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作用机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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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要素投入的角度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投资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投资需求是指因投资活动而引起的对社会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扩大投资需求，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拉动作用；缩小投资需求，则会抑制经济的增长。首先对投资需求与经济增长作系统研究的凯恩斯，他从宏观经济角度考察了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投资乘数理论。

投资供给主要是指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既包括生产性固定资产，也包括非生产性固定资产。生产性固定资产的交付使用，直接为社会再生产过程注入新的生产要素，增加生产资料供给，为扩大再生产提供物质条件，直接促进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非生产性固定资产则主要通过为劳动者提供各种服务和福利设施，间接地促进经济的增长。

无论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还是库滋涅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均认为国民收入投资比率的提升，不仅是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前提条件，而且是现代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典型特征。国际经验和历史经验的比较研究，普遍支持国民收入高储蓄倾向和高投资比率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于后发国家，由国民收入高投资比率驱动的大规模资本积累与快速技术进步，构成其成功赶超战略的核心部分。日本和韩国先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完成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而在经济赶超时期维持30%以上的国民收入投资比率。其间，日本的国民收入投资比率在1952年至1961年间从26%增加至41%，韩国的国民收入投资比率在1991年达到39%的高峰值。即使作为先发国家的美国经济，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革命中的领先优势也同样依赖于由国民收入高投资比率驱动的大规模资本积累与快速技术进步。

2经济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增长按其定义来说是一个总量概念，它表明人均产出的增加。因此经典发展经济学理论更注重要素投入的研究，而忽略了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最早注意到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关联，但自从库兹涅茨出版了其名著《各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才成为经济学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库兹涅茨运用经过改善的研究方法，对57个国家的原始资料分别作了截面分析和历史分析，从中得出结论：19世纪至20世纪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密切相关，现代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一个总量问题。他认为，“如果不去理解和衡量生产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难以理解的。”也就是说，如果离开了结构分析，将无法解释增长为什么会发生和怎么发生，因而现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结构问题。

钱纳里使用库兹涅茨的统计回归法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分析，构造了反映结构转换的主要变量典型性关系“发展模式”，以更加深入地研究现代经济增长中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关系。为了将分析结果更广泛地适用于各国和各种经济过程，钱纳里进一步使用了几个基本的方程式对“发展模式”进行复合，得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标准结构”。根据“标准结构”的描述性结论，结构变化的75%—80%发生于人均GNP在100至1000美元发展区间，其中最重要的积累过程和资源配置过程都发生显著的、深刻的变化，结构的改善往往伴随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可见钱钠里的“标准结构”对于揭示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具有更大的价值。

金德尔伯格和布鲁斯赫里克根据整理的实际数据，设计欠发达和较发达两个经济结构的投入产出模型，通过比较发现，在较发达经济结构的投入产出模型中，经济增长更具有专业化倾向，结构效益就上升到最重要的地位，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支撑点。这种来自结构的经济效益，其意义远远超过个别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经济效益。另外，乔根森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根源分析及所进行的国际化比较也揭示了结构变动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我国，周振华从理论上对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关联效应、结构弹性效应、结构成长效应和结构开放效应进行了系统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现代经济的发展不仅来源于资源投入量的增加，而且取决于投入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合理的产业结构是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基本前提，如果产业结构不合理，各产业发展的比例关系不协调，就会影响资源投入的效率，造成产业之间的“瓶颈”制约，使宏观经济运行失衡，整个经济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就失去了合理的产业结构条件。由于我国投资对消费的影响不大，特别是在投资迅速增加，投资率比较高时，投资增加主要是增加了对投资品生产的需求，进而使投资品生产部门扩张，产业结构发生相应变化。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过快，科技成果无法被全部吸收、转化。

3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期,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已经有关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初步论述。最早认识到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有重要推动力作用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生产量的扩大可以不依赖于资本量的增加情况。其中如加强对自然力的利用,提高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改进劳动协作和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实际上都与技术进步的作用及其效应相联系。

1912年,熊彼特首次提出了创新概念,并在1939年提出了创新理论。熊彼特理论研究的主要成就在于,始终强调了“技术创新”,以此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内生变量”,并强调了它对经济增长不可替代的作用。熊彼特关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研究大多停留于文字,没有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而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创新虽然被看作外生的变量,但罗伯特·索洛(1956年)的经济增长模型表明:技术和传统投入的比较中,技术创新导致了80%的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一代增长理论,严格来说并没有真正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内生化,而是将技术进步内含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中。前者以罗默(1986年)为代表,后者以卢卡斯(1988年)为典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将技术内生化的增长理论是在生产函数中引入R&D活动。在这种模型里,内生的技术进步(体现为R&D投资)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力量。技术创新究竟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归结为两个作用:一个是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另一个是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宏观效应。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缘于它能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以及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和使用效率。同时,通过影响供需结构变化,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从宏观上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投资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投资是技术进步的载体。任何技术成果的应用都必须通过某些投资活动来体现，它是技术与经济联系的纽带；另一方面，技术本身也是一种投资的结果。任何一项技术成果都是投入一定的人力资本和资源等的产物，新的技术开发和应用都离不开投资活动。

综上所述，不管是要素的投入，经济结构的合理转换还是技术的进步都需要资本的投入而加以改变，但归根结底都是要素的投入，但投入的方向与结构需要仔细斟酌而朝更有利于经济良性增长的方向进行。其中加大科学教育与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其中的核心。这样在加大资源投入的同时，更提高它们应用的效率，提高投入产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