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资本的兑换探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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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入WTO对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影响

1996年12月,我国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当时有学者提出应尽快在短期内实现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一过程推迟了。基于东南亚国家的经验与教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提出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的自由兑换应该缓行,但随着中国加入WTO,服务贸易行业的开放与国际交流必然伴随着大量的资本流动,我国现有资本管制及资本和金融项目管理将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客观上要求放松管制,逐步推进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进程。我国加入WTO后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变化将对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产生重大影响。

(一)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管制的现状分析

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是指随着对跨境资本交易本身管制的取消,与资本交易相关的外汇(包括资金跨境转移及本外币兑换)管制也相应取消。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管制主要采取交易管制和汇兑管制两种形式。前者是对跨境资本交易行为本身进行管制,后者是在汇兑环节对跨境资本交易进行管制,即对资本和金融项目交易相关的外汇汇入、汇出及外汇和人民币的相互兑换进行管制。资本和金融项目是一个整体概念,这个项目是由许多子项目构成的,在以下的分析中,简单地把资本和金融项目大致划分为产业类资本交易、商业类资本交易、证券类资本交易与其他类(金融资本)交易。

1.产业资本交易主要指直接投资。我国对于产业资本的流入管理较为宽松,对流出管理严格一些。对于经批准的外商直接投资,在汇兑环节实行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制度;对外商投资企业发生清盘、撤资、转股的资金汇出审核其真实性。产业资本的流出(主要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汇兑环节要求进行境外投资风险审查和外汇资金来源审查,过去对国内企业境外投资购入外汇控制较严,目前已对这一政策进行了适当调整,允许国家对外战略性投资项目(经国务院批准的项目)、境外带料加工项目及援外项目购汇投资。同时,外汇局对我国境外投资利润和其他外汇收益汇回进行监督管理,境外企业停业、解散时应将外汇资产调回境内。

2.商业类资本交易主要指与国际贸易或提

供国际服务直接相关的商业信贷活动,例如贸易信贷、远期信用证等。由于此类资本交易伴随着商品和服务贸易交易,所以外汇管理不进行限制和审批,只有统计和备案要求。

3.我国对于证券类资本交易的管理最为严格。目前境外投资者仅能够买卖境内B股,对与此相关的资金流入、流出没有限制,但不得结售汇。对于其他形式的股本证券和债务证券投资,首先交易本身尚未开放,对与之相关的资金汇兑和流出入均有严格的管理。居民无论在境外发行股票债券还是买卖股票,均需个别批准,办理登记和结售汇核准。非居民也未获允许在境内发行、出售、购买债券和股票。

4.资本和金融项目管理中的其他类资本交易主要包括境外借款、金融衍生工具等,管理较为严格。例如,借用外债必须登记,本息不得擅自汇出;外债资金除经国务院批准外,一律调回境内,对外借款结汇需经外汇局核准;境内机构还贷必须首先使用自有外汇,不足部分经批准方可购汇;不允许使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投机,交易仅用于避险和保值的目的。

总之,可以对我国的资本和金融项目的汇兑管制做出如下描述:第一,中国对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外汇管制实行了有严有松、宽严结合的政策,对开放风险度较大的证券投资、对外借贷款等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对风险度较小的外商直接投资等则实行相对宽松的管理;第二,对于能够促进技术转移、产业升级的产业资本交易先行开放,对于注重短期利益、以获取交易收益为目的的金融资本交易放缓开放,实行严格控制;第三,对于长期性的资本交易优先开放,而对于短期流动性的交易则控制较严;第四,对于资本流入的交易采取鼓励政策,而对于资本流出的交易则控制较严。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兑换管理的上述特征,适应我国的需要,对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抵御短期投资资本的冲击、防范金融危机的传染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加入WTO对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影响的分析

由于世贸组织是一个多边贸易框架,其最直接和明显的效果将通过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等方面反映在经常账户上,其对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一些项目的变化而体现出来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外商直接投资继续扩大,长期资本流入增加。加入WTO后,我国将逐渐扩大对外开放领域,金融、保险、电信、商业、旅游、外贸、航运、建筑、教育、卫生、出版等行业对外开放的步伐将逐渐加快,服务业吸引外资的绝对值和比率将明显提高,一些国际通行的引资方法如兼并收购、证券投资等将被更多的外商采纳,从而进一步扩大引资规模;我国在涉外经济政策、法律法规、经济体制等方面更具透明性,这对增强外商投资中国市场的信心也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加入世贸组织两年多的情况说明,我国正成为国际经济中的新亮点和外资投资的重要目的地。进入2002年,跨国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量涌入中国,2002年1~12月吸引的外国投资比2001年上升了12.51%,达到527.43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2003年头两个月实际使用外资的增长率更达到53.61%(见表1①)。另一方面,外商来华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正在不断优化,重点已经从一般制造业发展到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目前,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多家来华设立了企业,并且,外商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已有400多家。今后,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积极效应将进一步显现。由于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同时已经形成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这些因素均将综合作用在一起,拉动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额继续增加。

