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孔子经济管理思想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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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博大精深的孔子思想理论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管理思想。主要包括遵循经济规律、重视劳力资源的开发、强调管理的道德性、奖勤罚懒等。虽然囿于时代的原因，这些思想显得有些粗糙，但只要我们能够深入细致，认真探究，还是可以发现其中所蕴含的科学因子，对令人也有启发意义和可资借鉴之处。

关键词：经济管理；思想；孔子

孔子学说是道德学说、政治学说，对此学界不存疑义。但是，就孔学中所蕴含的经济管理思想却论及甚少，虽近年来已引起学界关注，但研究及成果仍显不足。为补此憾，笔者以浅薄之学力，试就孔子经济管理思想作些初步研探，以为引玉之砖。

1使民以时，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所谓规律，是指该事物之所以是该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经济活动当然也不例外地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迅速增加生产，提高劳动效率，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

首先，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要“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以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即做事使民必以其时，不妨夺民务。这里的“时”是指季节、农时。古代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农业生产对于时令气候有着很强的依赖性。《礼记·月令》就是根据一年四季气候变化和农作物生长关系的规律，提出了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四季主要农事活动。在孔子那里，“使民以时”不仅是对自然客观规律的认识和遵循，更被上升到伦理的高度，成为是否行“德政”的重要检验标准。“足食”、“足兵”、“富民”、“富国”、“殖民”等一系列德政措施的贯彻落实，归根到底离不开“以时”使民。正如《左传·桓公六年》所云：“调民三时(春、夏、秋)不害，而民和年丰也”。

其次，要不断改善生产条件，改进生产工具。要提高工作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就必须不断改善生产条件。例如，《礼记·月令》中除了指出四季劳作的主要活动外，还包括平整土地、兴修水利、准备农事工具等。就此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卫灵公》)，明确提出改进生产工具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意义。对于农业经济而言，遵循农事的客观规律，不断改善生产条件和改进生产工具，可谓件件切中要害，处处直指主旨，的确是抓住了经济管理的实质。

2庶民惜生，重视劳动力资源的培育

社会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要靠人来推动，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完成。也就是说，在生产力诸要素中，人是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孔子就十分重视在管理过程中人的作用。爱护劳动力，使劳动力资源更加丰富，成为孔子经济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应该推行“庶民”政策。当孔子游至卫国时，看到一派人丁兴旺的繁荣景象，感慨地说：“庶矣哉!”(《子路》)斯语斯气，赞叹之情溢于言表。他还将“来百工，柔远人”作为治国之要提了出来，因为“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中庸·问政》)。在孔子看来，增加劳动力的数量，是发展生产的初步或者起码条件。只有劳动力资源充盈时，才能为经济发展创设必要的条件；也只有在劳动力丰富的基础上，才可能通过有效管理，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富民”强国的目的。面对卫国人口众多的可喜景象，孔子的弟子冉由与自己的老师一样按奈不住喜悦的心情，脱口请教道：“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应日“富之”(《子路》)。在保证国民富足的基础上，再行“教之”。如此“庶一富一教”的管理策略，不仅有着内在的逻辑连惯性、合理性，而且这样的道德教化、文明启迪是极易功到事成、事半而功倍的。这一点与管子所谓“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其次，惜生重仁也充分表现了孔子重视养护劳动力的经济管理思想。据《论语·乡党》记载：孔子退朝得知马棚失火的消息后，急切地询问：“伤人乎?”对马却只字未提及。这在宗法等级森严的“私天下”的当时是十分可贵的，既表现了孔子重仁惜生的博大胸怀，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孔子对劳动力的关切。孔子主张“泛爱众”(《学而》)，呼吁要爱护劳动力，并且自己能真正做到身体力行。孔子坚决反对滥用刑罚，他曾对季康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颜渊》)从孔子反对人殉的坚决态度上也可以看出他对劳动力的关爱。当时，豪门贵族为了彰显自己的骄奢淫逸，根本不把普通的劳动者当人看，只是视之为“会说话的工具”。“殉葬”这种荒唐恶习虽较以前大为减少，但仍未绝迹。孔子不仅是坚决反对“人殉”，视之为十恶之首；并且就连以人形作俑来殉葬，也大加鞭鞑、予以痛斥：“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在孔子看来，要想繁荣经济，就必须爱民、殖民。对于今天的人口爆炸而言，“殖民”是不合时宜的，但在战争频仍、民生凋敝的春秋时期，却是异常可贵的。

