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型经济全球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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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经济全球化趋势正在发生变化

（一）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阶段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1990年到2001年。多数国家和地区通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融入世界，赢得了各自的全球化红利。其中，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获得了最大的全球化红利。如1990年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约为26.1%，到了2001年，这个比重上升到32%，平均每年上升0.5个百分点左右。同期，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也获得快速发展。OECD学者安格斯•麦迪森（2001）认为，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在这个时期高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2002年到2008年，这是金融和楼市泡沫推动全球性非理性繁荣的时期。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从2001年的32%降到2012年的23.8%。2001年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世界IT泡沫破灭，标志着1990年以来美国新经济繁荣周期结束。美国进入新一轮金融和楼市泡沫带动全球非理性繁荣阶段，加剧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和虚拟化。二是爆发了“9•11”事件，加剧了世界文明冲突，美国转向反恐战争。三是中国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并融入世界，加快体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做了应对“狼来了”的长期准备，从而把中国经济带入发展的黄金时期。根据表1和表2的数据，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2003年到2012年GDP从1.64万亿美元增加到8.23万亿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同期GDP从4.12万亿国际元增加到12.47万亿国际元。③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2009年以来，经济全球化站在了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上。是继续推进开放驱动、市场化驱动、创新驱动，还是转向排他性区域化、保护主义本地化、政治经济军事结盟集团化，前景很难预见。

（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前景当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金融自由化阶段④，与贸易自由化阶段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全球治理和金融监管体系的缺失，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上升，已危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前景。⑤这次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的恰恰是市场经济体制最完善、治理结构最成熟、全球风险控制力和转嫁能力最强的美、日、欧大三角地区。然而，危机发生后美国把其全球地位下降、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等问题归结为经济全球化失控和中国不公平竞争“搭便车”，进而把全球博弈策略的重点转向解决全球化失控的调整和变局。在短期，美国采用了量化宽松和扩大出口的经济复苏策略；在中期，美国启动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就业的结构调整；在长期，美国谋划与其他发达经济体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高标准投资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竞争中性、高水平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等。这将改变经济全球化多边协议开放和市场化的性质，转向区域化、本地化、集团化。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的多边规则体系面临被肢解的风险，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

二、危机后的全球经济规则变局

（一）世界经济正处于规则、秩序、格局大变局阶段危机后，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⑥、双边投资协定2012年范本（BIT2012）、服务贸易协定（TISA）、欧日“经济合作协定”的推动和竞争中性国际新规则的制定等。这些变化的共同特点之一，是发达国家通过主导新一轮高标准规则变局，重塑未来全球经济格局。美国副总统拜登（2014）认为，TPP和TTIP从规模上看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塑造全球经济的机会，从中加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特点之二，是这次全球规则变局主要以美国意愿规则作为标准来划线。接受者，可继续享受开放利益；不接受者，将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特点之三，美国治理将成为全球治理规则的范本，其风险是有可能把国际经济秩序引向以邻为壑、各自为政、四分五裂。由此可见，当今世界出现的本地化、集团化和区域化趋势，将加剧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将可能进一步恶化而不是改善世界增长的长期前景。对于全球经济规则变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以周边为基础扩大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经过中国推动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2013年12月7日达成巴厘一揽子协议，是WTO成立以来首个多边贸易协定，包括在贸易便利化、农业、棉花、发展等领域取得积极进展（张琳，2014）。

（二）美国主导全球经济规则变局一是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名义上是要打造世界高标准自由贸易区（FTA）范本，在全球倡导公平竞争原则，实质是美国要将本国规则转化为全球标准，为未来全球治理改革建章立制。二是推动双边投资协定2012年范本（BIT2012）、服务贸易协定（TISA）。前者纳入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等条款。后者要求所有服务部门，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服务业，对外资都要一视同仁。要求取消设立合资企业的各种要求，不得限制外资控股比例和经营范围，新的开放措施一旦实施不得收回等。名义上是要打造高标准投资自由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范本，实质是打造不对称规则优势，为美国投资和服务业进入全球市场打开大门。三是制定竞争中性等国际新规则，限制政府利用优惠政策扶助国有企业战胜民营企业的能力。同时，大力推进更高标准的劳工与就业、环境治理、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竞争政策、国有企业、产业政策等新规则。其特点是从以前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转向边境后竞争政策约束为主的公平竞争规则。四是推动全球再平衡调整。美中经济安全与评估委员会（USCC）2009年度报告提出，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失衡。中美各自应为失衡承担一半责任。为此，美国要求中国通过扩大内需和消费、扩大进口和开放、扩大人民币升幅和非贸易部门改革，更多地承担全球再平衡责任，为世界经济摆脱衰退困境做贡献。从而产生这样一个可能性前景，即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困境之日，则是新兴经济体陷入调整困境之时，2014年将可能是这种情景的一个拐点。

