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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泰国政府施政和政治转型带给国家发展的不仅仅是正面影响
(一)政府部门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多方面条件
1、“看得见的手”引导经济发展泰国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相似,国家的参与和作用是一个重要因素。泰国在二战后不久,建立了100多个大中型国有企业,为国家奠定了工业化基本基础。政府持续编制社会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确定了泰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加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国家公共产品的提供,出台相关政策扶持特定领域发展,直接或间接扶持、资助私营企业。政府还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不断制定和修改、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创造公平经营环境。
2、为经济社会发展争取和创造最有利的外部环境泰国执政当局为在国际上广交朋友,积极加入各类经济合作与经济发展组织,协助企业拓展国际合作机会,开拓国际市场。二战结束后,泰国迅速与美国结盟,同时又保持与老客户日本的良好关系,从这两个世界经济强国得到巨额援助,还得到它们的资金、技术和转移出来的产业。中国改革开放后在世界经济舞台快速崛起,泰国不失时机地提升与中国经贸文化合作和政治外交关系,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泰国早在1982年就加入关贸总协定,1995年自动过渡到世界贸易组织。泰国也是东盟深化合作,加速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
3、稳定的技术官僚体制助力经济在动荡中免受强烈冲击泰国建立起自己的文官制度,泰国的技术官僚集团由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专家、社会精英组成。在泰国政局风云变幻的大幕下,政党的轮替,内阁的变化,频发的政变对官僚技术队伍均无太大的影响。泰国技术官僚在政治一般保持中立,在推动泰国经济发展和维持正常的行政运转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东亚的奇迹》经济报告,指出:东亚国家的发展,有某些“关键性的制度特性”在发挥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技术官僚。
(二)泰国政治转型和动荡阻滞了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1、多发的政争和政变给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泰国1932年就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但从那时起,国家的政局一直处于动荡纷争之中。1932年的泰国军事政变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引进民主制度、制定宪法、举行大选、实行议会制等等,并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但此后的泰国政治一直面临着军方执政和民主化纷争的两难困境。截至2014年5月泰国军方发生新军事政变,70多年里,泰国共发生政变20次,颁布了18部宪法,大概4年左右爆发一次政变,然后重新起草并更换宪法。泰国政局动荡、政变频仍,明显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阻滞效应。如图1、图2所示,进入21世纪,在亚洲“四小虎”中,泰国的经济增长态势已经渐显落后。在吸引外资方面,印度尼西亚近年保持扶摇直上。20世纪末,马来西亚引进外资数量还落后于泰国,但21世纪的多数年份已经超过泰国。
2、政党恶斗恶化了国家政治转型和经济发展泰国实行多党制,政党众多,集中资源于赢得选民的支持以及在议会斗争中的胜利,往往围绕具有政治影响力的核心政客不断分化组合。大部分政党的存亡完全取决于能否接近政治权力中心,一旦在政治权力斗争中失利,政党就摆脱不了解体的命运,相关政党党员立即会抛弃现有党籍,围绕其他有影响力的政客重新组建新政党。有政治影响力的政客为了保护、扩大自身利益,倾向于依靠派系集团来运行政党。泰国政党发展还有一个地域化趋势。1992年泰国民主化运动以后,泰国的历届选举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地域化色彩。以曼谷和周边地区为大本营的帕朗塔姆党、以南部地区为依托兴起的、在中部地区获得强烈支持的泰国国家党、主要活动地区在东北部的新希望党等等,都是泰国政党地域化趋势的具体表现。这种地域主义不仅给泰国的政党赋予了地域色彩,而且还在选举过程中深化了地域间的纷争和冲突。
3、地区发展失衡和贫富悬殊等问题导致社会政治矛盾进一步恶化泰国经济发展地区不平衡问题突出。首都及周边地区与其他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极为不平衡,都市和农村之间还存在着巨大差距。90%进出口货物、70%的工业生产集中在曼谷地区。2013年,540万贫困人口中有88%分布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收入分配十分不均,曼谷地区人均收入2500美元,农村地区只有500美元。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不均。21世纪初,医院病床的占有率,曼谷每224人一张,而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则分别是503人和747人一张。大选过程中,政治集团煽动社会阶层的矛盾来赢得选票。
二、对泰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几点反思
1、预防经济全球化中的风险和抢抓全球化红利同等重要二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经济要素和经济主体的市场化演进和制度化安排使资金、技术、人才等经济要素得以更加便利地在全球流动和配置。发展中国家依据要素禀赋情况和比较优势,制定适当的配套政策,吸引和利用全球的资金、技术和人才,通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专业化分工,实现经济社会赶超式发展完全有可能。但全球治理结构远远没有跟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经济、金融监管没有跟上各经济行为体市场活动的需要。全球经济活动的利益格局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在经济活动的主要行为体中,在全球各个产业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等经营主体占据强势地位。各种潜在的风险一旦在一定的条件下爆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经营主体往往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将风险传递、转嫁到发展中国家,最终受到最大损失的还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将全球经济资源引入国内的同时,需要逐步开门,筑好几道政策和机制的风险隔离墙。
2、发展和转型需要强力组织和引导泰国的发展历程清晰地表明,由落后的农业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迈进过程,同样是一个资源重组、利益分化组合的过程。在发展的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的解体和重构,各个产业的兴衰起落,由资源和机遇占有不对称导致不同阶层、个体获益的不对称。当发展到一个阶段,遇到瓶颈,需要捅破这个发展阶段的天花板,转型提升到一个新发展阶段的时候,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加以主导和引领,任由不同利益阶层相互碰撞和恶斗,其社会经济发展将原地停滞甚至倒退。中东地区利比亚、埃及、伊拉克等国家和地区,其固有社会和政治架构在西方国家“洗脑”和炸弹的双重攻势下迅速崩塌,不仅没有建立起稳固的政治经济新架构,反而在无休止的恶斗中沉沦。
3、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赶超发展需要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赶超式发展,不管采取何种发展战略,对全球发展资源的吸收和综合利用已经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放眼世界,那些由于种种原因和全球市场割裂的国家,其面临的外部困境已经严重制约其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就整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另一方面,全球治理结构失衡,全球经济中由个别风险引起的“蝴蝶效应”更加明显。因此,发展中国家保障外部经济发展环境的另一个任务就是,促进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结构的完善,扭转国际经济合作利益格局和管理格局过度偏向发达国家的局面。
4、没有均衡全面的发展已经取得的成果都可能毁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利用本国人力、自然资源等禀赋优势,结合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中能够加速实现工业化和国家发展目标。但很多时候,这类发展资源往往聚集在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相对丰富、交通运输便畅、地理条件优越的地区,带有明显的区域性。这些区域发展起来后,往往还对其他地区的资源具有虹吸效益。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产业分工往往自成封闭体系,对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和带动作用较少,形成所谓的经济“飞地”。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极易形成区域失衡,进而引起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化,与其他社会政治问题纠结在一起,导致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冲击。避免这些现象,发展中国家要通过加强产业政策、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国家再分配工具等加以缓解。
作者:左晓安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