2.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对外投资将有一个明显增长。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逐步成熟。从国内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买方市场基本形成,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一些产业的竞争力大大提高,逐步具备了将国内成熟技术向国外有需求的市场进行转移的能力,一批企业也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不断壮大。从国际看,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更为国内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2001年,实施“走出去"战略已正式写入我国“十五”计划;同年9月,我国更放宽了对进行境外投资的购汇限制,以支持企业自主经营,贯彻“走出去”的战略。

近年来,我国海外投资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2年年底,我国累计投资设立各类境外企业6960家,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协议投资总额逾138亿美元,中方投资约93亿多美元(实际数量和金额远不止于此);累计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1148亿美元,完成营业额827亿美元;累计签订对外劳务合作合同额295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38亿美元,外派劳务逾273万人次。目前,已有39家中国企业进入世界最大225家国际承包商之列,11家进入国际工程咨询设计200强。此外,在境外资源开发、跨国购并、设立研发中心、开展农业合作等方面,中资企业也成绩显著。

在看到境外投资这些年取得较大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与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相比,对外投资的数量还很小。20世纪末,全球对外投资总额约为10000亿美元,而在引进外资居世界最前位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仅6亿多美元,只占全球的不到1%。根据国际资本输出规律,输出国际直接投资和引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166∶100,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8∶100,而我国这一比例仅为1.5∶100。目前,全世界每年国际工程承包的总金额在10000亿美元左右,我们只拿到1%多一点。乐观地说,是我们“走出去”潜力巨大;不乐观地说,是我们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已远远落伍。此外,从国际经验看,当一国人均国民收入处于400~1500美元之间时,对外投资将显著增加。2002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而且呈上升趋势。这为我国对外投资进入较快发展期奠定了物质基础。未来5~10年,“走出去”战略将在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些有条件、有实力的企业将加快“走出去”的步伐,这将直接带来长期资本流出规模的扩大,从而对国际收支的长期资本和金融项目产生直接影响。

3.证券投资规模将有所扩大,但资本流出的规模和速度仍将受到限制。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我国资本市场改革也将逐步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工具将进一步丰富,证券投资的流入和流出规模均将有所增长。但我国的国情和国际经验教训都决定了,资本和金融项目开放仍将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因此,对境外证券投资主体的限制在一定时期内还将存在,证券投资的流入不会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增加,因而也不会对国际收支带来剧烈影响。

4.外债规模仍将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由于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巨大吸引力,决定了我国在长期资本流入方面仍将以吸引直接投资为主,外债规模将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此外,截至2002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到2864亿美元,目前已超过3000亿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偿还债务的能力,不会对国际收支带来较大冲击。还应注意的是,加世贸组织后开放程度的提高也为国际收支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变化带来了许多新的不确定因素。虽然目前我国的资本和金融项目尚未开放,但随着国际交往的逐步扩大,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以及短期资本项目为国际资本的跨境流动均提供了大量机会。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国家对以套汇、套利为目的的资本流动监管难度上升,这些均给资本和金融项目收支带来了很多不确定因素。

(三)加入WTO后我国外汇管理面临的挑战

从这两年多的情况可看到,我国经济开放是渐进的,“入世”并没有对我国带来很大的冲击或负面影响,但我们也要看到“入世”对外汇管理工作提出的新挑战。

1.“入世”对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构成潜在压力。首先,世贸组织对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尽管目前没有明确要求,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世贸组织正在通过签订金融服务和相应的资本流动的多边协议来推动资本和金融项目的自由化,因此,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世贸组织与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的关系。尽管目前世贸组织对该问题的讨论局限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这一范围较窄的概念,但确实有世贸组织官员认为,所有关于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政策的调整都必然会对乌拉圭回合各项规则的实施产生影响,为此还提出了由谁来决定资本和金融项目自由化规则的问题。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正努力将资本和金融项目自由化纳入其管辖权范围。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准备。其次,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国际贸易呈现从传统进出口方式向以投资带动和以承包工程带动方式的转变趋势,与贸易流动相伴随的国际资本流动会增加,微观层面的企业、银行等对投资自由化及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呼声将会越来越高。再次,从宏观层面来看,“入世”后,由于服务贸易尤其是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市场准入扩大,对这些中介服务的监管难度增大,外资银行的混业经营模式、金融创新的蓬勃发展和向证券市场的渗透,都会大大影响资本管制的效力。因此,逐渐放宽资本管制、推进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也是政府主动适应对外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2.外汇管理任务将更加繁重。据有关研究机构的估算②,到2005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将从1999年的3600亿美元增加至60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将从1999年的400亿美元增加至1000亿美元。无论上述预测准确与否,毫无疑问,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出口贸易和引进外资规模将不断扩大,外汇资金流速也将因金融对外开放、金融电子化程度的提高以及金融产品的推陈出新而加快。如果外汇管理仍保持现有管理模式,进出口收付汇核销及其他经常项目交易的真实性审核、外资企业外汇登记管理、外汇账户审批及年检、外债的统计与监测、国际收支统计与申报等各实际工作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人员、设备、技术、资金、场地不足的矛盾将更加凸显。与此同时,随着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逐步开放和对外交往的扩大,外汇管理的对象将更为多样化、复杂化,新情况、新问题将不断涌现,这对管理者的知识、经验、管理水平和手段都将提出严峻的挑战。