（三）全球规则变局对中国发展的影响1、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还是机遇已不再在全球最大的四个经济体中，TPP包括美日，其12个成员GDP和贸易额约占全球比重的40%以上；TTIP包括美欧，其成员GDP和贸易额占全球的比重分别约1/2和1/3；正在谈判中的欧日“经济合作协定”也涉及全球GDP约1/3的经济体。上述自由贸易区协议唯缺中国。史蒂芬斯（2013）认为，美国正将战后多边主义置换为与志同道合国家（盟国）间的特惠贸易和投资协定，让多边贸易协定靠边站。没有美国的支持，多边秩序将进一步陷入破损失修状况，而全球化也将会分崩离析。作为自由秩序的最大受益国，中国将成为全球化寿终正寝的最大输家。同时，中国也有人提出“去美国化”，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所有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其重要利益在平等基础上得到尊重和保护。⑦那么，中美关系是否只有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冲突和对抗的传统套路，中美走向全面对抗把全球化带入四分五裂是否符合中美和世界利益，中美是否可以走向互信合作？提出，“中美需要在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⑧。因此，中美建立超越零和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合作推进经济全球化发展，是赢得战略机遇期的关键。2、中国是否有机会加入TPP通常认为，TPP是美国主导用来遏制中国的工具，只有在TPP建章立制的任务完成后，中国才有可能加入。那时，美国会提出很高要价并对中国体制、产业、就业带来全面冲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及早加入TPP并参与规则制定，可倒逼中国改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课题组（2013）运用CGE模型，以2013年作为基期，进行了加入与不加入TPP的利弊影响测算。研究发现，如果现有的谈判成员国都加入TPP，而中国不加入，则中国的出口增速将比2013年的预期增速下降1.02个百分点，GDP增速将下降0.14个百分点。但是，与不加入相比，中国加入TPP之后，出口增速将提高3.44个百分点，进口增速将提高5.58个百分点，GDP增长速度将提高0.68个百分点。Li和Whalley（2012）也认为，在不同的成本下，中国加入TPP将带来产出增长3.816%、1.967%和0.59%。当贸易成本完全消失时，中国的产出将增长1.125%。同时，中国加入TPP也有利于其他成员国的经济福利增加。TPP对中国经济和贸易发展已经产生了越来越显著的排他性利益损失。如美国提出的“纺纱前沿”原产地规则，要求进入美国市场的纺织品，从纺纱、织布、裁剪至加工为成衣都必须在TPP境内完成。一些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已被迫将一些增值活动转移到越南等TPP谈判成员国。另一方面，加入TPP的真正障碍是美国会针对中国提出苛刻的特殊标准和条件，就像当年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的15条一样。可以预见，中国加入TPP谈判的难度将高于当年WTO谈判。3、2014年有可能是全球再平衡的一个拐点2014年将是全球经济从“双速”增长转向“倒双速”增长的一个拐点。对此，有人把新兴经济体增长减速归因于其内部结构和体制问题，也有人把问题归结为外部因素，如美国QE退出导致资本外流形成外部冲击。事实上，美、日、欧经济复苏是以新兴经济体经济泡沫为代价的。首先，全球失衡主要源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即全球化带来红利却缺少有效监管和治理（张燕生，2011）。为此，拥有全球霸权和金融货币特权的美国更希望独占全球化红利而不惜制造泡沫。一次是1990年至2001年的IT泡沫，另一次是2002年至2008年的金融和楼市泡沫。既加剧了全球失衡⑨，也带来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虚拟化。然而，美国却把危机起因归结为全球化失控和来自中国、印度等的不公平竞争，要求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承担危机部分责任和再平衡调整代价。其次，美、日、欧等发达经济的复苏手段之一是量化宽松和扩大出口。催生了新一轮全球通胀、资产泡沫和保护主义浪潮，引致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增加、资产价格飚升、货币升值和进口增加。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一旦退出，泡沫平衡被再次打破，就会直接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稳定。再次，美国为摆脱经济和产业空心化而实施的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就业调整方案，是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对外转嫁矛盾实现的，进而加剧新兴经济体外需萎缩、成本上升、生态环境压力加大、政治社会矛盾激化的困境。总之，新兴经济体的内因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外因发生变化，如全球增长减速、资本回流、资产泡沫破灭、赤字和失业增加、货币贬值等冲击，与本国结构和发展方式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就可能导致另一轮全球经济调整。新兴经济体在新一轮调整中产生分化，不改革则将陷入新的发展困境。

