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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营经济是一种基于私有制性质的所有制和产权结构、并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形式,民营经济史研究从历史的窗口追溯民营经济的发展路径与历程,而社会分工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产业基础。民营经济对应的经济社会关系表现为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形式,官营经济有其完善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实施机制,“重农抑商”及其它政策是官营经济体制重要的制度安排。“制度耦合”的作用在于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而使民营经济获得发展空间,民营经济作为一种体制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
关键词:民营经济发展史;制度安排;经济体制改革;官营经济;经济增长
贝内德托•克罗齐曾在1917年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论断,意在着重历史的现时性①。在他看来,历史与现实之间似乎有某种契合,其实就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拓展经济史研究的新路径,通过民营经济史的研究累积,既推本溯源,又以古鉴今,让历史回答诸多现实问题。
一、民营经济的本质内涵与特点
1.民营经济的本质与内涵
“民营”与“官营”虽一字之差,但显现出其与“官营”的相异内涵。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性质基础上的、属于国家所有的,并由政府进行经营管理的企业,就是官营企业,简称“官营”。张志勇认为,国内第一个提出“民营”概念并使用这一词的是我国经济学家王春圃先生,他在1931年出版的《经济救国论》一书中最早使用了这一概念。书中把民间经营的企业称为“民营”,主要是与“官营”相对应②。而同志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民营”一词,使“民营”与“官营”成为既对立又统一的概念。吴敏认为民营企业是指除国营企业以外的所有形式的企业,它包括国有私营、集体私营、合伙经营、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委托经营和私有私营等类型的企业和外资企业③。从经济学的一般意义上讲,民营企业就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按照商业原则和市场规则运作的微观经济主体,其生产经营行为涉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所有领域,其重要性毫无质疑。因此,张志勇认为民营经济具体说的是个体和私营经济,或者说个体和私营经济就是民营经济。在这一点上普遍认识是一致的④。
2.民营经济的内在特点
虽然许高峰认为民营经济不能等同于私营经济,也不能简单地界定为非国有经济⑤。但江怡认为民营经济是基于私有制性质的所有制和产权结构并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形式⑥。他又认为,较之于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具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产权明晰,责权分明,自负盈亏,生产效率高,成本低的特点⑦。当然,民营经济是相对于官营经济而言的经济形式。黄孟复在《在中国首次民营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的演讲》中认为广义的民营经济是对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江怡认为,民营经济的实质是指公民投资、公民受益、公民承担风险。通俗而言,就是指民间私人投资、民间私人享受投资收益、民间私人承担投资风险、自我约束,在竞争中谋求发展的经济活动。严格地说,这样的经济应称为“民有经济”或“私有经济”⑧。
二、民营经济与经济史的相互关系
1.从历史的窗口追溯民营经济的发展路径与历程
经济史为我们提供了窥见民营经济发展历程的“窗口”。创新理论的先驱和商业史研究的创始人、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⑨。张雁认为如果缺乏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就难以理解经济学的根本内涵和现实意义⑩。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都需要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关注和研究民营经济起源、发展和演变的辉煌历程,以期为研究民营经济提供有益借鉴。历史学家认为,周朝取代商朝意味着农耕文化对商业文化的征服,因此,农耕文化孕育了中华文明,使其具有明显的大陆文化特点,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深深打上大陆农耕印记輥輯訛。江怡认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农耕文化深深植根于经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形成的农耕文明对国家组织形式、国家机器的建立完善、组织制度的制定、民营工商业的发展,以及人们日常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輥輰訛。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民营经济的形式与内涵理应成为经济史的研究对象。
2.从过往经济现象的罗列与集成来研究民营经济史
经济史是历史的实践,经济史是指经济领域的发展历史和经济状态的变迁史。陈勇勤认为,经济史是一种研究方法輥輱訛,因产业经济史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20、30年代,因此学界认为从空间分布角度看,经济史主要涉及农村经济、庄园经济、城市经济輥輲訛。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通过生产提供有效供给,并以分配为支点,通过交换满足有效需求,恰恰涵盖民营经济的生产经营过程。民营经济属于经济史的研究范畴,民营经济发展历程及其变迁路径构成了民营经济史。江怡在《宁波民营经济史(原始社会末期—1956年)》中认为,民营经济史严格讲属于产业史,而就民营经济史而言,建立在稀缺资源基础上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既是资源实现最佳配置的路径,也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之行为,其影响因素不外乎是人口增长、农业、手工业和商贸流通业等官营和民营经济活动,以及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3.社会基本矛盾的互动过程及影响构成了中国经济史的内涵
