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十年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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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经济粗放增长方式进一步加强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仍主要是靠人力、资金、能源等资源的大量投入实现的。高投入、低产出仍是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基本特征：投资下降速度高于经济增长下降速度，物质消耗的增长超过经济增长，人力资源投入的增长快于产出率的增长。以工业企业为例，1994～1999年，在俄私营工业企业工作的工人数占工人总数的比例从1994年的22.6％增加到1999年的39.9％，而同期私营企业工业产品的产量占全部工业产量的比重从1994年的15.0％增加到1999年的29.6％，工业的产出增长速度远小于人力资源投入的增长速度。其中主要产业部门的情况亦然。从工业生产单位产品用水量来看，1997～1998年增长14％，大大超过同期工业生产增长5％的水平。此外，整个国民经济净水的消耗增长则更快，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消耗净水量比1990年高近20％。

二经济转轨后俄罗斯延续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消极后果

1.大大降低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效率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效率不断下降：1990～1995年材料生产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下降近40％，工业下降近30％。1998年俄罗斯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12.0％，德国的18.0％，法国的16.0％，英国的23.0％。20世纪90年代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幅度达20％，其中各个具体工业部门下降幅度从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的13％～15％到石油加工工业的60％。而同期主要西方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则上升18％～36％。加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发达国家平均低80％～83％，比新兴工业化国家低33％（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从私营工业企业情况看，情况亦然：在1998～1999年私营工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工业的48％，却仅生产了27％～30％的工业产品，即仅相当于工业人均相对劳动生产率的0.7％～0.75％。进入新世纪初，俄劳动生产率仍仅相当于美国的15％和西欧国家的25％。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则更低，按照农业部门一个从业人员创造的增加值计算，俄罗斯比西欧主要国家低93％～95％。世界主要工业强国在1973年世界能源危机之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呈稳定下降趋势。通过采取节约和合理利用能源措施，其单位国内总产值能耗下降22％，石油消耗下降近38％。而俄罗斯经济转轨以来单位国内总产值的能耗上涨了31％，工业生产上涨了39％，其中生产合成橡胶的能耗上涨了120％，黑色金属轧材上涨了110％。工业的原材料消耗量1997年上升了15％。整个国内生产的原材料消耗量比发达国家高2％～2.5％（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0年第5期。）。

2.进一步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益水平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赢利率水平不断下降：整个经济的赢利率从1993年的36.3％下降到1997年的5.4％，工业从1993年的32.0％下降到1997年的10.0％，电力工业从1993年的25.5％下降到1997年的17.3％，燃料工业从1993年的19.0％下降到1997年的14.5％，其中石油加工工业从1993年的28.6％下降到1997年的10.0％；黑色冶金工业从1993年的48.5％下降到1997年的3.0％，有色冶金业从1993年的43.6％下降到1997年的13.3％，化学与石油化工业从1993年的38.6％下降到1997年的4.0％，机器制造与金属加工业从1993年的43.5％下降到1997年的9.7％。其他非主导产业情况亦然：农业从1991年的74.89％下降到1996年的60.95％，林业从1992年的28.1％下降到1996年的22.22％，轻工业从1993年的36.2％下降到1997年的－29％，食品工业从1993年的23.5％下降到1997年的7.4％，商业从1991年的255.17％下降到1996年的85.*％，计算机信息服务业从1992年的54.55％下降到1996年的32.66％，金融业从1991年的209.91％下降到1996年的－16.82％，饮食业从1991年的164.27％下降到1996年的115.24％（注：〔俄〕《统计问题》2000年第5期。）。

3.加剧了未来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处于衰退性经济危机中，由于各工业部门的生产滑坡程度不同，加之受价格因素的影响，结果导致燃料动力和冶金等重工业部门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提高，如电力工业的比重从1991年的8.6％提高到1996年的13.5％，燃料工业从12.6％提高到1996年的46.9％。与此同时，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由1991年的6.8％降到1996年的2.0％，下降了4.8个百分点。而食品工业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合计比重从18.5％下降到14.1％（注：〔俄〕《经济学家》1997年第7期。）。采掘工业与加工工业的对比关系进一步恶化：1991年采掘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为15.5％，1996年上升为17.7％，而加工工业则相应从84.5％下降到82.3％。从总增加值的部门结构看，农业从1991年的13.8％下降到1997年的7.15％，建筑业从1991年的84.5％下降到1997年的8.6％，工业从1991年的38.16％下降到1997年的28.07％，其他生产活动从1.18％下降到0.84％。全部物质生产部门占总增加值的比重仅为36.2％。