三、中国应对全球化规则变局的策略选择

（一）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推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促进全球共赢性发展是增进国际合作的坚实基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形成面向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其中关键词是高标准FTA和网络。高标准FTA是建立更规范透明公平的市场经济原则为基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同时与本国发展阶段和国情相适宜的制度标准。FTA网络是建立全方位合作体系，包括推进两岸四地CEPA/ECFA升级版，APEC/RCEP，中韩FTA、中日韩FTA，南南FTA以及与中美、中欧、中印、中俄等大国建立FTA，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二是实现全球包容性发展是维护世界公平正义的重要条件。从世界史看，发展中国家是否有机会平等参与发展进程，还是少数国家独占发展机会；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公平享有发展成果，还是少数国家独占发展成果；是判断国际秩序是包容性发展还是排他性发展的依据之一。在主要发达国家不愿承担更多责任、发展中国家又缺少话语权和治理能力的情况下，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就很重要。中国应承担与本国实力相匹配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促进全球包容性发展。三是推动全球平衡性发展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保障。现在有两种平衡发展观，一种是以开放经济衡量的全球失衡与再平衡。2011年2月和4月，G20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提出衡量全球经济失衡的一揽子指标，涉及私人部门、公共部门和对外部门这三大层面。这种衡量方法的缺陷之一，是难以度量经济全球化环境中产品内分工或工序分工问题，因此出现发达国家整体上是经常项目逆差，发展中国家整体上是顺差，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失衡源头的错误判断。另一种衡量是从发展角度来观察的。会发现在全球化环境中，发达与不发达、贫富、城乡的发展差距在继续扩大。对此，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摆脱贫困，尊重不同文化和制度条件下保护人权、财产权和发展权，在保护知识产权基础上提供更多公共创新和公共技术转让服务等。四是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当前，发达国家已进入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他们享有高碳、高能源资源消耗的高品质生活，拥有低碳发展技术和专业人才，却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低碳发展责任，并为低碳技术付出更高价格。对此，中国应大力推动以发展为基础的节能减排、绿色转型、低碳发展，尤其是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全面经济和技术国际合作。