3.国际收支监测预警要求大大提高。国际收支作为国家宏观经济4大账户之一,是国家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如上节分析,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国际收支规模、结构、速度都将发生很多变化,影响国际收支的因素增多,对国际收支监测预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况且,利用世贸组织保障条款客观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为了能充分地利用世贸组织赋予的保障措施,有理有据地依法保护自身的利益,我国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和国际标准接轨的国际收支监测预警体系。

二、我国实施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带来的利益

开放资本和金融项目,对于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金融发展,有效配置资源

1.对国内金融机构来说,可以达到促进竞争、规范管理、提高服务质量的目的。由于资本和金融项目的管制,国民经济的许多行业缺少国外企业的竞争,导致不思进取、收费高、服务质量差,消费者受到严重损失,而个别部门或集团却能坐收垄断利益。例如,我国关于电信业改革的激烈争论,就是缺乏国内、国外竞争的表现之一。通过开放资本和金融项目,可以提高服务质量和推动竞争。一方面,我国可以进口国外先进的、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可以节约生产这些服务需要付出的较高成本,为我国经济发展更好地服务;另一方面,国外竞争的引入将迫使国内金融机构学习先进国家金融机构的经验,加强对自身资产负债的管理,提高效率,在激烈的竞争下求生存、谋发展,最终促进我国金融服务整体水平的提高。

2.对国内金融市场来说,可以达到发展国内市场、联通国际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生产国际化的发展,要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要素配置,各国经济的成长和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要求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并优化配置,这就要求资源从储蓄者手中到投资者手中的全球性中介活动,以便使全球储蓄配置到生产效率最高的投资中去。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还很不发达,在市场规模和运转速度、运转效率都不能达到合理配置生产要素的要求。在对国际资金的利用方面,由于资本管制的存在,无论是融资规模、融资渠道、融资方式,还是融资成本、融资信誉都受到很多约束。而在开放资本和金融项目后,我国就可能会真正融入到国际金融市场中。一方面,国外资金能为我国更好地利用,融资成本能尽量降至较低程度;另一方面,国内资金既在国内运用的领域得到拓宽、效率得到增强,又可以进入国际市场,寻求更高的收益。

3.对国内使用的金融工具来说,可以达到增加品种、分散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的目的。生产国际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各种新型金融工具的创新与普及,分散了投资风险、提高了投资收益的安全性,因而使居民能在全球范围内运用不同的金融工具将资产多样化,降低收入和财富受国内金融和经济冲击影响的风险。在资本管制的前提下,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受到限制,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较少,不能运用国际金融市场的先进的金融工具安排自己的资产负债结构,对资产进行必要的保值和力图实现较多的增值,对负债进行合理的期限安排和尽可能多地减低利息支出。如果放开资本和金融项目,我们将有可能不仅运用别国市场先进的金融市场,达到分散风险、增加收益的目的,还可以进行独立地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获得利益。

(二)减轻乃至消除资本管制的巨大成本

1.降低资本和金融项目管理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任何一种管制措施,在收到政府所要达到的效果的同时,必须付出相应的成本。就我国资本管制的框架和内涵来说,我国投入的成本可以细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机构设置。在我国,不但在国家外汇管理局设立专门的部门进行资本和金融项目管理,而且各有关涉外经济部门都或多或少地参与管理。参与资本和金融项目管理的不同部门和机构,主要从事立法、审批、检查、处罚等活动。如果各个部门能做到密切配合、统筹安排,从立法到审批等各环节保持高效率,就会减轻资本管制的直接成本。相反,如果各个部门互相扯皮、办事拖拉、效率低下,不但会增加直接成本,而且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其次,人员配置。不管政府机构精简到何种程度,基本的管理人员是必需的。但在实际的人员配备过程中,由于政府机构长期存在的不断膨胀的倾向,参与管理的人员可能会超过需求。同时,由于资本和金融项目管理的专业性较强,以涉外业务为主,而且逃避管制的渠道和手段随着管制时间的推移已经变得更加隐蔽和复杂,因此,要求具备较高素质的金融、外贸方面的人才,长期专门从事管理工作。若这些人才用于其他部门、行业,会做出相应的贡献。

再次,经费拨给。机构运营所需要的经费是十分庞大的。办公用房、技术设备、人员工资、软件开发和维护以及其他各种经费,增加了政府支出。

第四,对经常账户管理的成本。这是进行资本管理的间接成本。我国已于1996年底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但是,经常项目的放开并不意味着对经常项目管理的完全放弃。相反,在资本和金融项目未放开的情况下,经常项目管制的某些方面还要加强。因为在资本管制时,受各种利益的驱动,对外经济会出现非法的资本流入和流出现象。而非法资本流出的一个重要渠道,是混入经常项目。目前我国存在的资本和金融项目混入经常项目的渠道有:高报或低报进出口合同价格;通过贸易结算时间的提前或滞后,达到资本流出入的目的;制造假单据如假报关单等,进行外汇资金的国内外转移。因此,为了区分资本和金融项目和经常账户,防止和打击非法资本流出入,需要加强经常项目的管理。开放资本和金融项目有利于减轻乃至消除资本管制的巨大成本。管理机构、人员、经费支出的减少直接使管制的成本大大降低。

