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及成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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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轮经济全球化所导致三大对立的后果

(一)人与自然的对立

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来，自然环境越来越被视为人类生产活动的起点而非归宿。尤其是二战后，资本家为了谋利毫无限制地掠夺性使用全球资源，大规模地干预自然生态的演进过程，导致全球环境受到污染，自然环境出现失衡，引发和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三次科技革命，带给人类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对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更集中的破坏，引发了更为严重的自然生态后果: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污染与越境转移、生态系统失衡、生物多样性减少、地震海啸水灾干旱等严重自然灾害频发，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生态危机开始成为人类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现象之一。除了已知的生态污染，21世纪的新技术中还隐藏着尚未发现的重大的生态风险。如计算机科学家比尔乔伊所说，“我们用基因技术、纳米技术和机器人技术打开了潘多拉之盒，但是显而易见，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基因控制、通讯技术和人工智能甚至还互相结合在一起，它们表明了三种潜在的危险标志:它们本身不断地在进行彻底变革，适用面极广，而且作为以知识为基础的技术，它们只需要一种相应的知识，但这种知识却不能像制造核武器所必需的铀那样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这样一来，就可能会制造一种由基因引起的灾祸，这种灾祸在度过了较长的潜伏期之后将危及某些居民的生命，也就是说，无需太大花销就可以为每个人制造出一颗微型基因原子弹。”

对于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出于自私的考虑，用把“工业生产中额外的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转嫁到国外去”的不耻手段，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注重私欲不惜牺牲民众利益的统治者合谋，制造舆论欺骗民众，践踏这些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和规章。1986年5月在美国联邦法院的一份决议中这样写着:该决议“允许美国的跨国公司自由地在海外扩展其工厂，而不必顾及这些工厂对当地居民可能造成的危害”。同时该法院法官还传递出了这样一个清晰的信号:其他的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把子公司、合作伙伴以及各种经济和技术的协议隐藏起来的办法，来彻底逃避因在全球各地从事有毒害性的生产实践而必须担负的责任。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20多个发达国家每年产出的有毒垃圾占世界份额的95%。据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发达国家以每年5000万吨的规模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有毒或有危险的废物，把发展中国家变成了自己的“垃圾场”。全世界每年死于空气污染的人约为270万，其中90%在第三世界。正如贝克所说，“贫困是分等级的，烟雾是讲民主的。虽然按常规来说，环境风险是按照贫困的等级来分配的，这一点我们应该承认。在全球性风险的推动下，这种等级式的阶级分配逻辑会被打乱，从发展趋势来看，随着风险的扩大，会出现风险分布平均化的局面。如果我们对此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就会发现，那些大肆制造风险的人迟早会自食其果的。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进程几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同步的事实，不得不令人深思。

(二)人与人的对立

经济全球化让世界富裕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富了。由于本轮经济全球化的规则是发达国家中的大资本家在制定，并根据其利益需要随时进行调整，因而“财富蛋糕”的切分越来越有利于大资本，绝大多数财富流向了极少数人，有效地加剧了人与人，进而是国与国的对立。这些“极少数人”的“抢来的财富”，大体有两个来源:第一，剥削本国劳动者;第二，剥削其它国家的劳动者。前者的主要方式是资方以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由，肆意削减工人的工资和福利甚至无端开除，(通过政府)减免资产者的税收，使得本国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如《全球化陷阱》一书所描述的，“1995年，于尔根施雷姆普刚当上戴姆勒－奔驰公司的经理，就勒令福克飞机制造厂和通用电气公司的一部分工厂停工，并宣布在未来三年内将把56000工人抛向街头。这一刀切下来，使戴姆勒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涨了近20个百分点，并使该公司股票持有者的腰包涨出将近100亿马克。”这样的劫贫济富的例子还只是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沧海一粟。1996年德国《明镜》杂志第39期一篇题为《涡轮资本主义改变着世界》的文章中说，“联合国最近计算，全世界358位亿万富翁所占有的财富相当于人类财富总量的一半。