（二）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推进超越零和博弈的大国互信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中美关系用利益攸关方，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敌人、对手或伙伴等都很难准确界定，这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两个差异最大的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学者Gilpin（2008）曾分析历史上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经典对策：一是采用各种手段削弱甚至彻底压制新兴大国实现崛起的可能性；二是降低本国国际事务中各种承诺和义务的成本；三是如同罗马帝国后期，借扩张来占据防守型低成本地位。在当今的国际格局中，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面对新兴之中国，主要采用了前两种对策。一方面采取各种手段遏制中国，另一方面，降低本国所承担的国际事务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减少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对此，中国的回应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当今中美利益关系已不可阻挡地交织在一起，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中国希望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通过推动负面清单管理、准入前国民待遇、服务贸易开放，来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这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但在制度层面上，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互信。美国希望永远当老大，而最可能取其代之的是中国。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制度上又与美国有着巨大差异，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对世界发展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因此，增进战略互信，减少共同利益重大决策的不可预见性，是两国合作努力的方向之一。首先，中国保证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是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美国学者Elvin（1973）指出，在历史上，中国作为大国能够长期生存并成长壮大之道，就在于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科技创新能力，足以抵御外来侵略危险，保证本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古为今用，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依然是当今中国保证国家实力地位的最佳策略。另一方面，美国也将保证其现有地位，遏制中国取其代之的一切可能性。按照Nathan和Scobell（2012）的观点，美国应当不断压制中国获得国际事务上合法领导力的努力,不断增强军事实力，保持高精尖人才优势，保护美国知识产权，赢得世界人心。其次，中国要求建立尊重本国利益诉求的国际新秩序。中国要挑战旧有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个秩序前期中国既无参与制定，后期加入后又没有充分尊重中国的利益诉求。因此，中国理应质疑美国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但是面对这一质疑，西方社会将难以让步。按照Ikenberry（2001）的观点，因为全球公共产品需要供给，将存在大国来合法充当世界领导力，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同时也实施治理。这一责任最好由民主政体的国家来担任，以保证更好的公正透明。Ikenberry进一步论述道，一国的国内政治体制会影响其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由于美国是民主法治国家，所以，国际社会比较容易接受美国治理规则。而按照西方标准，中国在国内不是民主政体，在国外不会遵循西方规则，国际社会将难以想象中国会民主、透明、规范地实行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这即是说，中国要求的国际社会新秩序将难以被接受。对此，中国必须向世界证明，中国有意愿并有能力提供公平透明、规范专业的国际社会新秩序。这意味着，实现符合中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将需要时间、大量专业化人才、取得和美国未来而非当下之G2关系的共识。再次，中国应当承担大国责任。Leonard（2013）认为，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不同，美苏是意识形态之争，而中美是实力和利益之争。中美之间曾建立了经济互补性合作的蜜月关系，但随着经济结构相似度越高，竞争和冲突越激烈，中美之间的蜜月期宣告结束。他还指出，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就职后，曾希望动员中国加入现有世界秩序，建立中美G2关系，确定中国在现有秩序中的利益和责任，以保持冷战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但最后他失望了。尽管竞争加剧，中美之间仍有大量共同利益，如美国希望中国增加对美投资，中国希望获得美国建立知识经济社会的经验。目前，中美在刻意回避正面摩擦。美国希望与盟国一道建立没有中国的高标准规则，如TPP。同样，中国也希望建立没有西方的统一战线，如金砖国家。美国会继续打压中国违背美国利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中国该如何应对呢？中国应对策略是超越零和博弈，开放合作，避免对抗，寻求两国长期共同利益最大化的交汇点，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推动经济全球化作出实质性贡献，真正承担大国责任。对此，美国工商领袖曾建议中美合作研究中美机制性合作的前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13）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如果中美签订FTA，将给美国国民收入带来1%的净增长，给中国带来2%的净增长。同样，欧盟安全研究所（EUInstituteforSecurityStudies）的尼古拉•卡萨里尼（NicolaCasarini）也认为，在未来的十年中，经济因素将依然是中欧关系的支柱，将很可能达成中欧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将进一步促进中欧经济和就业增长，同时增进双方之间的战略互信。

（三）中国作为开放大国在构建全方位开放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在30多年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过“三个方面开放”、“顾全两个大局”、“对内对外开放”的重要理论。30多年过去，国内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也应当适时调整，转向构建全方位开放经济体系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同时提出“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形成全方位开放经济体系。首先，构建海陆空综合运输网络体系，加快畅通中国与周边中亚、西亚、北非、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之间的通道建设和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畅通中国与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北极洲之间通道建设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畅通中国与美日欧大三角地区之间的通道建设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其次，构建全球投资、全球生产、全球出口、全球分销、全球服务与全球合作的国际化网络和生产体系，提升中国境内、跨境、境外商流、物流、资金流、人流、信息流的一体化效率，形成中国跨境生产和贸易供应链体系。再次，构建金融深化和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开放、汇率和国际收支改革为基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中国跨境金融供应链体系。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要切实建设好、管理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商务部高虎城部长说，在试点政策中，推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试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只要在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这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大突破。在有关服务领域先行开放，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先行先试，都将为今后积累重要经验。可见，上海试验区作为适应国内新一轮高标准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应对TPP、TTIP等全球变局，形成面向全球高标准FTA网络的试点，将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推动中国经济国际化、现代化、知识化发展，对中国发展成为全球负责任大国、高收入大国、法治大国、创新大国和开放大国，具有重要意义。上海试点经验能否在中国西部地区成功复制和推广，事关全方位开放经济体系建设大局。一是在引资引智引技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引制，全面深化中西部地区的体制改革、能力建设和人才交流。二是建立上海试验区试点与中西部试验区试点之间的合作机制，如加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之间的合作。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进程中，可以把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作为平台，两地合作发展对阿拉伯国家的在岸贸易、离岸贸易、保税贸易、线上贸易以及贸易融资、保险、运输、物流等服务贸易项目。三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应优先试点扩大对新兴经济体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如增强上海、深圳、天津等东部沿海地区通过中国西部地区的平台，发展与西亚、中亚、南亚、非洲、拉美之间的全方位合作，建立“共享发展”、绿色转型、互利共赢的南南合作新模式，同时带动中国西部地区对外开放。

作者：张燕生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