4.大大削弱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国际竞争力

经济转轨以来，无论俄罗斯的综合竞争力还是产业竞争力均呈不断下降趋势。从综合竞争力看，1999年俄罗斯居于世界59个主要国家最末位，次于波兰（43位）、中国（32位）、德国（25位）、日本（14位）、美国（2位）和新加坡（1位）；其中主要影响因子也位居落后地位；开放度（56位）、政府能力（59位）、财政能力（58位）、基础设施（58位）、工艺水平（55位）、管理能力（58位）、劳动力（25位）和组织能力（59位）（注：《统计通报》2001年第3期。）。从产业竞争力来看，俄罗斯主要产业的竞争力均低于美国：（以工业生产增加值比较）化学工业（3.8％）、石油加工业（9.6％）、冶金工业（16.4％）、工业和交通机器制造业（19.9％）、加工工业（13.0％）、采掘工业（87.5％）、建材工业（47.8％），整个工业17.8％。此外，从标志制造业竞争力的机床制造业情况看，1991～1999年俄罗斯自动金属加工生产线生产的高性能产品骤降。从横向比较看，十个最大机械制造产品出口国（地区）在世界出口额中的比重：美国18.1％，德国15.9％，日本14.3％，英国7.8％，意大利7.6％，法国5.9％，荷兰4.9％，台湾4.8％，新加坡4.3％，瑞士2.6％，1999年俄罗斯出口数控机床仅93台，仅相当于同期世界出口总额的0.0000019％。

5.大大减少了俄罗斯实质性财富的增长

按世界银行的测算方法，以货币购买力平价测算的各国人均GDP美元增长速度的比较基本上消除了各国间价格和汇率变动差异的影响，因而是一种较为合理和可行的增长速度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经济转轨以来，若按本国货币计算，俄罗斯GDP总量是不断增长的，从1992年的19.2万亿卢布增长到1998年的433.3万亿卢布，人均GDP则从1992年的577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3127美元。但若按美元购买力平均计算人均GDP，则从1992年的6131美元下降到1998年的4513美元。从横向比较来看，在所有转轨国家中，按货币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各国人均GDP，俄罗斯也处于较低水平。以1998年为例，俄罗斯为4513美元，低于白俄罗斯5007美元、克罗地亚7349美元、捷克10056美元、匈牙利7695美元、波兰7095美元、斯洛伐克8259美元、斯洛文尼亚13497美元的水平。此外，从转轨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权数来看，如果1997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和波兰国内生产总值相比接近7∶1，那么到1998年它至多为3∶1（注：〔波〕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412页。）。

6.大大削弱了俄罗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能力

在经历了近7年衰退性转轨危机之后，1999年以来，俄罗斯经济的主要指标均呈现了较快增长，其中GDP1999年增长3.2％，2000年增长7.6％，2001年预计增长5％。但是俄罗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能力脆弱，主要表现在缺少作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原动力的技术创新支持。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技术创新虽有发展，但成效不够显著：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积极的企业总量和比重均很小，1998年积极创新企业仅为1218个，仅占企业总数5.6％（注：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1999年俄罗斯统计年鉴》，第481页。）。企业技术创新力度部门间不平衡显著，燃料、冶金和化工部门积极性最高，而建材、轻工和食品部门积极性偏低；企业技术创新中采用新工艺的比重较小，多数企业从事完善工艺的创新活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对知识产权拥有量少，至2000年下半年，获得“技术决窍”的企业仅占积极创新企业的33％；企业技术创新的经济效益提高不显著，2000年下半年，利润增加的企业仅占积极创新企业的39％；技术创新企业的外向化程度不高，至2000年下半年，积极创新企业中仅17％在国外实现了产品销售额增长；企业技术创新的研发能力不强，实质性创新产品在积极创新企业总产量中不超过12％；主导产业技术创新成效很差，创新产品在其售出产品中的比重从1998年的13％降为1999年的10％（注：〔俄〕《经济学家》2001年第7期。）。