在美洲，中间阶层已经消失，实际工资持续下降，已接近于70年代的水平，而老板的钱在上涨。”资本的贪婪制造出了日益明显的“第三世界化”现象，即原来的“第一世界”的国家内部出现了贫困化和边缘化，同时在原来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却出现了若干可以在全球经济中参加游戏的“新富”。战后通过福利国家的建设，带给西方国家的社会整合和繁荣安定的面貌逐渐被蚕食，社会分裂与对抗的趋势日渐明显。如贝克所言，在全球化的加速中，“人类固然正在被聚集到一个越来越大的统一体中，但是，与此同时，人类也正在日益分化。”不仅是在穷人富人之间存在越来越明显的对立，即便是发达国家内部，甚至是资本主义精英之间的猜忌和对立也越来越显著。日前奥巴马政府窃听美国民众电话、窃听盟国领导人电话等事件曝光，白宫给出的理由却是“美须在情报领域保持领先”。对于国民缺乏基本信任，对于盟友缺乏基本信任，以对立和控制的心态对待国民、对待盟友，这样的政府又能走多远?2500年前，孔老夫子就明了政务管理中最重要的是“信”，缺乏信任、信用、信心，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群体也就离消亡不远了。萨特在《禁闭》中借人物之口喊出了“他人即地狱”，这种提法将人与人的对立描述到了极致。什么样的“他人”是地狱呢?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不断宣扬个人至上、崇尚竞争，形成了从国家、地区到各种社会组织、家庭、个人，都以金钱为目的的功利主义、成功学外加情欲至上的一种可怕的价值观，在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指导下生活的人们自然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以邻为壑了。

缺乏功利之上的追求，又没有真正有效的制约机制，在这70亿人组成的世界，每个人都宛如孤岛，无法联成大陆，为各自的欲望而战，日日角逐。无数人面临着失业、贫困、饥馑、瘟疫、种族主义、排外势力和原教旨主义等极度不安全因素的考验;贩卖军火、交易和黑手党行动的恶性发展;各种分岐、冲突和战争的日益加剧，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断升级等等，这些问题威胁着越来越多的人的安全与生存，乃至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安全与存在。人类的生活越来越被极难预见、极难防范的，破坏程度和破坏范围越来越大的各类风险包围起来。

(三)人与自身的对立

当一个人身心和谐的时候，无论身体还是心灵都自然是健康安宁的，正如《黄帝内经•素问》中所言“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但在今天的世界，我们看到的却是:1．重大精神疾患的人数不断上升《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把精神障碍类疾病分为10个大类，根据目前各类精神障碍所导致的疾病负担排序，处于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是抑郁症和精神分裂。根据WHO的统计，全球范围内抑郁症的患病率为17%～20%，大概3.4亿人左右;而精神分裂症的总体患病率约为1%。在美国，每7个成年人当中就会有1名抑郁症患者或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由抑郁而导致的自杀人数每年超过100万。当前，抑郁症在世界常见疾病中排名第四位，专家预测在今后20年里将会上升到第二位。根据中国卫生部的估计，当前我国罹患抑郁症的人已超过2600万，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大概780万。并且自杀的人群中70%都是抑郁症患者。中国每年都会有25万—28万人自杀。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刘翔平教授研究证明:抑郁症的上升趋势与本轮经济全球化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同步性。二战后，西方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繁荣期，物质主义价值观大行其道，人们忙于追求金钱所带来的物欲享乐，精神世界却贫乏空虚。法共三十大在《全球化、国际挑战和法共的行动》中说，“当前的全球化是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这使得它不能以人类为中心，而是金钱崇拜至上。资产阶级通过在工人间建立恶性竞争关系，利用全球化引发的种种变化来谋求利润率的增长。当前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更是以美国的霸权主义意志为特征，它引发了灾难性后果，使人类的财富和自然资源遭到劫掠，使人类行为更加商品化。”明确地说，民主正在为消费所取代。现在，人们固然可以在12个奶酪品种之间进行选择，但是，这种自由的假象把“谁决定我们的生活”这样一个问题排挤到一边去了。如果人是只用物质就可以完全填满的，当然就不会有这样越来越多的精神疾患了，恰恰是在以金钱为媒介，强化物欲享乐至高无上的价值观的驱策下，丢弃了“桃花源”或“瓦尔登湖”的恬然、淡泊，任凭物质欲望过度挤压精神家园的人们，才会偶尔在追逐物欲的头出头没中，恢复些残余的“万物之灵长”的特质。其中的幸运者，检讨物质主义及其荼毒，开启“格物致知”的智慧之门，革除物欲对自身的控制，追问生命的真实意义;其中的不幸者，既疲惫于物质的堆积与丧失，又惶惑于精神家园的建构与解构，于是在摇摆不定的“二”中割裂着、焦虑着、抑郁着，病了……