社会基本矛盾的演进是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基石。胡寄窗先生肯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他认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并列为社会基本矛盾,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一社会基本矛盾为理论基石而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先河,从而完整地构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框架。以社会基本矛盾的互动及相互作用作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理论指导,其重要性在于深入分析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发展对经济思想产生的影响。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思想史,是与这个国家的社会生产进程有紧密关联的,所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连,在这里就应该特别予以思量輥輳訛。而黄孟复则认为,我国民营经济60年来的曲折历程总体上呈现另一个U型反转轨迹,也是社会基本矛盾关系不断演变的时期,这种演变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輥輴訛。
4.民营经济是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形态的表象
民营经济对应的经济社会关系表现为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刘辉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术语中,‘经济形态’基本就是‘社会形态’,亦即带有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性。”輥輵訛木志荣认为,任何一种经济形式都是所有制形式与经营方式的双重体现,这种体现构成了一种社会关系,也使经济形态表现为繁杂的社会关系輥輶訛。董辅礽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成分,没有公有制经济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但公有制本身却不等于社会主义经济。”輥輷訛毕世宏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始终表现为小农经济、家族管理、中央集权官僚体系这三者的结合和统一。”輦輮訛而民营经济正是在这三者的结合和统一中出现的传统经济形态。江怡认为,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民营经济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内在关系,形成一种自由的经济形态。“新中国成立前有国营经济、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公私合营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的表现形式。”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经济社会关系,这是新民主主义时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结构形式輦輯訛。
三、民营经济的产业路径、产业结构及实践特征
1.农、工、商、虞是中国古代的重要产业并形成产业群体
产业的划分标准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在经济史专家看来,中国古代有农、工、商、虞等四类产业,它们可以与今天三次产业的划分标准对应輦輰訛。江怡认为,“有了手工业的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剩余产品进一步增多,在此前提下,商贸流通业自然得到发展。”輦輱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经营领域逐渐扩展到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个环节,由此形成了以商业为主、兼营手工业企业的民营混业经营模式,农、工、商、虞等四类产业不断兴起,经济社会发展到新的水平。经济产业的形成与分类催生了相应的社会阶层。士、农、工、商则是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对农、工、商、虞提出的新的划分方法,他将虞业并入了农业,新增了“士”这个新阶层,形成了以“士农工商”为职业划分集聚的群体輦輲訛。江怡认为,民营工商业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的扩大,由此成为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条件。手工业和商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生产和流通领域进一步融合,经营范围不断扩大,改变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既有格局,士农工商的职业群体因此固化而稳定輦輳訛。
2.社会第三次大分工形成了第三产业而成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载体