三经济转轨时期俄罗斯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原因透视

（一）历史因素的制约：苏联时期长期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消极后果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苏联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曾令世人瞩目，但这种高速增长是以粗放的方式实现的。20世纪70年代初推行的集约化方针未取得实效：反映经济效益重要指标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从1996～1970年的平均增长6.8％下降到1976～1980年的3.2％；单位产品的物资耗用量从1970年的占54.9％提高到1980年的57.2％。这种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造成巨大的消极后果，即经济增长中存在巨大的“增长缺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性：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常要经历从单项到综合，从局部到全面，从完全粗放到粗放为主型，再过渡到集约为主型乃至完全集约型的发展过程。上述经济学家的计算结果表明，巨大的“增长缺口”使苏联时期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化，从而大大延长了经济增长方式自然演进的过程，也大大增加了经济转轨后俄罗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度。

（二）社会条件的制约：转轨时期科教水平的下降

1.科技进步滞后的制约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归根到底取决于科技进步：一方面经济集约经营增长的实质是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效益，而其基础在于科技进步；另一方面科技进步使实现经济的集约增长成为可能。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存在投资收益递减规律。只有科技达到一定新水平，并能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增加投资才不会造成收益递减，经济的集约增长才会成为可能。科技投入强度大小是技术进步的直接决定因素。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科技投入不断减弱，用于科研领域的资金从1990年占GDP的20.3％减少到1999年占0.97％。其利用于研究和开发的资金下降了83％多。从人均研究开发费用看，1998年俄罗斯为61美元，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美国（794美元）、日本（715美元）、德国（511美元）（注：〔俄〕《财政》2001年第7期。）。到1999年俄罗斯的科技投入仅相当于越南、智利、葡萄牙和波兰的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同期的投入强度：美国（0.9％）、日本（0.61％）、法国（1.05％）、德国（0.86％）和英国（0.74％）。

2.教育水平下降的制约

科技进步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力量，而科技进步的主体是人，科研成果的研制、开发、推广、使用最终都要靠人来实现，因此加快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先导必须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为保证。“发展和发挥人的潜力，归根到底是决定经济、社会和任何一种发展成败的关键。”（注：〔俄〕Л.И.阿巴尔金主编：《俄罗斯发展前景预测——2015年最佳方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这不仅因为人的潜力是国家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因为“人的素质决定科技进步的速度，决定劳动的组织和文化，决定劳动生产率”。教育水平指数概括地表明了构成每个国家技术和科学潜力基础的知识多寡和能力大小，它们是增加社会财富和提高活劳动效率和收益的基本要素。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衡量人的素质的主要教育和科学指数均呈下降趋势。据俄国家统计委员会的专家评估，人的发展潜力指数从1992年的0.849减少到1998年的0.760；1993～1996年，某些行业工人的培训活动急剧减少：工业领域减少近半，其中机器制造工业和金属加工业减少了84.8％强，纺织工业减少了73％弱，化学工业减少了44.4％强（注：〔俄〕《统计通报》1999年第2期；《经济问题》1999年第2期。）。从经济领域中科研人员就业情况看，科研人员从1990年的280.4万减少到1996年的160万，其中从事研究及研发人员从221.6万减少到1997年的93.5万，经济领域每万人中研究及研发人员从1990年的294人减少到1997年的143人。从全俄科研人员的结构来看，研究人员从1991年占52.4％减少到1997年占48.7％，技术人员从1991年的12.0％减少到1997年的8.6％，辅助人员则从1991年的24.8％增加到1997年的26.2％，其他人员从1991年的10.8％增加到1997年的16.5％（注：〔俄〕Л.И.阿巴尔金主编：《俄罗斯发展前景预测——2015年最佳方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教育和科研的萎缩是制约转轨中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根本原因。（三）经济体制的制约：转轨时期特有的二元体制是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原因

