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因素经济增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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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纳入环境因素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1.考虑环境因素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代表人物的主要代表有：Dsgupta和Heal（1974，1979）、Solow（1974）、stiglitz（1974）、Baumol（1986）、Chichilnisky（1995）、England（2000）、WilliamA.Brok和M.ScottTaylor（2004）等。他们的观点主要是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对自然资源的最优开采、利用路径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对未来的比较乐观的结论。如Dsgupta和Heal将使用CES生产函数，不可再生资源以原材料的形式进入生产函数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研究还表明：如果劳动、资本及可再生资源等能够再生的生产要素与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弹性小于1，即使存在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产出的总量也会存在上限，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是不可能持续增长的。如果替代弹性大于1，则不可再生资源提供的原材料就不是生产的必要投入，这时可产生可持续增长。Stiglitz的模型考虑了人口增长因素，假设技术进步率为不变及资源边际产量也为常数，则当资本和资源间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只要技术进步率与资源边际产量的比值较大的条件下，即使人口增长，经济也能保持不变的增长率。并且说明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可以被技术进步所抵消，只要保持足够快的技术进步速度，自然资源将不会制约人类的经济增长。Baumol得出结论：自然资源的物质存量是有限的，将随人类经济的增长逐渐减少，但技术进步将提高这些资源的经济贡献，因此，自然资源的经济存量将不断增长，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仍然是可行的。Chichilnisky（1995）年借助于包含自然资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推导出了的“绿色黄金法则”，认为经济路径保持可持续增长的条件是自然资本和消费的边际替代率等于自然资本的边际更新率，而影响边际替代率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还有许多经济学家有同样的认识。

2.考虑环境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以Romer（1986，1990）、Lucas（1988）等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出现。Bovenberg和Smulders等在Romer（1986）模型基础上将环境引入生产函数的研究，而Hung、Chang和Blackburn等基于Romer（1990）的模型来研究环境与经济间可协调发展条件。Gradus和Smulders以及Stokey等则通过扩展的“AK”模型来研究环境污染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问题。而Aghio和Howitt等将环境污染和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引入新熊彼特模型中来分析环境与经济可协调发展的条件问题。这些研究都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中的重要性。

目前，一些经济学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解释经济与环境可协调发展条件的问题，其主要代表WilliamA.Brock和M.ScottTaylor（2003，2004）。他们是基于由Grossman和Krueger（1993）提出并由Copeland和Taylor（1994）所定义的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提出经济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模型，分别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建立相应的模型。

国内学者对经济与环境的关系理论研究晚于国外，基本上还处于跟踪国外研究阶段。从文献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多个方面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进行定性的研究；二是考虑环境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其中包括新古典增长和内生增长两类模型。如：辜胜阻和魏珊（2000）、李善同等人（2001）、李崇阳（2002）、陈祖海（2004，2006）、何一农和胡适耕（2004）、岳利萍等人（2006）、彭水军等（2006）等。

二、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述评

1.实证研究

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主要围绕库兹涅茨曲线（EKC）展开的。EKC假说最早是由Grossman和Krueger（1991）提出的，他们在对66个国家14种空气和水污染指数12年的变动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大多数污染指数与人均GDP间呈现倒“U”型关系。继Grossman和Krueger之后，许多实证研究都表明，在大多数环境质量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确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如Shafik和Bandyopadhyay（1992）、Shafik（1994）、Selden和Song（1994）、Friedl和Getzner（2002）。他们几位的研究都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许多污染指标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被称为倒U曲线。环境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设的主要内容：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会出现先恶化后改善的过程，即在国民收入低水平下随着经济发展，污染水平也相应提高，环境质量恶化；在国民收入高水平下，随着经济发展，环境污染水平下降，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和提高。从接下来的十多年研究文献来看，环境与经济增长/发展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而进行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证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间演进是否存在EKC假设；二是对EKC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论或政策解释。

