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治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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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日本经济全球化的阶段划分

作为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绝对受益者，日本在经历战后经济的全面恢复期之后，随即回归并融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迅速成长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并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建设性力量。大致来看，战后日本经济的全球化步骤可以细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日本国内经济的全面恢复期（1945年二战结束至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二战结束以后，日本国内经济萧条、万象凋敝。1946年日本的工矿业生产指数均比战前（1934年至1936年平均水平）下降70％，农业下降40％；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和实际消费水平分别相当于战前的50％和60％。在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GeneralHeadquarters）的托管下，日本通过进口粮食、石油等重要保障物资，以维持国内经济系统的复苏性运转。除此之外，国内经济系统基本完全游离于国际经济体系之外，经济政策的重心主要落在尽快修复战后的混乱经济秩序。1949年，日本的经济政策走上了美国人所设计的“道奇路线”，以遏制当时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日元汇率维持在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固定水平，不仅为恢复和扩大日本对外贸易创造良好条件，也有利于日本经济之后的高速增长。更为重要的是，1950年6月勃发的朝鲜战争，为日本带来了刺激经济复苏的重要“特需”。这一时期，源源不断的外汇收入保障了启动国内经济复苏所亟需的原材料进口，也为日本的纺织业与钢铁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条件。继“特需景气”（1950～1953）之后，日本又陆续经历了“神武景气”（1955～1957）、“岩户景气”（1959～1961）两个重要的经济增长阶段，至此日本完全摆脱“战后经济”的阴影，并逐渐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员。

第二阶段，日本开放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20世纪60年代初至1985年广场协议）。日本经济经过战后15年的休养生息，工业制造业等全面成长，并在个别领域实现了重要突破。1960年池田勇人内阁发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1960至1970年的十年间，实际经济增长率每年须达到7．2％，以实现国民收入翻一番的总体目标。这一宏伟的经济发展战略极大地夯实了日本民众对于经济增长的信心，也有利于加速实现该计划的所定目标。总体而言，这一阶段日本经济存在以下几点主要特征。第一，日本全面贯彻并实施“贸易立国”战略，贸易规模与贸易条件均斩获长足进步。1961年日本的货物贸易总额突破100亿美元关口；1965年实现2．82亿美元的货物贸易盈余，这是日本战后的首个贸易出超记录；1967年日本的货物进出口贸易分别突破100亿美元（出口为104．42亿美元；进口为116．63亿美元），帮助日本货物贸易总额攀上200亿美元的大关；1971年日本的货物贸易盈余额为42．83亿美元，实现10亿级的贸易黑字，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强国；1974年日本的货物进出口贸易额飙升至1174亿美元，首次达到千亿级的贸易往来；1978年日本的贸易盈余飙升至182．89亿美元，实现贸易黑字由十亿级向百亿级的逾越；直至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日本的货物贸易额分别增长至1771．64亿美元（出口）和1304．88亿美元（进口），实现贸易盈余466．76亿美元。第二，日本彻底摆脱了战后经济萧条的景象，对外贸易的全球化融入与发展使日本经济思想的分析单位亦由国家个体延伸至全球视野。随着贸易摩擦的数量与烈度的骤增，日本愈发意识到其与他国协调以合作推进经济治理的重要性。第三，贸易盈余的急剧增加也为日本带来了“成长的烦恼”，各国纷纷采取更为严厉、更为苛刻的态度来抨击日本的“重商主义”。最为典型的案例莫过于日美两国间的贸易摩擦。尽管日美间的经济纷争基本都以自愿出口限制、自愿增加进口等日本对美的单边妥协而鸣金收兵，但其也折射出日本借助出让经济利益以维护外部有利发展环境的用意与决心。

第三阶段，日本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转型期（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这段时期，日本经济基本结束了高速增长的传奇经历，回归至低速、平稳的发展态势，泡沫经济的急遽崩溃致使日本不自觉地迎来了“持久不衰”的经济萧条。但是，高企的日元汇率部分掩盖了日本经济增长减弱的事实，同时也加速了国内企业向海外市场扩张的步伐，并一举推动日本经济全球性布局的战略发展。1985年末，日本的对外纯资产已高达1298亿美元，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债权国，而美国沦为了不可思议的债务国。日美之间的巨大落差向外界强烈地昭示日本经济的辉煌成果。与此同时，大规模资本向外输出的客观事实，促使日本审视并思考经济问题的立足点由国内视角跃升至全球视野。随着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攀升，国内要求抬高其国际政治地位的声音亦不绝于耳，最具代表性的是以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为首的新政治保守主义势力的遽然崛起。日本在这一时期所兴起的“政治大国”梦想，其根源就在于日本的经济实力已跻身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行列，且未来的经济发展难以回避地受制于、抑或是受惠于国际经济体系的秩序运行与规则设定，因此，积极参与并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改革与发展，使其朝向有利于日本经济的战略方向前行，成为日本政治的重要使命。简言之，参与并适度改革国际经济体系是日本实现政治大国之梦的重要方式之一。

