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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政策措施,经济在2009年第二季度走向复苏,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但是,随之而来的政府主导的信贷扩大、货币投放加大和投资速度过快等一系列措施也可能会引发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政府取代市场主体地位等风险。因此,在后危机时代,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应坚持市场经济制度,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最优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应选择积极退市,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再者还应积极寻求政府和市场的最佳结合点,平衡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保障和促进中国经济平稳、持续、快速发展。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平衡;政府;市场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进而席卷全球,导致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发生对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打击巨大,中国经济也受到重创。此后,奥巴马政府投入7,000亿美元救市,并且采取扩大政府支出和减税的财政政策,以及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中国政府也投资4万亿元刺激经济,扩大内需,并行有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采取的积极措施,整个世界经济开始逐步走向复苏,可以说正在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各项经济指标的同比增长显示出强劲的复苏轨迹,全年GDP增长达到了8.7%。我们可以作出判断: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后金融危机时代”。
此次中国经济能较快从危机的泥潭中解脱出来,最大得益于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积极干预和刺激。但是,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中政府和市场作用是相辅相成的,政府作为“守夜人”其作用定位于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市场机制才是能使整个社会资源达到最优配置的真正主体。因此,在后危机时代,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讨论又被推向风口浪尖。中国经济发展中应该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一、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渊源及其发展
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政府干预和市场自由之间就开始了分歧与争论。1776年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提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市场会自发调节经济的运行从而使资源达到最优的配置,就此构建了西方国家市场自由竞争的神话。直到1929年~1933年经济大危机的发生,经济学家开始怀疑市场的万能,凯恩斯提出了政府应干预经济的理论,这一理论受到了当时西方各国的追捧并付诸实践,指导西方各国从危机中解脱,并创造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经济大繁荣。此时,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自由竞争退出主流经济学的位置。到20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思想在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时纷纷兴起,芝加哥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传统理论和自由放任的思想,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市场自由竞争更是盛极一时。最著名的要数货币主义代表弗里德曼,他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中国论文联盟整理储蓄和投资[1]。
在政府和市场的分歧和争论中,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将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各自扮]各自的角色,又相互作用、相互补充。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既坚持市场机制的自由竞争的自发调节作用,又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以保持经济有秩、有序的发展。
二、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的措施及对经济的积极影响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在2008年第三季度加速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08年我国GDP增速连续五个季度下滑,第三季度的增幅首次回落到10%之下的9.9%,而9月份更是下降到9.0%,达到了近年来的最小增幅。面对经济下滑,中国政府及时采取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主要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措施的实施很快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中国经济快速步入复苏的行列。
1.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
(1)积极的财政政策。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做出反应,采取了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导的十项措施,包括铁路、公路、机场、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加强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的投入、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投入、自主创新、结构调整的投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投入等,计划到2010年底投资4万亿元。这4万亿元的投资将民生工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目标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这些措施一方面为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二者兼顾。同时,国家运用税收的政策工具调节经济,实行了结构性减税和推进税费改革,采取减税、退税和抵免税等多种方式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
(2)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危机之前,为抑制经济过热,中央银行一直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效果显著。危机袭来后,经济出现下滑迹象,2008年9月份国务院改变策略,推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银行连续三次降低利率,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以增加货币供给,适度放松信贷供给。具体包括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构、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进一步改进中央银行金融服务等。2009年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
2.政府政策的积极影响
在政府采取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在2009年上半年开始复苏。在经济增长表现出拐点时,我们可以用GDP的同比增速来表示(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2008年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GDP的同比增长速度从11.3%下降到9.6%,降幅为1.7%,到2009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速度达到最低位——6.2%,和2008年第一季度相比降幅达到5.1%,经济增长已经达到最低,危机的负面影响完全暴露。到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拐点开始出现,同比增长速度开始回升,达到7.1%,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和政策效果的增强。此后2009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增强,到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甚至达到了11.9%的高位。可以判断,中国经济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复苏,并逐步持续增长,全面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在2008年~2010年经济增长出现转变的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积极作用功不可没。
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为经济复苏做了很大努力,投入了数万亿元而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政府的作用力越强,人们对政府的的信任会进一步增强,政府会被赋予一种想当然的角色应当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而相应的人们对市场所抱有的信念就会被削弱。而这种现象显然会阻碍未来的经济增长,并为宏观经济的发展埋下一些潜在的风险。
三、中国政府政策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带来的风险
1.政府投资的过度扩张,在后危机时代会形成经济增长对政府投资的过度依赖
纵观政府的4万亿元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目标是保证经济增长,投资的去向大多是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与民生关系最直接的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总额不足1/10,医疗、教育投资只有总额的1/100,这种投资分配方式对于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作用较为明显,但是对于增加居民收入的作用微乎其微,居民收入不能大幅增长,靠提升消费扩大内需的愿望就不会得到实现。由于世界经济恢复速度较中国基本是慢半年,故我们通常所说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的出口在短期内不会带动经济的增长。这样看来,经济增长对4万亿元的政府投资依赖就会加大[2]。