2.减少寻租和腐败现象的滋生。资本管制为允许但受限制的资本和金融项目交易的许可证制度创造了隐含的市场价值。如果这种许可证制度采取公开拍卖方式,则意味着涉外金融交易存在双重汇率体制;如果是由行政分配许可制度,那么很可能会引发寻租活动和腐败现象。在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交易的批准和检查分属于不同部门。任何部门如果滥用审批、监察、处罚等权力,都会导致腐败现象的出现和蔓延。在1998年的6大部委联合打击走私、骗汇、骗税的过程中,有关媒体就曾报道了广东省下属某一海关(科级单位)30余人集体受贿的情况。这一情况说明,由于资本管制导致的腐败现象不但存在,而且可能比较严重,损害了资本管理的效果。由于经常、资本和金融项目的放开,区分经常项目及资本和金融项目已失去存在的意义;即使仍存在管理,但也仅仅是对交易活动的统计、分析和检测,管理部门的权力也将消失,因管制引起的腐败现象没有了孽生的温床。

3.抑制地下交易的发展。逃避资本管制的渠道之一是从事地下交易活动。地下交易既可以是制造各种假单据并进行买卖,也可以是直接的外汇交易。地下交易的存在减少了政府税收,扰乱了经济秩序,削弱了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十分不利。开放资本和金融项目,可以有效抑制外汇地下交易。

(三)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

上述资本和金融项目开放对金融发展影响的分析,已经部分地涉及到资本和金融项目开放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资本和金融项目开放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更多地吸引外资流入满足经济建设中的资金需求,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有利条件。绝大部分实行资本和金融项目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在开放的初期,资本流入会大量增加。而且,如果本国的经济发展保持在稳定状态,外资流入的状态也将是稳定的。由于我国幅员广大,市场辽阔,经济发展具有很大潜力。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建设的资金需求将不断上升。不断的发展过程将包含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这方面,外资流入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将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不但带来了我国急需的资金,而且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经营和管理经验,为我国培养大量的企业管理人才,这已被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明。面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形势,外商投资企业也将调整自身的经营和发展战略,同时也必然把母国的经验运用于我国,甚至加以发展。

2.通过放开与贸易有关的资本流动的限制促进贸易进出口的增长。国际贸易与资本的流动密切相关。贸易发展促进了资本流动,资本流动加速了贸易发展。在贸易进出口中,外商投资的设备和物品进出口本身就是资本流入的一个渠道。另外,多样化的贸易融资也必然要求与资本流动相配合。在未能开放资本和金融项目时,不但外商直接投资受到多种限制,而且贸易融资的渠道和方式也十分单一,不利于贸易进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扩展。例如,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不少出口货物不能及时甚至无法收回外汇,如果我国的资本和金融项目是开放的,我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就有可能在可行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贸易融资,为进口方提供卖方信贷,从而推进出口增长。

(四)推动我国经济的国际化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世界。生产国际化、资本国际化的高度发展,跨国公司、跨国银行的迅猛发展使国家之间的疆界在经济上的意义越来越模糊,区域性的一体化组织、世界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能否尽早创造条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利用各种一体化组织带来的优惠条件,加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是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的重大课题。对我国来说,开放资本和金融项目无疑将大大地推进我国经济的国际化。

1.资本和金融项目开放符合对等互惠的国际经济合作原则,有利于我国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无论是多边还是双边的合作,都强调对等互惠,即在取得对方所给予的各种优惠条件的同时,承担着给予对方同等条件的义务。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可以享有规定的各种优惠待遇,可以得到充分的其他国家的经济信息,可以在困难时得到必须的经济援助,可以扩大本国的出口市场和投资场所。由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实现了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开放,新兴国家也越来越多地开放资本和金融项目,各种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各国政府对我国的市场开放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而在开放资本和金融项目后,我国就会更多地为国际经济社会所认同、所接纳。

2.资本和金融项目开放有利于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建成自己的具有强劲实力的跨国公司、跨国银行。现代国际投资理论表明,组建跨国公司、跨国银行并不是少数发达国家的专利,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利用区位、技术和资源等优势,进行跨国界的投资,在国际化的生产和资金运营中获得利益。如前所介绍,我国目前对外投资仍处在落后阶段,跨国企业不但数量少、实力弱,而且主要是在对方国家建立出口的桥头堡,为扩大出口提供服务。我国的海外金融机构开展的业务也十分有限,无法与国际银行相竞争。当然,我国没有实力强的跨国公司、跨国银行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不强。但是,放开资本和金融项目,对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国外的筹资限制会放松。在经济稳定的前提下,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就有可能利用国际资金,增强国际竞争力。

3.资本和金融项目开放是我国建立国际化的商品交易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必备前提。一个国家是否强盛于世界,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是:是否有国际化的商品交易中心和金融中心以及作为其基地的大都会。我国除香港外,目前尚无这种国际化的中心城市。要发展我国的国际化中心城市,一方面要依靠我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开放资本和金融项目是必备的前提条件。如果我们对资本交易进行管制,就不可能建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金调拨和运行的国际金融中心。