1.微观经济主体的“体制惰性”在转轨中尚未克服

（1）企业的技术创新普遍活力不强积极性不高能力不强

俄罗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后，许多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尚不适应市场竞争的环境，普遍缺乏在经济转轨中进行创新决策的能力，俄罗斯企业领导人中愿意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仅占19.5％（注：〔俄〕《经济问题》2001年第7期。）；企业领导人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其创新管理能力很差，习惯于一成不变的管理模式，不同意经常变化的达45.4％；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多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效益差，缺少资金积累，资本市场又未完全发展起来，企业缺乏创新所需要的投资活力，尚难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的研发能力营销能力不强，只有1／20的企业能创造符合现代市场要求的产品。

（2）工业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只有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才能使技术创新取得良好绩效，从而为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至2000年下半年，被调查企业中有创新积极性的：化学和石化工业有63％、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有54％，其中食品工业和轻工业分别仅为29％和14％，小企业仅为3％（注：〔俄〕《经济学家》2001年第5期。）。就整体而言，企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主体，即还不是创新的决策主体、投资主体、研究开发主体，缺乏创新动力。政府的过度保护使一些创新的企业也能够生存下来，使得来自企业内外的创新激励不足。在被调查的143家企业中有14.7％的企业创新目的是为生存，27.3％是为扩大生产规模。可见，企业普遍缺乏依靠技术创新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在一些行业中，由于竞争不足，企业只要进行有限的创新，就可以较长时期地维持超额利润，存在“创新惰性”，因而企业缺乏尽快推动新一轮创新的市场压力。其结果是创新经济和替代的速度很慢，新一轮创新往往要等待较长时间。

（3）企业普遍缺乏采用新技术的内在动力

一种有效的有利于创新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创新制度，在于既能发挥产权关系所产生的巨大的激励力量，又能使企业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西方发达国家所普遍采用的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虽在产权激励上有弱化现象，但其创新能力大大提高：①有限责任避免了因创新风险而出现的创新投资不足；②股份制能大规模地聚集创新所需的资本；③股份制企业规模提高了企业的创新风险承担能力。（注：柳卸林：《技术创新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而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特别是在证券私有化阶段，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时，75％～80％的企业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即按照规定，企业职工可以购买本企业决定资本51％的普遍股票。实际上，不少企业职工购买本企业的股票竟达70％，使3万家中80％的企业成了封闭型股份公司。这类股份企业对外部投资者的吸引力不大，游离于依市场评价而形成的资本流动之外，不能使企业所有权领导权掌握在能有权管理它的人手里。这使得公司职工只重视眼前利益，原来的厂长则变为大量股份资本的持有者，从而形成新的“内部的控制集团”（注：王潼：《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轨五年概观》，载《世界经济》1996年第3期。），这种封闭式股份公司对技术创新内外激励不足。

（4）多数企业的现代组织管理水平不高

在经济转轨中，企业管理方式的转变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对俄罗斯企业现代管理方式普及率调查显示，企业的现代管理方式普及率非常低；完全未采纳ISO9000—14000质量标准体系的占54.8％，未制定商业计划计算机程序的占47.5％，未采纳评价资金形势计算机程序的占43.3％，未使用自动规划系统的占49.7％，未采纳西方资金核算标准的占80.6％，未采纳管理核算计算机系统的占36.5％，未用计算机进行市场营销分析的占52.0％，未使用职员计算机测试系统的占79.2％，未在因特网上查寻信息的占32.8％（注：〔俄〕《经济问题》2001年第7期。）。此外，在开拓新投资方式、建立国内外新伙伴、建立新销售渠道、使用新工资核算表方面，多数企业也未做到。企业的现代管理方式普及率的非常低下是制约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微观因素。

2.宏观经济中继续数量扩张的深刻体制根源

（1）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消极适应政策

经济转轨以后，俄罗斯的产业结构调整不仅要考虑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而且应服从于经济转轨中的反危机任务。因此，在俄国内需求不足、必须靠出口带动经济走向稳定以摆脱危机的情况下，俄政府对重轻产业结构的调整，转而实行“消极适应”政策。作为权宜之计，着重发展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工业，以此带动整个经济走向稳定，待摆脱危机之后，再着手重轻结构的调整。在“消极适应”政策下，出口的扩大和投资的倾斜（1992年对燃料动力综合体的投资占工业投资总额的50％，1995年上升为64％。对其他部门的投资则相应减少；对农业投资的比重则从1991年的59％降至1995年的49％，轻工业的投资比重从1991年的33％降至1994年的23％，食品工业的投资比重则从1991年的81％降至1995年的65％，机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则从1990年的93％降至1994年的46％）（注：〔俄〕《经济学家》1997年第17期。），使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工业部门的生产条件明显优于其他工业部门，从而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石油天然气部门得到优先发展，其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大，并居各工业部门之首。

