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升级推进经济增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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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其原因和解决方法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了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为基本原因，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增加居民收入、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但目前看收效不显著。本文从加快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视角探讨解决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对策。

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

经济增长是经济理论界热议的话题，产生了大量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成果，形成了经济增长的外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两个流派。但概括起来，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1）供给因素：劳动力的增加，有形资本存量的增加，投资于正规教育及非正规教育（如在职培训及时间学习等）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投资于研究与开发所形成的R&D资本的增加，规模收益递增等；

（2）结构因素：由部门间边际生产率的差异所引导的以及由需求结构变动所引发的资源再配置效应；

（3）制度因素：适当的激励机制、完善的市场竞争体系及合理的制度安排所激发的经济效率。[1]在此抛开其他因素，我们主要看需求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整个社会的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三部分，消费需求又分为居民消费需求和政府消费需求两部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投资需求、出口需求，属于投资和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消费需求不足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造成我国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和效率较低，同时也违背了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国内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根本目的。因此，我们在此主要考察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理论和实践已经表明，在供给结构（生产结构）决定居民的消费结构（需求结构）的同时，居民的消费结构对供给结构有引导作用。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引导的供给结构的变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居民消费结构产生重大变动即消费结构升级时，经济能有较快的增长。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其时间长短、速度快慢，根本在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快慢和收入增长数量的大小。建国以来我国的居民消费结构经历了三次升级转型，分别是：1960年至1990年的第一次（代表商品：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消费级别：百元级）；1990年至2000年的第二次（代表商品：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消费级别：千元级）；2000年至今的第三次（代表商品：汽车、住房、旅游等；消费级别：万元、十万元级）。当然，这种升级转型从全国看不是绝对的，在城镇基本处于第三次转型期，部分农村地区还处于第二次转型期。我国30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证明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转型的重要作用。我国的家电行业同样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快速发展起来的。目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因素是第三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转型的速度快慢。如果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对准症结，加快消费结构升级转型的速度，不仅可以大为缓解因居民消费不足而下降的经济增长速度，还可扭转长期以来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模式，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第三次居民消费升级转型的代表商品主要包括住房、家用汽车、旅游等服务消费、家用计算机等；而其限制因素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初次分配中工资收入占GDP比例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民增收乏力、居民预期支出增多等。在影响居民消费的消费能力、消费环境、消费意愿三个因素中，消费能力是根本。而消费能力受收入与支出共同决定。而第三次居民消费升级的代表商品多是万元级、十万元级的商品，尤其是住房，还有高等教育、医疗费用、养老等支出，莫不是大额刚性支出。对于中低收入居民而言，在现有的收入格局下这些大额支出都需要日积月累几年，甚至数十年。目前，我国高收入阶层已经完成了第三次升级，或具备了充足的能力；中低收入居民却遥遥无期。要加快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速度，要在尽快增加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和数量、减小贫富差距的基础上，解决大额刚性支出的负担，启动他们的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

二、解决中低收入居民大额刚性支出负担，加快消费结构升级人普遍有不断改善生活质量、提高消费水平的愿望，即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在低层次欲望得到满足时，新的、更高的欲望和需求就会产生。但在经济社会，多数消费欲望和需求需要通过购买来实现，而购买需要有货币支付能力。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无，一般以其收入水平来决定。制约中低收入居民消费升级的根本在于他们的收入水平不足以支付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商品和服务。要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升级的障碍，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提高他们收入的水平，二是如何缓解大额刚性支出对其他消费的限制。对于第一个问题已经有大量研究，提出了各种解决政策措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在城镇企业，提高工资在初次分配中的比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与企业经济效益增长幅度相协调的工资稳定增长的机制，保证职工收入与企业效益同步增长；(2)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就业能力，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推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尽快推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改革和农业集团化、专业化、产业化步伐；（3）建立粮食、油料等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保护机制，加强大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农民收入增长和稳固经济发展基础；（4）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改善经济结构，提高社会就业率；（5）改革收入政策，调整收入差距，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政策和财政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支付力度，降低居民税收负担，增加收入水平，完善社会救济制度；（6）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一步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力度，加速实施城乡一体化统筹化发展。对于居民大额刚性支出内容的增加，部分是长期存在的，部分是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后产生的，解决的方式方法有所不同。城镇和农村居民共同面临的大额刚性支出包括住房、养老、高等教育、医疗保健等四个方面。

1.住房问题。1998年城镇居民取消福利住房制度后，随着旧公房出售工作的完成，购买商品型住房成为了城市居民家庭改善和新增住房的首要选择。与此同时，随着一般城市购房落户政策的实施，大量富裕郊县或外地居民也到城市购房居住或投资。多项对城市住房需求的增加推动了城市住房价格逐年攀升。加之投资炒作和各地政府的土地财政政策，城市住房价格达到了中低收入居民难以承受的天价。由此，引发了有新购住房需求的城市居民竭力压缩日常消费，增加银行储蓄。理性的看，城市住房改革对改善居民住房条件是有利的。但由于对中低收入居民家庭住房需求政策措施的不完善、力度较弱和房价的快速攀升，从而造成了住房购买支出成为城市一般家庭的超大额刚性支出，即使节衣缩食也难以实现购房愿望，以致造成不仅消费结构升级难以实现，原有的生活水平也受到了影响。不是住房制度改革有问题，而是房价过高与对中低收入居民住房需求政策缺位和不完善有问题。“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居者有其屋，是民生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城市政府要通过大力兴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满足中低收入家庭的必要住房需要；另外放开针对高收入者的商品房市场。在农村，住房建设是农民一生的大事和难事，传统上农民一生都在为住房忙碌。现在虽然农村家庭子女减少，新建住房的压力减轻，但对于普通农户在现有的收入水平下建设一套新住房也需要10到20年的积累。同时对原有住房的改建也是农民热衷的事，同样需要大额的费用。因此，如何把农民从住房建设困境中解放出来，将收入更多用于其它消费是解决农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问题。具体路径可以是结合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统筹化、等值化、城镇化发展政策，采取政府补助一点、农民自筹一点、集体补助一点、向城市流转宅基地指标补充一点、建材企业让利一点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根据城镇化规划统一进行新型民居建设，从而一方面减轻农民建房负担、加快消费升级，另一方面推进城镇化步伐。通过这种模式不仅解决了农村建房难题，改善了生活条件，同时还可带动建材、装饰用品、家用电器等的销售。

2.养老医疗问题。城镇居民的养老医疗难题，随着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全覆盖政策的实施已经得到缓解，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补贴数额和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数额，提高报销比例、数额和保障水平。农村新型医疗保险需要进一步提高覆盖面和财政补贴数额、适当增加个人缴费数额，从而提高报销比例和最高数额，同时改善农村医疗水平。农村养老保险需要尽快推行。同时加大公共养老机构的建设步伐。

3.高等教育问题。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居民负担，需要进一步扩大到高中阶段，并对特别困难家庭实施救济补贴。对于高等教育收费，多数家庭能够接受并有能力承担，部分困难家庭也可以通过助学贷款解决资金不足。现在的困扰是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根本制约因素是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解决就业难题一方面需要各级政府做好服务，拓展就业渠道；另一方面是毕业生要转变就业观念，不要把目标盯在大城市、政府机关、大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个人创业、中小城市都是就业目标。对于高等教育学费标准国家要严格控制上涨，并尽可能通过加大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来缓解高校收费的提高冲动，从而给居民一个稳定的支出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