(五)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输出人民币以换取实际资源是一条利用资金的新渠道。人民币出口之际,就是实际资源进口之时。通过输出人民币,换取实际资源的进口,所取得的利益人们称之为铸币税。通过铸币税获得巨大利益的国家首推美国。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在国际储备体系中的核心地位。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的地位有所削弱,但美元仍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贸易收支长期逆差,但美元的地位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利益,美国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的美元,又被世界各国大量地用于对美国的投资,而这些投资又进一步支持了美元的进口扩大,从而完成美元的国际大循环。当然,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还不仅仅是获得铸币税,它对我国的贸易发展、对外投资、经济的全面国际化和经济实力的增强都有积极的意义。

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是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重要内容,但人民币自由兑换与人民币的国际化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民币自由兑换并不能意味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因为一国货币能否成为各国接受的国际货币尤其是储备货币,最终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实力。但要使人民币发展为一种国际化的货币,放开资本和金融项目,允许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的自由兑换,却是必需的前提条件。

三、我国实施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带来的风险

资本和金融项目开放给一国带来的风险来源于两个基本因素。首先是国际资本流动的高速发展。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空前庞大,在国际间的流动十分频繁、活跃。为追逐高额利润而进行的大规模投机活动,是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突出的一个特点。如果一国的经济稳定,宏观调控机制十分健全,调控能力强,就能趋利避害,达到预期的目标。反之,若一国经济实力不强,调控能力弱,一旦经济出现不利形势,大规模的资本撤出有可能给该国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其次是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宏观调控能力。这一因素与上一因素既有相辅相成的联系,又有制约与反制约的关系。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宏观调控体系的现实情况看,开放资本和金融项目将会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潜在风险:

(一)国际收支平衡的风险

在资本管制的条件下,对国际收支平衡的调节可以较多地依赖管制而进行,尽管人们越来越多地谈到资本管制的失效,但管制至少会在短期内给国际收支带来成效。而在放开资本和金融项目后,自由的资本流动将给国际收支平衡增添了较大难度。

1.从短期看,资本和金融项目开放会引起资本流入的突然增加,引起国际收支顺差或顺差的加大;从长期看,如果资本的流入持续增加,则存在必然的经常项目逆差或逆差增大的风险。经验证明,在资本和金融项目放开后,短期内资本流入会突然增加。因为在限制解除后,过去累积的徘徊在本国之外的资本“能量”突然释放,自身有一个不正常的膨胀过程,似乎在投资者的面前开放了巨大的金矿。对我国来说尤其如此。由于我国经济成长迅速,市场潜力巨大,预期收益乐观,大量的资本将流向一些国际资本热衷于投入的项目,如房地产、股市、债券市场等等。如果这种流入只是暂时的,那么,其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也不会久远。但如果是长期和持续的,那么,政府掌握的外汇储蓄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国内居民所得到的大量的国外资金不可能长期放在手中,而是用于进口,甚至进口那些相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来说过于超前的消费品,因此,经常项目的逆差在所难免。经常项目长期逆差对经济发展的危害,在1997年开始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已给世人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

2.资本流入结构中的间接投资、短期资本和私人资本所占的比重将大大增加,增大债务偿还的风险。在过去的20年中,我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外债发展战略,资本流入以长期资本为主,短期资本所占比例较低;在长期资本中又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间接投资所占的比例较低;以国际组织、外国政府的低息贷款为主,私人资本的比例较低。中长期债务可以避免债务的集中到期支付,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的期限长、利率低,外商直接投资可以运用本身的产出进行偿还,因此,债务偿还的风险得以有效控制,资本流出的规模受到相应的约束。在放开资本和金融项目后,国家对外资流入的形式、期限结构将变得难以把握,间接投资、短期资本和私人资本的流动将大量增加,而外汇储备不可能保持与资本流入相同比例的增长,因此,当宏观经济出现不稳定的因素时,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将使我国有可能面临清偿能力不足的危险。

3.国际收支调节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风险。当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时,无论是顺差过大还是逆差的增加,国家都必须采取必要的调节措施。在资本和金融项目开放后,调节措施的预期效果将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首先,时滞的延长削弱了调节效果。在资本管制条件下,国家可以采取加强或放松管制的措施,对国际收支进行逆向调节,这种调节效果较为直接、见效快。在资本自由流动后,国家只能采取间接调控手段,例如通过利率、货币供应等措施加以引导,这些间接措施不但收效慢,而且一旦事过境迁,不但不会按照当初的设想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而且可能成为产生新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诱因。这似乎会印证西方经济学中干预比不干预更坏的理论。其次,资本流动的逆风向运作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在国际收支逆差时(如进口大于出口),如果伴随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政府采取调节措施企图扭转逆差(本币贬值),这使资本流出的速度更快和规模更大,加剧了国际收支的逆差;反之亦然。其结果是政府的意图难以实现。