第三产业是民营经济的重要发展载体,从古至今,民营经济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发展历程与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分工紧密关联。童书业认为,从整个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看,直到战国时代才出现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才出现社会第三次大分工,在经济发达地区,生产和交换依次进行,其品种不断增多且交换的规模越来越大輦輴訛。江怡认为,“历史上的三次分工产生了具有民营性质的商人群体与阶层,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作用日益显现,交换更加频繁。”輦輵訛社会上出现了一个不从事实业生产、只进行商品交换的商人和商人群体,商业形态和商人群体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完成。至此,民营经济形成了以产业经济为主体,涵盖农业、工业(手工业)、商业(国内贸易、国际贸易)等三次产业和金融业、运输业等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所有行业。产业一体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不断提升的体现,意味着生产力的发达程度,也是产业之间不断融合的过程和结果。胡寄窗先生提出中国古代的工商业活动一体化的观点,即手工业一定会是包容在商业之内,形成工商业一体化,二三产业的融合程度不断提升。王天伟运用产业经济学的专业理论,以部门产业为主题,其研究纵贯产业经济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历程,涉及古代、近代和现代民营经济产业发展的方方面面。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官办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规模空前扩大,工业部门日益增多,官府机构庞大而复杂,工业生产分工越来越细,促进了民间工业的迅速发展輦輶訛。
3.民营手工业发展先于官营手工业
家庭手工业是民营工业的起始产业,春秋末期,由于社会大变革而使各国实行自由经济政策,由此造成民营冶铁业蓬勃兴起,为战国时期民营经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王天伟认为,“民营工业,起于家庭手工业,先于官营工业存在并与官营工业共同发展”輦輷訛。在他看来,战国时期已经出现民营工业,但官营工业仍占主导地位。因此,民营经济在战国时期正式跃上中国经济的舞台。王天伟认为,中国官府工业出现在奴隶制社会的初期。从商代到西汉的漫长时期内,工业部门遍布官府作坊,尤其在西汉时期,“在都城长安设有东西织室,作为官府织造工业作坊。”輧輮訛战国时期,虽然官府工业居于主导地位,但由于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彼时已经出现了民营工业,工商业者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人,其所涉产业包括工业、手工业和商业等领域。
4.商贸流通业是民营经济的重要产业
社会分工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产业基础,中国古代的工商业者被统称为商人,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私营工商业不断兴起,民营商人私商逐渐取代官商成为商人的主体。彼时出现的诸如弦高、子贡、陶朱公等巨贾,他们成为流通业的巨子,得益于社会分工的扩大和深化。童书业认为,“从整个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看,直到战国时代才出现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才出现社会第三次大分工。”輧輯訛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提高了生产效率,社会剩余产品不断丰裕,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实业基础。交换是扩大社会再生产的动力,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对民族兴衰具有重要的作用。崔占峰对古代商贩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认为远古时期就在经济生活中存在商贩现象,远古和夏朝时期是古代商贩发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輧輰訛。吴慧解析商业形态的萌芽和成长对商品经济发展路径的影响,认为商业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有了社会分工和生产物的剩余之后才逐渐产生的,其初始的萌芽状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的物物交换,后来才有发展了的交换形式———商业。从产业路径而言,个体民营手工业的产品须进入流通领域成为商品,或生产者延伸产业链而直接将产销合二为一。只有进入商贸流通领域,民营手工业的产品才能成为商品,据此才能完善产品—商品—消费的产业链。
四、官营经济体制的形成机理及体制载体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官营经济以强势政府为背景,既是政府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又扮演实施者,其制度安排和产业实践构成官营经济体制与机制。研究民营经济史,必然涉及“重农抑商”、“盐业专卖”和对外贸易的垄断等官营经济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官营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施载体。围绕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在中国民营经济史的演进过程中,民营经济与官营经济分别在经济社会结构中发挥不同的作用。
1.夏商周时朝的“工商食官”是官营经济体制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