3义利两有，强调经济管理的道德性

首先，强调经济管理的道德性就必须贯彻“德主刑辅”的原则。经济管理的终极目标在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劳动效率；而劳动效率的提高，又依赖于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在孔子看来，劳动者自觉劳动与被动劳动，其性质不同，所焕发出来的劳动积极性、主动性不同，所带来的劳动结果当然是多寡相异的。他认为，要真正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确保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就必须遵循“德主刑辅”的管理原则，以启动劳动者的道德自觉。所谓“德主刑辅”就是以礼乐教化、道德启迪为主，以制度管理、政刑约束为辅。这一管理原则不仅体现了儒家“人本主义”思想，而且也昭示出了道德自律远远胜于政刑他律的客观真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为政》)。在管理过程中，突出制度的刚性功能，依靠对违规者的严刑苛法，固然能够使人免于违规犯纪。但这只是为了应对管制、逃避惩罚不得不采取的被动行为，只是出于对权威的屈从而已，并不能唤醒劳动者的道德良知、实现目标认同，谈不上沟通人际心理、焕发劳动者的自觉性、主动性，更谈不上创造性了。这显然不是最佳的管理之道。只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做到“有耻且格”。在孔子看来，“人”是有独立意志、人格和价值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道德教化为先，礼乐引导为主，自然能很好地协调人际关系，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使劳动者知耻奋勇，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在人际和谐、心理顺畅的氛围中，努力劳作，为管理目标的最终实现而勤奋不辍。孔子提倡德治，他说：“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为政》)这里的“为政”实际上就是指“管理”。孔子主张“爱人”，主张“泛爱众”(《学而》)，是对狭隘的宗法血缘“亲亲”之爱的突破。管理过程中贯彻“爱人”的思想，当然就不能以刑罚为主、为先了。孔子通过“政”、“刑”之治与“德”、“礼”之治两相比较之后，清晰地看到前者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民免而无耻”；而后者则引领出了“有耻且格”的良性果实。孰优孰劣，何去何从，自不待言。在管理过程中，孔子强调对人的关怀和尊重，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强调入际和谐。这些管理思想，是富有智慧和充满真理之火花的。即使是到了今天，对现实社会、现代企业管理都是有着积极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的。

其次，引导人们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是彰显经济管理道德性的重要环节。义利关系问题，是古今中外思想家、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不容回避、也无法回避的问题。西方管理学始终将“效率”置于第一，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惜牺牲人的尊严，将人降低为“物”，视之为“会说话的劳动工具”，导致金钱拜物教的盛行和泛滥。而东方特别是在儒家管理思想中，则坚持见利思义、义利两有，并主张以此引导人们正确地处理物我关系。“义以为上”是管理活动的灵魂。孔子认为，作为管理者必须“义以为质”，即在管理活动中要始终坚持“义以为上”(《阳货》)的原则。只有依“义”而行，才能真正贯彻管理者的意图，确保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即“行其义以达其道”(《季氏》)。“求利”是管理活动的内在要求。管理的目的就在于保证社会的有序性，在于提高效率、在于富民强国。从这个意义说，管理的实质就是“求利”，管理的过程就是“求利”的过程，追求效益的最大化是管理者的社会责任。当然，这里的“求利”决不是“惟利是图”，更不是求一己之私利。

而是“义”中之“利”，是“公利”，是长远之“利”。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便可清晰地看到其“义”的精义之所在。齐桓公杀兄公子纠，纠之师召忽为保名节而自杀；可同为其师的管仲不仅没有自杀，反而还拜为桓公相。世人对此多有微辞，就连孔门弟子也多存质疑。子路就曾怀疑地问道：“未仁乎?”子贡也同样问于师：“管仲非仁者与?”而孔子又是如何评价的呢?“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仁”在孔学中是标准极高的道德范畴，能以“仁”许于管仲，足见孔子对于富民强国行为的肯定与赞许。他还就此进一步说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径于沟渎而莫知也。”(《宪问》)在孔子看来，召忽自杀得到的只是“小名”、“小节”而已，而管仲之所为才是大仁大义、大名大节。追求“公利”、“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才是最大的“道义”。“义”、“利”统一是孔子经济管理思想的实质。在孔子看来，“义”和“利”不仅不相矛盾，而且还“义以生利”。他在《阳货》中说道：“信则人任焉”。意思是说，只要一个人有信誉，讲信用、诚实忠厚，就一定能得到他人的重用，岂不是“利益”伴随“义”而生吗?在孔子那里，“义”是做人的根本，是人人都必须持守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通过“义”先“利”后，来突出人的主体性价值。“利”只能是为“我”服务的，而“我”决不可放弃对“义”追求，失却“义”的规范。否则，必将堕落成为“物”(即利)的奴隶，最终为世人所弃：“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这种“以我为主，物以辅之”的物我关系思想，至今仍不失其理论光辉。

4奖勤罚懒，激活劳动者的创造力

把劳动者的利益及其前途同劳动效果紧密结合起来，是古今中外通行之理，也是有效的管理手段。孔子有云：“日省月试，饩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中庸·问政》)这种把利益分配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紧密结合起来的经济管理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孔颖达在其《疏》中云：“饮食粮廪，称当其事。功多则廪厚，功少则廪薄，所以劝百工也。”在理想的工作环境和顺畅的人际氛围中，多数人都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出成绩。但也难免有人消极怠工，甚至犯下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时，如果管理者是非不分，功过不辨，赏罚不明，不仅不能有效惩戒错误，而且势必挫伤大多数劳动者的积极性，干扰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就此问题《为政》篇有以下记载：“哀公问日：‘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日：‘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这里的“举”是指用人，“直”是指正直的人，“枉”是指邪曲奸佞之人。孔子认为，只有重用、提拔、奖赏那些品行端正、积极劳作的人，才能真正营造出“民服”的工作氛围，收到“众星共之”(《为政》)的良好效果。

在管理过程中坚持做到“饩廪称事”、赏罚分明，不仅可以保护、调动“好人”的劳动积极性，而且能够惩戒“恶人”，使之改恶而从善。佛经力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孔子强调“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颜渊》)。就如同“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只有“举善而教不能”(《为政》)，提拔“好人”，教育能力弱的人，才能使人们克勤相劝、努力以勉，为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而共同奋斗。

孔子的经济管理思想虽然诞生在二千多年以前，难免带有浓重的时代烙印，但我们只要经过拨茧抽丝般的努力，剔除其糟粕，认真地汲取其精华，对于我们丰富管理内涵、拓宽管理视野、完善管理机制、提高管理效能，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