(二)宏观经济稳定的风险

开放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互相影响。当经常账户开放而资本和金融项目未开放时,国外经济的波动通过经常账户的传导相对来说障碍较少,而通过资本和金融项目的传导将受资本管制的范围、深度的限制。现代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中吸收理论和货币理论对国际收支与宏观经济稳定存在的相互影响关系都给予了充分肯定。我国在经常项目放开的同时保持了对资本和金融项目的严格限制,宏观经济的稳定可以在较大程度上避免被资本流动所冲击。但资本和金融项目开放后,国际收支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这种全方位性比仅仅开放经常账户更为直接和深入。

1.通货膨胀的风险。国外的通货膨胀可以通过本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引起的国际储备流入而送进国内。具体地说,国外货币量增长后,本国国际收支会出现顺差,从而引起储备增长,增加了国内基础货币的国外资产存量。这时,如果中央银行不采取冲销政策,国内货币供应量就会上升,最终造成国内总需求的扩大,国外收入增加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就通过国际收支差额传递到国内。西方货币主义者认为,国际间利息调整在通货膨胀传递中的作用大于价格调整的作用,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调整要快于商品市场的调整,因此,国际资本流动在传递通货膨胀方面更重要。在我国,国际收支顺差曾经给通货膨胀带来压力。1994年,我国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并引起基础货币的增长。当时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收回再贷款的对冲措施,但当年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仍达到21.7%。国际收支顺差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在当时曾引起人民的关注和争议。今天我们冷静地看待这一问题,国际收支顺差对通货膨胀还是产生了一定压力的。这是在经常账户放开而资本和金融账户未放开的情况下发生的。在资本和金融项目放开后,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高于国外利率,资本的流入将是迅速而大规模的,引发通货膨胀的渠道将会增多,通货膨胀也变得难以控制。

2.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干预的风险。资本流出入的规模和结构既受国内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又对财政和货币政策起到反作用。这种反作用表现在资本流动存在扩大或缩小财政和货币政策效果的机制,从而偏离宏观调控所预期达到的目的。例如,国内就业不足、消费不足,政府增加开支以刺激有效需求的增长,同时辅之以较松的货币政策。增加政府支出通过增发国债来进行,松的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利率来进行。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增发国债可以一部分放到国际市场进行,由于国债的利息收入相对较高,会达到吸引外资的效果,同时通过对资本流出的控制,使降低利率不致引起资本的净流出。但在资本和金融项目开放后,增发国债引起的资本流入的增加,有可能被利率降低引起的外资净流出所抵消,从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能达到预期的刺激总需求增加的目的。因此,在资本和金融项目开放后,宏观调控必须全面地考虑到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国际收支的均衡,微调政策的相机选择将是政府面临的难题。

3.财政收入降低的风险。西方一些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一个结论是:实行资本管制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一般比较高。这似乎与以上放开资本和金融项目增大通货膨胀的风险自相矛盾。但实际不然。放开资本和金融项目增大通货膨胀的风险是从通货膨胀国际间传递的角度分析的,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资本管制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比较高,是一种绝对水平的比较。论证资本管制国家通胀率较高的目的是说明,资本管制若能有效地控制税收基础,政府从通货膨胀中获得的财政收入比较高,放开资本和金融项目后,通货膨胀率降低,使得政府的收入减少,增大财政赤字。在1997年、1998年由于实行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我国的通货膨胀率较低。1997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比1996年上升了2.8%,1998年比1997年下降了0.8%。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我国物价上升的总体水平还是比放开资本管制的发达国家要高。因此,总体通货膨胀较高在我国是客观存在的。通过通货膨胀增加的财政收入虽然难以具体量化,但存在是必然的。因此,在开放资本和金融项目后,我国财政收入也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4.投资不足或储蓄相对不足的风险。一般来说,放开资本和金融项目有可能引起储蓄不足的风险。我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储蓄率长期保持在40%左右的水平。如果金融体系健全和高效,能充分合理地配置资源,加上一定的外资流入,我国的投资及追加投资的需求应该是可以满足的。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远未达到高效的要求,我国仍在较大程度上表现出投资不足或储蓄相对不足的特点。在资本管制下,居民的资产选择受到限制,不能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的自由选择和组合,因此,资本流出受到很大限制。在放开资本和金融项目后,如果国内宏观经济稳定、币值稳定,则资本流出少、投资不足或储蓄相对不足的风险将降低。如果出现相反情况,不但外资流入减少,而且会伴随大量的资本外逃(包括外资和内资),风险就会迅速增大。

(三)金融体系不稳定的风险

资本和金融项目开放对健全金融体系的益处是客观存在的,但如果不能很好地安排开放的战略和策略,就有可能面临下述风险:

1.国内金融机构由于竞争能力弱而面临亏损、倒闭的风险。这一风险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国金融机构参与国内竞争,国内金融机构由于资金实力、技术水平、服务经验、管理制度的劣势而无法与外国金融机构抗争,导致亏损和倒闭;二是我国以银行机构为主导性金融中介,如果资本和金融项目开放带来大规模的资本流入,无论这些流入资本采取银行贷款还是证券投资、直接投资,其中大部分都会直接或间接地进入银行体系,引起银行可贷资金的增加。由于我国银行整体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对风险控制能力不足,有可能引起不良贷款的膨胀性增加。一旦经济波动或银行自身某一环节出了问题,银行将会资不抵债、濒临破产。

