之下，发挥法治的两个作用：约束政府行为和约束经济人行为。而如何促进这种法治的形成呢？我们可以从内部利益（约束政府的权力可以使政府受益）、外部压力（利用加入WTO等带来的外部压力推动法治建设）和知识的力量（经济学家与法学家们更多的关注呼吁）三方面来推动法治建设。[4](P20-30)

四、小结

转轨国家的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产出的持续增长，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过程，而需要与政府转型相结合。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破计划，建市场”，即国家取消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国民经济的过渡干预，以自由化、稳定化为目标重建价格体系等市场机制；第二阶段，“补市场失灵”，即重建宏观经济体系，加强对经济的干预能力，提高政府的控制力；第三阶段，“补政府失灵”，即通过政府转型或政治变革，以法治建设弥补政府在关于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在我国，目前转轨过程的第一个阶段与第二个阶段交织进行，其目标也已基本达成，表现为连续27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然而要保持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就需要第三阶段的努力，需要政府的转型。对俄罗斯的经济改革，虽然目前我们还难于全面评价，但其改革的第一阶段经历了一个曲折而痛苦的过程，形成了扭曲的市场经济，在短期内付出了沉重的经济、社会代价，这些都已是既定事实。目前，在俄罗斯同步进行的转轨过程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任务尤为艰巨。俄罗斯如果能在政治变革前先进行经济改革——在前苏联的框架下先实行经济改革，而不是在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的政治变动后开始经济改革——会不至于出现如此大的经济波动，从而更顺利地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俄罗斯为我国进一步推动经济全面转轨，完善法制建设、政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