官营经济体制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利益因素,刘含若等认为自西周时期起,以“工商食官”为载体,由政府控制和管理工商产业已然形成制度体系,“工商食官”是夏商周时朝的官营手工业制度,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国营(有)经济体制,其最重要作用在于政府垄断輧輱訛。苏小和认为,“在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系之内,企业既能解决整个社会的就业问题,也能解决政府财政的收入,因此,抓住企业,就意味着抓住了经济的本质。”輧輲訛“工商食官”是政府重要的官营手工业制度,标志着国营(有)经济体制的形成。王天伟认为,在漫长的两千多年时间里,官办工业和手工工场的规模空前扩大,工业部门日益增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在对内对外贸易领域的垄断程度不断提升,以此为载体的国营(有)经济体制也在走向成熟与完善。童书业认为,“匠户制度的破坏,始于明代中叶以后,而完成于清代康熙年间,这与通常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生期基本上是相一致的。”輧輳訛“匠户制度”是官营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产要素的禁锢,实质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民营经济的从业人数和产业规模的扩大,更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体制逐渐崛起。王天伟认为,“明代中期以后,民营资本的兴起,不仅使劳资分离,而且呈现规模大、用工多、分工细的特征。”
2.“重农抑商”及其他政策是官营经济体制重要的制度安排
“重农抑商”是封建社会的既定国策,封建政府是抑商制度的始作俑者。童书业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重本抑末,歧视手工业者和商人。”輧輵訛究其原因,在于“重农抑商”的文化理念和制度政策在历代占据主流地位,整个社会“对商人的蔑视,对工商从业者的蔑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曾经是东、西方世界的共识。”輧輶訛政府干预经济事务具有明显的制度导向性,社会财富任由政府独享而不使天下人获利是专制政府既定的经济政策。刘含若认为,战国时期的法家以“利出一孔”为最好的政策选择,认为国君应该在经济上掌握臣民的贫富予夺,也即是说国家和君主要臣民富就富,要臣民贫就贫輧輷訛。江怡认为,小农经济社会以自然经济的结构和形态为主,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社会的资源有限,整个社会整体而言处于贫穷状态。为了应付庞大的行政和军事开支以加强封建统治,当权者只能在农业产业的范畴上做文章,动用稀缺的经济社会资源为农业服务,稳固和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因此,因涉农、扶农而打压工商业的制度政策应运而生。应该说,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盐业专卖”和垄断对外贸易等三大官营体制及机制对民营经济的产生具有抑制和挤压作用。
3.政商关系的变迁路径对应“重农抑商”的制度效应
吴晓波在其著作《浩荡两千年》(中信出版社,2015年4月第2版)中提出“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等疑问,是对“重农抑商”的文化理念和制度政策的施行效果和影响的最好诠释,即凡是政商关系好的时候,政府“抑商”的力度就小,反之则大輨輮訛。从汉唐到明清,“集权”与“抑商”是封建社会的两大主题,前者是基于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重要内涵,后者是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施政实践。政府以集权的手段,通过计划经济体制的方式,以权力而非市场来对经济社会资源进行分配和再分配,但凡政商关系紧张的时候,政府就会通过手中的权力大兴“抑商”之举。
4.“盐业专卖”政策是政府打压民营经济的重要手段
专卖制度的本质是与民争利,专卖制度的建立源于国家资本与官僚资本的结合。专卖制度是政府经济利益和来源的制度源头,政府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专卖方面的制度安排,其目的是将经济活动的主导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这种理论的倡导者及政府实践行为出现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刘含若等认为,《管子》是最早的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的提倡者,其集大成者为管仲輨輯訛。《管子》主张官营垄断、政府专卖,由此而形成的专卖制度体现了政府的利益导向并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大敌。王天伟认为,“古代的专卖制度,经历了由汉代以前的民制(或民官和制)官收、官运官销→唐宋时期的民制、官收、商运、商销→明清时期的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演变过程,由官专卖制演变为‘官专卖制’或‘委托专卖制’。”輨輰訛盐铁官营实际上就是在生产关系领域政府垄断盐铁资源的分配权力,食盐既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专卖商品,又是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吉成名在《先秦至隋代食盐产地考略》一文中探讨了食盐生产开始的时间及先秦至隋代的食盐产地问题輨輱訛。食盐专卖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始于先秦秦汉时期而直到民国的盐业专卖,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朱柏铭在其主编的《宁波盐制》中认为,“历代盐的生产体制是以公有制为主,延绵两千余年。间有允许盐户私剪。”輨輲訛盐铁官营实际上就是在生产关系领域,对盐铁资源进行社会分配而显示出的政府与个体私营生产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盐铁官营是西汉封建政权依靠行政权力,垄断盐铁等生产生活资料,从制度体制的角度,控制获利之源而与民争利,以获取巨额的财政收入。在对盐铁官营的利弊争端中,于传波认为盐铁官营摧毁了汉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阻碍了生产的发展輨輳訛。陈乃华认为,“盐铁专卖”堵塞了商人资本及农村过剩劳力向工商业流通的渠道,加速了农民破产并沦为流民或奴婢的过程和土地的集中,是导致西汉中后期社会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輨輴訛。
五、民营经济与制度环境及其关系的研究
1.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体制障碍