（2）转轨初期外贸体制改革中自由化的消极后果

经济转轨之初，俄在外贸领域实行自由化方针，全面取消出口关税。这就加快了原料、燃料等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1994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仅为54.2％，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76.6％），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67.5％），与拉美国家相近（53.3％）；与此相反，矿物原料出口比重高达42.4％，比发达国家（9.9％）及发展中国家（18.1％）高几倍，与非洲44.9％的平均指标接近；原油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35％上升到1999年的46％，成品油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14％上升到1997年的42％，天然气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14％上升到1999年的37％，原煤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35％上升到1999年的11％，原木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7％上升到1999年的32％，纸浆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23％上升到1999年的80％（注：〔俄〕《经济学家》2000年第7期。）。对俄罗斯来说，这些不可再生的燃料和原材料的出口能力已到极限。俄罗斯的畸形出口结构进一步带动了国内原料、燃料部门的生产。与此同时，1991年后，俄罗斯制造业出口的高科技产品比重下降88％，在世界高科技产品贸易额中俄罗斯仅占0.3％（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制造业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比重从1992年的88％减少为1996年的47％，而欧盟的同类产品比重为45％，美国为48％，日本为70％；从出口额看，1998年俄技术出口额为0.418亿美元，明显低于主要工业国家的水平（法国18亿美元、美国328亿美元）。这种不合理的出口结构，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

（3）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所形成的制约

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实现经济集约增长的必要条件。经济转轨10年以来，俄罗斯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包括商品市场、资金市场等，但是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尚不成熟。这使得价格、竞争和科技在资源的高效配置及规模经济中难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技术市场发育的滞后，使得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先导的科技难以与经济进行有效结合。从而从根本上制约着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变。

3.经济转轨中中央与地方利益新格局中的粗放增长因素

（1）经济转轨后俄罗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加强

经济转轨后，俄罗斯地区间社会发展差距急剧拉大：生产和收入非常集中，在89个联邦主体中10个最大的地区生产着全国GNP的44％，17个地区即占该项总值的58％。1990年10个最不发达地区的人均工农业产值和10个最发达地区的相应指标相比，前者是后者的57％，到1996年已经只能达到22％左右（注：李方仲：《苏联解体的悲剧会不会重演——普京政权面临的问题》，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1994～1996年79个联邦主体中的许多主体的按人口平均地区产品总量规模的差异幅度呈直线上升趋势：1994年为11.4倍，1995年为17.7倍，1996年为20.4倍，这些指标的变异系数的变化也是直线上升的：1994年为0.488，1995年是0.489，1996年是0.562。（注：李方仲：《苏联解体的悲剧会不会重演——普京政权面临的问题》，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页。）转轨中的困境促使落后地区进一步超常发展自身原本单一的产业，如秋明州着力发展石油工业。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落后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

（2）中央与地方权力调整中存在的问题

按照联邦宪法，自然资源的占有、使用和支配权属于联邦中央和联邦主体共同管辖，加之俄联邦主体中民族分离倾向的加强，使得联邦各主体的自然资源管辖权和使用权比苏联时期扩大。

各联邦主体竞相扩大自然资源的出口，其中西伯利亚的自主出口非常突出：载能体从1993年的21.5％上升到1997年的37.6％，木材产品从1993年的3.1％上升到1997年的4.9％，黑色金属从1993年的21.5％上升到1997年的37.6％，有色金属从1993年的21.5％上升到1997年的31％（注：〔俄〕《经济与工业生产的组织》2000年第3期。）。地方事权的扩大使得各地从自身狭隘的地区利益出发，不断扩大对原料、燃料等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这也进一步加强了落后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 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