国内方面，吴玉萍、董锁成（2002）使用12个质量指标研究了北京市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间的关系，发现存在明显的EKC特征，认为北京施行了比较有效的环境政策。沈满洪（2002）等用浙江的数据得出各类污染指标的N形曲线。彭水军、包群（2006）利用中国的时序数据研究了经济增长和六类污染物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简化型模型，认为倒“U”型EKC曲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及估计方法的选取。李达、王春晓（2007）通过综合简化型模型，研究了三种大气污染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之间不存在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2.计量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EKC实质是收入增长（y）对环境质量或资源消耗（E）的影响，即E是y的函数。各个研究者从不同的假设条件出发，考虑不同的主导因子，设计出种类繁多的方程形式，方程形式有一般线性和线性对数形式两种，最简单常见的方程形式是收入与资源环境关系的二次方程，有的为了突出曲线特征形状而使用收入取对数后的二次方程，得到明显的倒“U”形曲线。三次方程（如Madhusudan等）显示为N形曲线，说明现实中存在很多波动效应。Stern（1996）认为，EKC计量技术无外乎三种：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混合影响（FE）、随机影响（RE）。另外还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单位根分析、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基于向量自回归的动态分析、面板数据分析以及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总体看来，近几年在计量方法上并没有很大的进步，计量研究方法和模型的简单化对EKC研究是一大限制。

3.理论解释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EKC现象的理论解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人们就经济结构、规模、科技水平、国际贸易、机制和规制及政策等方面展开。

经济结构及规模的解释：Grossman和Krueger（1991）认为，经济增长就是通过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影响环境质量。规模效应是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将会导致污染排放的增加而使环境质量的下降；技术效应就是通过技术作用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如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以及提高污染减排，技术促使污染排放减少而提高环境质量，同样Selden、Song、Markus、Magnus也得出相同的结果；而结构效应就是污染密集型的工业转向轻污染工业的变化使环境质量改善，通过这三种效应所占比重的变化，环境质量随着变化。特别是技术的变化一方面能使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污染减排，环境质量提高。Panayotou、Lopez、Jean、David、Markus、Antonio等也从经济结构的改变解释EKC现象。贸易方面的解释：Lopez、Copeland、Taylor、Suri、Roldan等从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研究EKC。污染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从高收入国家转移到低收入国家，使发达国家环境质量好转而发展中国家环境质量破坏更进一步破坏。市场机制解释：Copeland和Taylor（1995）、Agras和hapman（1999）、Rock（1996）、Liddle（2001）等认为，价格机制就是通过提高自然资源价格使得经济活动能自动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市场参与者作用就是通过市场参与者环境意识增强，使得经济活动减排，提高环境质量。规制理论解释：主要有Panayotou（1999）、Chichilinsky（1994）、Hettige等（1995）、Pargal和Wheeler（1996）等。包括正式规制、非正式规制以及产权，一方面是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环境管理制度；另一方面是对自然资源或能源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环境质量会因这些制度的变化而变化。

三、启示

中国正面临着全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的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的阶段，但依然没有走出资源型经济增长路线和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低产出”以及“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引发了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环境优化经济增长为主，体现的是一种新型的经济与环境关系，是客观认识环境要素、系统总结发展实践的结果，是人类深刻反思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作出的必然选择。从理论上的探讨主要涉及到宏观经济理论的前沿问题，而中国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前沿还在跟踪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

从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来看，中国EKC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是因为中国处于经济发展初期阶段，不具备完整的经济发展方面的时间系列数据；但是环境问题的紧迫性促使国内学者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并且在实证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由于EKC的提出是没有理论基础的，除了进行大量实证研究外，还必须广泛探讨EKC在理论上的形成机理，并给出严格的证明。在理论探讨的初级阶段，可以借鉴其他学科成熟的理论，如系统论、热力学理论等。

在政策的建议方面主要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在资源、环境方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今后一个时期，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必须实现经济与环境的互利耦合，走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