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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美国“特朗普新政”的出台,特朗普政府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大规模发起摩擦战,与此同时,我国经济金融市场不断对外开放,经济正处于发展和改革的重要转型时期,内外部经济环境风谲云诡,宏观调控有效性大大减弱。在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是最重要的两种调控手段。一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对一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运行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金融开放下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无论对于学术界还是政府部门都是一个迫切而现实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实践过程中的经济特征和宏观经济政策配合机制,提出了关于金融开放下如何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对策。
关键词:金融开放;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水平、提高就业水平等,上述目标的制定在我国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外汇管制比较严格的条件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在金融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国际资本在我国的流动变得越来越顺畅的同时,也造成了国内利率对国外利率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也会因此而减弱,汇率传导机制增强。国际资本的流入也可能使宏观调控中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锚定效应”产生壁垒,从而导致政策预期效果削弱等问题。因此,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实践的经验教训归纳总结,以期获取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1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下的经济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开放推动了资本在国际间的大规模流动,在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的同时,大量的国际资本也打开了国内外金融市场之间资本流动的壁垒,将本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扩展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同时,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也会相应地扩散至国内,埋下了国民经济波动的隐患。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开放实践过程中,国际资本的流动对金融体系的运转带来了巨大挑战。由于外国资本具有投机性,当一国经济衰退时,外国资本极易发生流出的情况,对于外国资本较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国资本的流出不仅会加剧经济的衰退,甚至有可能引致严重的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国际资本流动对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印证了国际资本的流动是引致一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
1.1国际资本的顺周期性
顺周期性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实践过程中呈现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外国资本作为金融体系的“非核心”负债,其稳定性远低于国民储蓄等“核心”负债,在经济增长时期,资本的投机性致使大量外国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经济泡沫变得越来越大,而在经济衰退时资本的大量流出甚至会加剧经济的衰退。例如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后,发展中国家的本币大幅贬值,国际储备迅速减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经济的下滑使得国际资本大量外逃,进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2009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国内需求大幅上升,资产价格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也正是因为大量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入,使得一国经济呈现出快速复苏的假象,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稳定产生了严重影响。
1.2货币政策的选择
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使用的有效性会因此减弱。对于金融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经济体政策在其货币政策制定和汇率制度安排的影响不容小觑。因此,面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配合以应对冲击就显得尤为必要。2008年以来,许多新兴经济体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运用系统性和逆周期的思想,采取加强金融体系监管,加大对国际资本流动系统性风险的管理,强制性存款准备金要求,对跨境资本交易征收托宾税等非直接手段,甚至短期使用直接限制交易等审慎管理措施,在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1.3金融开放对宏观经济政策配合的影响
金融开放的优点在于,金融开放后的国家宏观经济状况会因此而变得透明,对于良好的宏观经济状况而言,会对外部产生一种积极的信号,市场将会通过这种积极的信号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的流入,产生正反馈的效应。因此,对于拥有稳健的宏观经济状况的国家而言,金融管制的放开对于国家金融体系的完善,货币政策的实施会产生积极的效应。适当的财政赤字与稳健的宏观经济环境对于国内外部经济变量作用的有效发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也会有积极的影响作用。金融开放的弊端在于,宏观经济政策错配的效果将会由于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而加大,政府在开放条件下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会削弱,其影响因素如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国际储备不足以应付国家外部的经济环境,汇率制度由于缺乏弹性也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等。与此同时,政策使用不当或者政策组合的错配,高企的财政赤字或波动剧烈的宏观经济,都会扩大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
2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配合实践回顾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于宏观经济的调控是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政策组合模式。伴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改进,特别是在1985年后,货币政策的主要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变为通过控制国债规模和信贷规模来影响货币的供应量。1985—1994年之间,我国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政府的投资支出,后逐步转化到通过公债、税收、转移支付等多项综合工具的运用,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占据主导地位。1994年之后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减弱了财政政策的主导地位,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过渡到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的效果则是由起初的影响甚微到后来与财政政策“平起平坐”。此后,由于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虽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自1998年以后备受关注,但政府对货币政策效果的期望并未因财政政策的回归而减弱。事实上,在2004年积极的财政政策退出前后,货币政策仍是两大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使用的主要方面。2007年以后,中国愈加开放的内外部经济环境给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带来了许多现实的问题,同时,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在对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中财政政策的使用应担当更多的责任,我国逐步具有了越来越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截止到目前,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总需求的管理愈来愈受到重视,目标也转变为稳定经济总量。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框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合理配合以实现国内外市场总需求水平的稳定,它的理论是基于封闭经济体中的利率自由的条件,因此,对于金融体系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而言,上述的政策配合的作用是相对合理且有效的。但是对于面临着经济增长与经济体制转型双重任务的中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凯恩斯经济理论中强调总需求管理的说法就变得比较片面了。在长期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不仅要聚焦在我国以结构性调整为目的的供给管理,同时也要关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配合的优化,这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急需解决的问题。
3金融开放下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综上所述,随着金融开放政策的推进,国际资本流动势必会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配合的有效性。因此,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笔者基于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实践和我国财政和货币政策配合实践的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3.1财政政策工具的选择
随着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政府支出提高促进了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同时,减弱了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上行压力以及减弱了就业的促进作用;减税政策会加强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促进作用,并对就业水平的提高也大有裨益,长期来看,政府的债务依赖水平也会因此降低。因此,相对而言,在金融开放下,财政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税收的政策优于政府的支出政策。
3.2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
随着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政府债务、支出和税率对价格型为主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影响程度下降,而数量型为主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对政府债务和税率的依赖程度提高。因而,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数量型指标向价格型指标转变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我国也应将货币政策逐步向价格型为主的混合货币政策方向靠拢,以此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3.3汇率制度的选择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理论中提到,在浮动汇率的条件下,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大于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且政府税收政策与货币政策以策略互补的干系为主,政府支出政策与货币政策以策略替代的干系为主。因此,对于不断推进金融开放进程的我国而言,选择浮动汇率制比选择固定汇率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协调有着更好的促进作用,同时对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也起到了良好的推动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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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牛嘉玮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