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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性历程主要是同改革相伴随的,此间中国的文明进步轨迹主要是同改革的进展脚步相并行的。这实际上主要是一个改革的历程。在这一改革的历程中,以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为基本方略,逐步达致经济体制的进步性变革,从而推进国家和社会臻于现代化之境,始终是重大的主题。由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其他一些改革,则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逐步成熟也依次走向前台。
过去的二十年,改革的重心在国内经济,对外开放是为对内搞活服务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努力建设国内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可以将这二十年的改革视为中国旨在实现现代化的第一轮改革。这一改革给国家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带来巨大的进步性变化,它的直接成果是使中国相当快速地走向物质文明。
然而这只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系列改革的开始。经验表明,仅仅注重经济方面的改革是不够的,其本身也难以取得最终成功。中国国情要求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改革应当是完整的改革;经济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其本身也必然要求有其他方面的普遍改革与之相匹配。适应这种历史需求,当旨在努力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经历种种曲折而终至获取重大成就之际,国家和社会生活发生两个新的重要变化:一是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终于作为一种历史选择被正式提上日程;一是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不懈地致力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获得成功。
这两个变化的实际效果会是怎样的,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市场经济在中国会如何继续发展。没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成就作为物质依托,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加入世贸组织从而按照国际公认法律规则与世界发生关联,实难最终遂愿,其美好的目标定位很可能只是作为一种璀璨的理想之光划空而过。但另一方面,这两个变化的出现,同时也将积极地促进市场经济建设进一步走向成功,使改革必然展现新的契机,推动和激活改革向新的阶段转变,并将标志中国改革选择新一轮重大主题。
中国改革的新一轮重大主题、基本任务和所要达致的主要目标,便是推进中国以相当快速的步伐走向制度文明,主要是走向法律制度文明。制度文明尤其是法律制度文明是断然离不开以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物质文明的进步的,但制度文明则以其更高规格的文明形式存在着,并以它的种种功能和优点,对物质文明发挥直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中国改革的新一轮重大主题获取大的进展从而引领中国迅速地发达自己的制度文明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种种需要改革的事业,便也由于水到渠成而因之获取成功。
德国人柯武钢和史漫飞在他们的《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和公共政策》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对欧洲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发达速度和发达程度的原因做了一个比较:一千年前无人预见到欧洲文明会领先于东方文明,那时华夏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拥有高超的技术知识和组织知识,它们的文明远较欧洲文明引人瞩目。但是最近这一千年是西方世界的至福千年,欧洲文明及其直接后果是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成就,并开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持续创新和经济增长过程。西方技术文明的演变与欧洲人获自中国的有益知识很有关系,欧洲人完善了这些引进的技术,就像现在越来越多机敏的东亚人剖析西方发明一样。由于欧洲人实现了物质上的进步,他们的营养标准、居住状况、医疗条件、教育水平、预期寿命、文化成就、安全和自由都大为改观。然而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欧洲人能创造出现代技术文明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开发并贯彻了一套人类交往的规则,它抑制了机会主义和权力的滥用。这些规则被称为“制度”。
这是两个西方人为他们的著作翻译为中文说给中国人听的。我们不便在意他们的自豪之情。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他们所说的不仅是事实,同时也是切中要害的。我们唯有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两个方面急起直追,方能复兴我们的华夏文明,方能有效地与西方人比肩和重新竞争。
关于制度文明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价值,中国人不是没有认识,只是认识是参差不齐的。在中国法律制度以至整个制度文明本身还亟待改进和完善的制度背景下,从制度的意义上重视制度问题的人自然不多。换言之,在既有制度文明的状况下,难能避免目前法学领域的这种基本状况。法学界要真正从学术的误解中走出来,还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应当是同法律制度文明的进程在总体上一致的。
人类社会发展的史实表明,良好的境况和有利的条件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恶劣的境况和不利的条件会抑制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而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与制度有直接的相关性。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是规范人们行为的系列准则,它的基本功能是在一定的框架下鼓励人们积极地、放心地去干什么,约束人们不能去干什么。
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制度也有优劣之分,那些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系列行为准则属于好的制度,否则就是属于坏的制度。好的经济制度能够减少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所处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人们对未来的预期,降低交易成本,保护产权,促进生产性活动。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系列环境条件,往往是与坏的制度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更直接地说,是由坏的制度直接造成的。例如,坑、蒙、拐、骗的市场交易环境,要么是相关制度不健全造成的,要么是制度执行不力导致的,更有可能是坏的制度激励的结果。
因此,优化经济发展的环境,首先得优化制度,从一定程度上,两者是等价的,优化了制度也就等于是优化了环境。能够起到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制度无外乎来源于三条途径:一是相关制度的继承,即对历史上形成的有利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制度安排让其进一步发扬光大;二是制度移植,将别的国家或地区形成的相关制度安排移植进来;三是制度创新,就是制度发明。从维系市场经济发展的系列制度来说,能够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主要是创新了的制度。这主要是因为,各国、各地区在不同的阶段经济发展所处的经济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不同,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的安排需要在创新中继承;对于外来的制度安排,也要在改造的基础上借鉴,而不是简单地全盘照抄照搬。
那么,如何通过制度规范和制度创新来优化相关的经济发展环境呢
第一,规范政策制定和实施程序,优化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政府政策是决定和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政府政策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有的政策与经济发展相抵触,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二是政府政策朝令夕改,缺乏基本的稳定性;三是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在各个环节被曲解或任意塞进人为意志;四是激励经济发展的政策难以制定和落实;等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制度创新,规范政策的制定程序、强化政策的实施程序、监督政策的落实程序。
第二,切实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优化经济发展的服务环境。经济发展的服务环境由多方面的内容构成。首先是管理服务,它是由政府提供的,管理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取决于行政管理体制的制度安排;其次是商业性服务,它是由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性组织提供的;第三是社会服务,它是由社会非政府性、非商业性的公益性组织提供的,取决于社会公益性组织的发展状况。它们共同构成经济发展所面对的服务环境。服务环境的优劣关键在于管理服务的水平。优化管理服务,就必须切实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通过管理制度创新,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政府和行政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的改善,提高办事效率和办事水平。
第三,强化立法、执法、守法的制度体系,优化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各种法律是属于正规制度安排的主体部分,是经济发展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只有通过立法、执法、守法的系列制度创新,才能够营造出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在营造法制环境过程中,立法是前提,执法是关键,守法是保证。这三个环节都需要系列的相关制度创新来实现。
第四,推进市场制度创新,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环境。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维护这一原则,保障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作保证。因此,需要通过系列制度创新,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体系。
第五,促进非正式制度变迁,优化经济发展的人文社会环境。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习惯、传统、道德、意识形态等属于非正式制度,在规范和调节人们行为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当然,作为行为规范,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也可能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如何根除非正式制度体系中阻碍经济发展的部分,推进适宜于经济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发育发展,是经济改革面对的重要课题。只有通过相关的制度建设,不断开拓现代文化的发展途径,以诚实守信为美德,加强道德体系建设,才能营造出诚实、守信、和谐的人文社会环境。
总之,加强以上相关制度体系建设、推进制度变革,就会营造经济发展环境的良好境况和有利条件,保存中国的胜利果实,这是不可不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