另一方面,如果考虑政府投资的扩大具有一定的惯性的话,政府会形成过度扩张。而随着经济走向复苏,政府必然要退出支持措施,但由于政府的过度扩张,一旦政府退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会不可估量,也会导致政府退出支持措施的难度加大。
2.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货币供给过度增加、信贷规模大幅扩大,在后危机时代会削弱市场的积极能动性
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为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出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扩大信贷规模。2009年新增贷款总额高达7亿元,M2增速接近于20%。2009年一年中贷款的环比和同比增速都大大上升,远远高于8.7%的GDP增长所需要的货币和贷款速度。这种巨大的货币注入在短期可以降低利率,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3]。
但是,与此相对比的是,即使在后危机时代微观经济仍然相对低迷,企业自身投资的意愿仍然不强,此时,通过贷款增加来推动居民、企业投资增长有很大的困难。在经济学理论中,市场经济最核心的思想是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经济的运行,从而使资源达到最优化的配置。政府在危机发生的紧急状态下干预经济以避免经济崩溃是合理的,但在后危机时代会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而言,企业会过度依赖政府的外部信贷投资,主观投资意愿受到限制,如果外部市场环境得不到改善,企业的市场积极性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对增加就业有决定影响的中小企业不良影响更为甚之。
除此之外,在政府宽松的政策的刺激下,随着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即人均GDP的增长,如果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保持不变,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必然会导致工资、原材料价格以及租金的增长,这一切也会导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的产生。也就是说,政府的干预在后危机时代会导致通货膨胀的风险。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角度,政府的干预稍有不慎,就会产生政府主导市场的风险,因此,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要警惕市场重新国有化的可能,要做到这点,必须平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四、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应平衡政府和市场
对于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而言,平衡政府和市场至关重要,这关系着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前途,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1.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应坚持市场经济制度,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
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挽救市场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发生了变化。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今天,各国经济发展始终坚持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30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也创造了值得骄傲的经济繁荣。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发挥了长足的作用,但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经历时间短,无经验可循,加之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旦金融危机袭来,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过度干预经济的现象有可能太过明显。但是为避免金融危机的危害所采取的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并不意味着市场力量的弱化,相反,在后危机时代,经济平稳发展之后,中国应继续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道路[4],抓住由危机所提供的机会,构建更具竞争力、更有活力的市场机制。因为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和西方国家的事实经验充分证明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市场是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即实现“帕累托最优”,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方式。
2.后危机时代中国政府应择机退市,积极转变政府职能
中国政府在危机来临后果断地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避免经济下滑,无论是从决策还是实施力度上都表现出很高的效率。2009年第二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开始全面复苏,复苏的最根本原因是政府主导的信贷和投资干预的结果。如前所述,货币投放、信贷规模和投资总额已经过大,M2的增长速度也已达到高位,已形成货币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如果实体经济的发展继续疲软,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继续脱钩,这种经济高涨的情况还会不断持续。加之,如果结构性通货膨胀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的话,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会进一步显现,国际热钱就会涌入国内市场,加大国内货币市场的流动性过剩。这些情况会为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隐患。因此,在后危机时代经济回暖阶段,政府还是应该从把握经济稳定的大局、抑制资产泡沫和预防通货膨胀等方面选择政策的调整和政府的积极退市,使经济的发展还位于市场,让市场机制发挥充分的作用。
就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而言,在后危机时代,政府积极退市后,应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真正做到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具体表现在:一是调整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过度依赖的增长方式,同时注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问题;三是统筹城乡发展,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推进城镇化进程,走城乡一体化道路;四是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改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5]。总而言之,政府应该在宏观调控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3.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中应积极寻求市场和政府的最佳平衡点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市场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最佳方式,因此,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市场又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自发性、盲目性等缺陷即“市场失灵”,所以市场规律并不能完全调节所有的经济和社会关系,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就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因此,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不可忽视。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主要表现在提供公共产品、采用宏观调控手段维持经济稳定、通过行政的手段维护经济秩序、调节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并提供保障机制。一旦市场失灵发生,政府就应伸出“看得见的手”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将市场和政府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后危机时代,中国的经济开始走向复苏,在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时,应积极寻找市场和政府的最佳结合点,将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结合好,吸取美国次贷危机中市场、政府作用混乱的教训。中国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且建立的时间只有短短的20年时间,经验还很不足,在一些领域我们积极探索市场化道路,让市场充分发挥调节机制,但在另一些领域,还不宜完全市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宜放松。总之,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准市场和政府的最佳结合点。
综上所述,在金融危机袭来后,中国的宏观经济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而政府的所为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交了一份相对满意的答卷,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现实来看,中国市场经济的道路任重道远,市场和政府的博弈仍在继续,中国经济发展能做的就是平衡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及其位置——市场是主体,政府是引导。我们应该遵循市场机制的基本要素和基本原则,并依据这些基本要素和原则,坚持走市场化道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化的发展更加完善,同时发挥政府真正的宏观调控的作用,保障和促进中国经济快速、持续、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