2.由于国际资本尤其是投资资本的大量流动而面临金融市场混乱的风险。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开放,为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但同时带来的风险也很大。首先,国内金融市场将逐渐与国际金融市场连成一体,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将会迅速地传导至国内金融市场。例如,当国外证券市场发生波动时,即使我国的基本经济因素正常,我国证券市场也会出现波动,甚至可能由于信息的缺乏而做出过度反应。其次,金融市场的发展既表现为不同的市场如外汇市场、证券市场等的发展,又伴随着各种市场之间联系的增强。如果某一市场出现失控,其他市场必然也会大幅震荡,引起整个金融市场的混乱无序。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资本和金融项目后出现的泡沫经济,说明金融市场混乱的可能性在增加。

3.由于金融工具的增加而使央行面临对金融机构管理难度加大的风险。国外金融机构的更多加入和国内金融市场的扩展要求央行监管能力的增强,但新型金融工具的增多加大了央行监管的难度。金融创新使得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的表外业务大量增加,单纯的资产负债表难以反映金融机构的真实经营状况。即使是发达国家,对于大量使用衍生工具的金融机构的监管也远未达到完善的程度。因此,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对央行来说是十分严峻的挑战。综上可以得出结论,实现资本和金融项目开放,既会为中国带来各种利益又存在很多风险甚至弊端。然而,当清醒地认识到,从长远来看,开放所产生的利益将远远超过其不利方面。而且,只要在开放过程中注意把握时机并选择适当的战略,同时加强宏观经济调节,注意控制金融风险,加速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那么,开放的风险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的。

四、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的条件和步骤

实现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不仅是为了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更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加入WTO,服务贸易等行业将进一步开放,在未来不到5年的时间,所有在华的外资银行就可以像国内银行一样全面开办人民币业务。届时,即使我们政策上不开放,一些在华设有营业机构的国际性大银行也可能会透过一些简单的技术手段做到在既不违规又绕开管制的情况下推出某些人民币离岸产品与服务项目,从而对人民币的资本管制带来冲击,这在客观上要求我国放松管制,逐步推进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进程。

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有些我国已经具备,如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外汇储备充裕、人民币经常项目自由兑换等,但有一些方面我国仍不够完善,我国的努力方向是:

(一)继续完善资本和金融项目管理

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的手段来控制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资本流入、流出、支付和转移等,从而提高资本和金融项目的稳定性、可控性和可预测性。随时了解和掌握国际收支的信息,增强监管效率、防范危机。并同时加强这一方面的法制、法规建设。

(二)稳定宏观经济

尽可能地消灭财政赤字,避免以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动摇人们对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的信心。同时也要从我国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偿债能力出发,对运用发放债券来弥补赤字的方式要谨慎。其次,要完善货币政策体系,逐步建立稳定、开放、宏观调控的金融制度。由规范管理逐步转向以市场工具进行调控,主要运用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等方法影响银行的贷款利率和贴现率,进而影响和控制货币的供应量。

(三)完善金融体系改革

首先,除了保障执行宏观货币政策和金融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以外,还要加强对国内金融机构以及外资银行的监管。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所带来的金融技术、工具的创新在提高金融市场竞争效率的同时,也使金融要素和所有权关系更加复杂化,增强了金融监管的难度。因此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应当以风险监管为核心,以预防性管理、存款保险制度和紧急救援行动三位一体,加强控制并防止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民族金融业的冲击。其次,要加强商业银行自身建设,与国际惯例接轨,实行商业改革。与此同时,也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进一步推动利率的市场化,发展和规范同业拆借市场,建立再贴现市场,为中央银行进行金融宏观调控、稳定汇率创造条件。同时也要适当引进外资投资银行与我国证券、信托一同组建共同基金来经营人民币证券基金和产业基金等业务,增强对国际资产价格多变和汇率、利率波动的风险规避能力。

除此之外,还需要加强对工资、价格、利率的调整和改革以及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健全各项法律制度及与国际接轨等,全面提高我国的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

实现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我们应该采取谨慎和务实的态度、渐进的方式,有步骤地推进,恰当把握开放资本市场的顺序和节奏。截至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标准的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开放模式,我们应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参照世界各国经验,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步骤,并不断根据改革的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使资本自由化过程得到有力的控制和保证。实现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的具体步骤设想如下:

1.放开贸易融资。贸易融资是与进出口商品相结合的,有利于我国利用国外资金,发展对外贸易,而且风险较小。对外贸易采取远期信用证方式,接受延期收款或付款,办理买方信贷,不超过规定期限的,可以自由进行,不予限制。但要防止利用贸易融资进行逃、套汇活动。

2.进一步放宽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汇管理。外国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出口,加速我国经济发展,所以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是我国的长期国策。我们应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领域,改善投资环境,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外商投资允许向主管部门申请后办理登记和投资,无需逐项审批。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逐步实行激励机制,给予出口退税和贴现贷款。同时鼓励进口替代,采取减免税和加速折旧政策,促进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国内设备和原材料。