2．重大身体疾患的人数不断上升近三十年来，世界癌症发病率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癌症已成为人类第一位死因。2000年世界共有癌症新发病例1040万，死亡病例650万，带瘤生存病例2500万;预计到2030年，这些数字将大幅上升，新发病例将达到2640万，死亡病例达到1320万，带瘤生存病例达到7500万。由于受金钱至上、及时行乐的西方价值观的强势冲击，以及电视、电脑、智能手机等“电子”的围困与湮埋，国人逐渐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与德”的内在支撑，不见了气定神闲，越来越心浮气躁，急躁、焦躁、暴躁的“三躁”性格的人特别多，这样的性格被称为“癌症性格”———和自己较劲，和别人较劲，动不动发脾气。一旦受到“癌症性格”的干扰，就会导致体内气机失调，神经内分泌紊乱，器官功能弱化与失调，机体免疫能力降低，进而影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作用，导致癌细胞转化和突变。上海中医药大学何裕民教授研究发现，尽管癌症3000年前尸体上就有，但在过去其实很罕见。18世纪，癌症也只占死亡率的0.75%。而在当今中国，每年癌症发病人数约260万，死亡180万，癌症已成为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第一位死因。过去30年，中国癌症死亡率增加了80%。中国癌症谱已经兼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癌症的流行特点。从今天的现实情况来看，癌症与精神失常一样，都是所谓的现代文明的产物。

二、三大对立后果的成因

为什么本轮经济全球化会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这三大对立的后果呢?其实答案已经在前文提过的本轮经济全球化的内涵界定中说明了，那就是主导此次经济全球化的观念出现了重大偏误———虽然整合了几乎全世界的可利用的资金、资源、科技和人力，这场经济全球化却不是以全人类福祉为旨归，而是为极少数发达国家资本家的“最大利润和经济效益为目标”服务的。“发达国家”的完整表述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谓资本就是能够赚取剩余价值(利润)的价值，所谓资本家就是资本的人格化代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工具。

实际上，追求利润最大化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内在机制，使人类谋求发展的本能力量的展现幻化为资本家谋利的单一轨迹。随着私有制竞争规则的泛滥，拥有金钱数量的多寡俨然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单一尺度，从国家、地区、团体、家庭乃至个人，都尊崇金钱为“目的”，人却成了“手段”，而人类与生俱来的正义、平等、仁慈、博爱之类的内在属性被普遍压抑和有意“遗忘”。如马克思所言，“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当今表现为资本的升值与人的贬值、资本的逻辑与人的现实命运之间存在的深层悖论必然引发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这三大对立的后果。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指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如同世间所有的事物一样，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外观”不断发生着变化，而其内核却是恒久不变的。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组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无论是生产社会化还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都是无法改变的。出于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需，生产社会化的趋势只能不断加强却不能弱化是不言自明的;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作为资本主义的灵魂更是不可撼动。私有产权是资本主义体系得以运行的根本条件，自利性利润的持续追逐几乎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全部。唯有资本家个人拥有了财产权利和利用财产获益的权利时，“利润”动机才能有效发挥其作为经济活动主要动力的作用。