按照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划分不同的经济体制是人们对民营经济认识偏差的根源,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还有不少人以另类的眼光看待民营经济,思维仍在姓“社”和姓“资”中徘徊。刘迎秋认为,“许多人对资本认识有偏差,把资本看作只图私利的有害之物的人占相当比重。”輨輵訛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影响了政府民营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使包括制度、社会文化和投资在内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面临窘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与壮大。马虎兆、李欣先认为,“现阶段投资环境、市场化水平和产业结构是影响民间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
2.民营经济的“发展悖论”显现政府与市场的模糊边界
一般认为,政府的职责是制定“游戏规则”,在经济活动中提供基本服务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无处不在的政府权力如果过度介入经济活动,则会导致交易费用的提升,阻碍经济增长。针对这种情况,诺贝尔奖经济学奖的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曾经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即“诺斯悖论”。“中国民营经济史,其横切面都是政商关系史,即政府与企业、权力与资本的博弈史。”輨輷訛因此,在江怡看来,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过多干预民营经济,同样使其交易费用上升,由此形成民营经济的“发展悖论”。
3.适宜的制度环境能够降低民营经济的制度交易成本
王跃生、马相东认为,必须“明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基本职能———为权力的运行提供公正、安全的针对环境,而不应过多地成为产权主体。……建立有约束机制的行政体制,通过宪法秩序保证产权规则的长期稳定性。”輩輮訛田国强则认为,“只有从规范、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的制度、法治和公民社会这三个维度的综合治理着手,合理界定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治理的边界,才能同时解决好效率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才能从根源上根除腐败和行贿受贿现象,降低市场经济活动的制度交易成本,建立起政府、市场、社会、企业及个人之间良性互动的健康关系。”輩輯訛他强调“制度环境是一系列基本的经济、政治、社会及法律规则的集合,它是制定生产、交换机分配规则的基础。”他看重制度的作用,认为“在诺斯的理论框架中,制度对于产权的界定、行使和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輩輱訛在陈志武等看来,“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是制度,是决定市场交易规则环境、保障私人产权的制度。”輩輲訛而市场经济的深化恰恰能够完善市场交易的制度,如降低交易成本、保护个人产权,公正的司法和有效的契约执行架构等輩輳訛。
六、民营经济在“制度耦合”过程中的作用
1.放松管制、放权让利是“制度耦合”的重要前提
改变公有制单一格局、在经济领域放权让利、政府放松管制为“制度耦合”奠定基础。1981年7月,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的文件,第一次系统、全面地阐明了中国的个体经济政策,为在不同所有制之间进行“制度耦合”奠定基础。高德步认为,该文件还具体规定了城镇个体经济的经营范围,适当放宽了个体经济市场准入条件輩輴訛。为民营经济领域不断进行“制度耦合”提供了载体,结果证明是成功的。因此,苏小和认为,“在各种经济体制的改革中,放权让利的发展绩效最为明显,这几乎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经济史事实輩輵訛。“制度耦合”的作用在于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而使民营经济获得发展空间。高德步认为,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于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存在发展。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路径方面,要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真正发挥市场对要素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提升“制度耦合”的程度輩輶訛。
2.民营经济作为体制力量影响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
市场机制是土地生产要素流动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运行机制。江怡认为,基于这一考虑,“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走向,使基于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輩輷訛民营经济获得合法的发展空间后,经过不断努力,已然成为一种体制力量,进而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民营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因此,民营经济经历了由小到大、由政府限制其发展,到提倡和激励其发展,直到今天大力发展的过程,使得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輪輮訛。
3.“制度耦合”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路径
民营经济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路径调整经济社会关系,是生产力作用于生产关系的结果。石世奇简评胡寄窗先生所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后认为,发展民营经济的意义之一,在于商人资本对旧的生产关系起到的分解作用輪輯訛。在本文作者看来,其作用并不止于此,而是对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体现为随着情况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民营经济在“制度耦合”过程中成为推动经济体制变革的重要力量。江怡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各种不同体制之间的耦合性,即‘制度耦合’。”輪輰訛1978年改革开放后重新发展民营经济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其“耦合”路径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计划与市场等两种不同经济体制之间的“耦合”行为促进市场化的因素不断增多,市场交易规则也在随之发生变化,已经成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