3.对外债继续实行规模和结构控制。借用国外贷款和在境外发行债券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一个渠道。借用外资要按时偿还本息,应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偿债能力相适应,防止债务危机的发生。许多国家对外债规模和结构都进行控制。我国应合理制定外债的规模和结构,将主要外债指标保持在国家承受能力之内,对外债的总量和结构实行统一监管。

4.放宽资本和金融项目外汇结汇的限制。为了防止资本流入套利、套汇造成汇率波动和扩大货币供应,近几年来,我国对于资本和金融项目外汇兑换人民币加强了审查和控制。鉴于我国鼓励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要求外商投资使用国内设备和原材料,若限制资本转换成人民币使用,原来的设想就难以实现。而且我国出现经济紧缩,放宽资本和金融项目结汇可对促进内需起一定作用。目前,人民币利率低于外币利率,人民币汇率稳定,放宽资本和金融项目结汇,也不会促进投机。因此,今后对资本和金融项目结汇应区别对待,对经批准的资本和金融项目,其购买国内设备、原材料,支付国内劳务、服务费用,开展业务等正常用途,需要把外汇换成人民币的允许结汇,可以按项目核定一个最高限额,在限额内经外汇指定银行审查后兑换人民币,超过限额的则须经外汇管理局审批。

5.稳步地推进在国际证券市场融资。在外债规模控制下,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利用外资政策,选择质量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到国际证券市场上市,扩大在香港上市的境内企业股票,积极探索可转换公司债券等融资形式。境外上市企业收入外汇可以保留,在外汇指定银行开立外汇账户,其股息、红利允许汇出。

6.逐步开放资本市场。证券筹资具有成本低、筹资规模和资金用途限制少的优点,但证券投资流动性高、不稳定,资本自由进出市场容易造成对市场的冲击,影响经济和金融的稳定。目前我国基本上没有开放资本市场,外资限于购买B股,不允许进入A股市场,不允许外资购买我国债券。今后对资本市场可采取逐步开放的策略,在国内市场规范和完善、利率和汇率机制健全及监管能力强化中分步开放。先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和外资基金组织进入A股市场,外国投资者买卖国内发行的股票,然后统一A、B股市场,允许居民和非居民之间互相买卖股票。为了防止控股权转移,对于外国投资者购买我国企业的股票可以规定一个比例的上限。股票市场开放取得经验后再放开债券市场。外国投资者购买我国境内发行的股票、债券须向我国主管部门申报和登记,到期债券本息、股息和红利允许汇出。

7.国际游资的无序流动对一国的经济和金融的危害很大,我们应该提高警惕,短期无实际交易背景的资本流出和流入仍应严加管制,须待实现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后才可放开。实现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实行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要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外贸政策、物价政策协调配合,特别是要和货币政策协调一致。各项改革措施出台,要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步调一致,稳步地逐渐推进。有些措施应先在局部试验,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开,不断总结经验及时调整,并保留资本管制的权限,一旦经济发展出现严重问题时,可以运用一些资本和金融项目管理措施,这在国际上也是有例可循的。

五、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的配套政策

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的实施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运行机制和市场基础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保证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的顺利进行,控制经济的潜在风险,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我们必须实行一定的宏观政策与之相配套。

(一)加快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形成机制建设

虽然目前我国的汇率水平比较稳定,但还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因素,尤其是形成人民币汇率的外汇场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许多方面还不完善,造成中央银行不得不直接干扰外汇市场,使人民币汇率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价值规律,无法真实地反映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这与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的要求存在很大差距,因此要加快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建设,实现合理的汇率水平。

1.建立外汇平准基金制度,使中央银行能通过利用外汇平准基金间接干预外汇市场,将人民币汇率交由商业银行和企业自行成交决定,以反映真实的市场状况。

2.吸收企业为外汇市场成员,实行意愿结汇制,改变目前银行单方决定汇率的不合理现象,提高外汇市场的效率。

3.借鉴国际外汇市场的良好经验,使外汇交易币种、品种、交易方式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二)尽快完成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利率应由金融市场形成。中央银行需要根据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指定我国的基准利率,完善同业拆借利率,加强国债市场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国际游资的冲击,同时密切利率和汇率的关系,使之互相影响,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趋完善。

(三)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机制

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这是保持总供需平衡、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在货币政策方面,要逐步建立汇率政策和国内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建立、健全监控货币供应量的措施、体系,通过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使外汇吞吐和基础货币的投放达到平衡。同时,也要加强专业银行自身建设,完善金融监管制度。

(四)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后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目标

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理论基础是“三元悖论”。所谓“三元悖论”也称“三难选择”,其含义是: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固定性、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性这3个目标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另外1个目标必须放弃。

“三元悖论”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必须指出:“三元悖论”是高度抽象的,它讲的都是极端情况,即完全的汇率自由浮动、完全的货币政策独立以及完全的资本自由流动。事实上,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不等于没有对资本流动的管理,不意味着资本和金融项目下所有分类项都要实现可兑换。换言之,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不代表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后,在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目标下,汇率仍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调控;出于宏观经济稳定的考虑,相对稳定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仍有可能是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一种基本形态,甚至极可能是最佳形态。这样,在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后,防止人民币汇率的非正常波动和突发性大幅度贬值(货币危机)将继续成为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