亚当•斯密早就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一个激发个体自利动机以作为创造财富的机制的体系。对于利润的追逐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原始共产主义瓦解之后，人们就已经开始越来越有意识的通过暴力、技艺或欺诈等各种手段以增加其个人财富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独特之处在于，“日常经济活动是由对不断变更的利润的有体系的持续追求构成的。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生产通常并非目的，而仅是达致目的的一个手段。哪里有一个能够获取利润的合理预期，物品和劳务就被生产出来;在不存在这种预期的地方，情况则否。”当利润成为了资本家组织生产的持续的唯一动力时，生产活动就逐渐丧失了原本为满足人们需要而存在的单纯面貌，而变身为娩出利润的通道了。资本家既生产海洛因又生产阿司匹林，既生产色情文学又生产艺术，既生产无品味的琐物和华而不实的小说，又生产拖拉机、计算机和透析器。这还意味着，资本主义可能并不生产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是必需的东西。它不会为赚不到生活费的人生产食品，不会为付不起学费的人提供学校，不会为掏不起租金的人建造房屋。”彼得桑德斯试图把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种只关心利润收益而不是人类需要、只关心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的关键点，轻描淡写地论证为资本主义的一个虽不大好但尚可容忍的特征而已;但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恰恰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于利润的持续性、体制化的疯狂追逐，巧立名目的将人类的共同资源和财富转化为利润装进了资本家私人口袋———私有制与利润的互相喂养、恶性共生，导致了劳动的异化，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割裂、人与人的纷争和人相对于自身的异化。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不能自我克服的、在本质上对抗性的、决定其他一切矛盾的矛盾。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史，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进行调整和变化，以缓和矛盾、维持社会运行、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历史。但是局限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部的各种演化和调整，或许可以暂时延缓危机的发作，却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和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最终，资本主义必然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势是无法更改的:一方面表现为在资本关系的一切可能的限度内，生产关系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进行自我调整;另一方面表现为当自我调节的潜能悉数耗尽时的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必然性。

三、三大对立的解决线索:“经济人”向“道德人”的回归

苏珊•乔治借用卡尔波拉尼在《大转变》当中的“允许市场机制作为人类命运和自然环境的唯一主宰，将导致社会的毁灭”的判断为标尺，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价值观是允许市场机制主宰人类的命运，其核心是给予资本以近乎绝对的追求利润的自由，从而使资本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不再受社会和国家的控制，这一价值观正在引导着我们走向世界的毁灭。类似的话，孟子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了。“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本轮经济全球化“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最大利润和经济效益为目标”的观念偏误，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这三大对立的后果，并且这后果还在延续和加剧。观念指导言行，言行导致后果。任何行为背后都有其相应的观念支撑。究其根源，主导本轮经济全球化的观念，应该是来自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定，所谓“经济人”就是以完全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付出，获得最大限度的收获，并为此可不择手段。与之相对的存在是“道德人”。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道”就是自然规律，按照规律去做的状态就是有“德”，悖离规律就是失德。所谓“道德人”是指通晓自然规律并且主动按照规律去做的人。“道德人”当然知道金钱只是便利人类生活的“人造物”之一，物质层面只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维度。马斯洛曾说:“在一个1.5米的房间里量身高，所有的人都不会超过1.5米。”“经济人”真的是人类存在的全部真相吗?真的是不可撼动的信条吗?如果“是”，人类则无法避免同归于尽的结局，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如果“否”，我们又为何回避“仁义”、矮化“道德”，因循于资本的逻辑，苟安于“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局面呢?最近关于“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的倡导，让我们在发达国家所制造的“金钱至上，及时行乐”的偏误观念的重重雾霾中看到了人类的希望。正如人类社会最终的制度绝不会是带给大多数人乃至所有人这三大对立后果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样，人类价值观念的终极高度也绝不会是矮小、跛足的“经济人”所能达到的高度。

作者：王幼英孙壮单位：吉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