七、内外开放推动经济制度与政策不断转型的研究
1.内外开放促进商品经济加快发展
个体商人、城乡市镇和民营商帮的崛起是商品经济加快发展的成果,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一特定时期,凡是重视民营工商业并实行内外开放政策,其商品经济都得到较快发展。董书城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有三次兴盛时期,第一次是从战国到秦汉时期,第二次是唐宋时期,第三次是明清时期輪輱訛。江怡认为这三个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最大成果就是都市的不断兴起而推动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如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官商垄断经济的局面被打破;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通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两宋时期,城乡市场交易活跃,商品经济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而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好的“路径依赖”,各地商帮不断兴起。商业都市及市镇的勃兴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日本著名学者、汉学家斯波义信先生认为“宋代的商业革命确属质的变化。”輪輲訛其后,在其所著《中国都市史》一书中认为,中国都市及市镇的市场经济活动在明末清初及至民国时期达到了顶点,所以,“人们将历史上对农村环境中出现的工商业等非农业性活动的过程视为‘都市化’已成为共识。”輪輳訛其都市化的过程与形式与商品经济发展紧密相连,都市的不断兴起,实际上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缩影,也是内外开放的窗口,为经济体制转型奠定了基础。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认为,在内外开放的背景下,近代中国不管面对多少困难与问题,但走向世界,不断拉近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差距,始终是近代中国的主题。
2.“重农抑商”向“重农重商”转变为民营经济赢得重要发展机遇
“重农抑商”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政策载体,它贯通封建社会上层建筑领域和整个经济基础。佘正荣认为,“人类文明的起源无疑是以农业为先导的,农业生产是文明产生的先决条件。”輪輴訛这说明在小农经济社会里,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使得农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进入近代后,由于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农耕社会“重农抑商”的制度与近代农工商并重发展的理念成为天然冲突,更由于外来要素和规制不断涌入,“重农抑商”到“重农重商”,以“官办”、“官督商办”为基础的国营企业逐渐向近代民营企业转变。蒋廷黻认为,近代以来,从“重农抑商”到“重农重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就是不断拉近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差距。“重农抑商”向“重农重商”的转变为民营经济赢得重要发展机遇,意味着国营经济体制的垄断架构逐渐失去主导地位,促使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3.近代工业的二元经济特征实则是计划经济体制作用的结果
内外开放是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推手。所谓近代工业,是指工业生产由手工工场发展到资本主义机器生产阶段。刘洪英、王作峰认为,中国近代工业是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它一开始就走着一条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工业所不同的道路輪輵訛。祝慈寿将中国古代工业按照王朝的更迭来叙述工业的特征、产地、管理方式、产业演变路径等,其所著的《中国近代工业史》以近代工业发展为主线,以鸦片战争至建国前的时期为叙述载体,展现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发展的特点和产业演变的路径及原因,显现出近代产业部门与传统产业部门、口岸城市与内地农村等明显的近代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
4.近代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型是资本角力的成果
朱荣基的著作《近代中国海关及其档案》(海天出版社,1996年),反映了近代社会自开放以来的贸易往来概况,实际上是当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折射显现在开放的大环境下,包括宁波在内的中国沿海地区由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变路径。由杭州海关编译的《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海关报告集成》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则是对相关海关对外贸易的数据记载,揭示了自然经济的发展模式被强制性地纳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后的演变路径与结果。
作者:江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