第四阶段，日本经济转变战略倚重的关键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一阶段，日本的国内经济仍然深陷长期的低迷，与其相比，日本的海外经济却保持着平稳且良好的发展态势，并成为构建日本整体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贸易自由化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刮起了“地区主义”热。一时间，地区经济合作成为各国制定对外经济合作战略的重要考量。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自然也无法逃脱这一经济意识形态的猛烈冲击，对外经济合作的理念上不自觉地出现了全球主义与地区主义的竞争。最终，地区主义作为日本在这场理念竞争中的胜者，加速了日本向地区一体化，尤其是东亚经济一体化合作的转向。作为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曾希望组建以日本为核心的亚洲版货币基金组织，但迫于多方的压力与反对，无疾而终。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和平崛起带动了东亚及周边地区的经济迅速增长，这也吸引了日本把经济发展的战略性目光逐渐聚焦于这一重要地区。日本对亚洲经济政策的重新定位，尤其是与中国、韩国及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积极合作，直接关系到日本经济能否迅速且顺利地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也决定了日本能否维护其在亚洲的重要经济地位。总体来看，当前的日本遵循了“谐地区自重”的原则，借助加强日本与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互补关系及日美之间的军事互助关系，扩展自身的外交空间。这正体现了日本依托亚太、攻坚全球的新战略观。

二、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轨迹梳理

二战以后的经验表明，理论和实践上的全球经济治理指的还是国家对世界经济的调控，而且，国家和国家的联合是通过一系列的国际制度和规则来调控、治理世界经济的。据此，日本政府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战后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载体，且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并影响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因此，这里有必要针对日本战后以国家为载体所参与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作简要梳理。日本战后的复苏完全依附于美国的对日政策。最为典型的表象之一就是1949年美国提出的“道奇计划”，其充分反映出美国觊觎改造日本的经济结构与发展面貌的真实意图。此后不久，朝鲜战争的勃发促使美国急于提升日本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紧接着，1951年在旧金山签订的《对日媾和条约》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结束了日本的被占领状态，使之顺利转变为独立国家，并拥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政策。20世纪50年代日本产业政策的促进出口范式，代表着日本发展主义从军事型向贸易型过渡的起始，至60年代末这种转换业已基本完成。诚如日本国内的“贸易主义”者的观点所示，战后的日本面临着人口多、出生率高、资源少、生活水平低等诸多基本矛盾，为此，唯有依赖“实现工业化、扩大出口”的19世纪英国道路，在世界的范围内妥善解决日本经济的尖锐矛盾。藉此，日本很快就把重振经济的希望统一至“贸易立国”战略上来，这也决定了其在经济重建的肇始就亟须融入世界经济的整体运行体系。果不其然。

1952年日本提出申请，希望加入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WTO的前身），融入战后世界贸易体系。凭借美国的暗中相助，日本于1955年成功加入GATT，为自身的贸易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日本的对外贸易特征逐步发生变化，对外贸易及对美贸易盈余均呈现快速膨胀的趋势，并在20世纪60至70年代跻身全球主要贸易大国的行列。尽管如此，迫于多种政治、经济因素的忌惮，日本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并未发挥主要的引领性作用。而且，日本加入GATT之时，考虑到其仍处于战后过渡的特殊阶段，GATT默许了日本的进口限制等诸多非合理措施，一直到1963年日本才由GATT第12条适用国转为第11条适用国（不能以国际收支状况为由实行进口限制）。美国在帮助日本重返战后世界贸易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这也进一步强化了日本对美的依赖性，使其牢牢地捆绑在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尽管如此，日本因顾忌农业问题的羁绊，同时又希望贸易减让谈判能排除农业政策，所以，日本在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问题上一直都缩手缩脚、进展缓慢。除了尽快融入战后的世界贸易体系之外，美国同样希望日本能够尽快加入其所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以扩充这一体系框架的规模与影响力。在此背景下，1953年日本加入IMF和世界银行。同样，有鉴于日本的战后过渡期，IMF容许其适用于第14条规定，并默认了日本的外汇管制等保护政策的暂时性豁免。但随着日本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对西方发达国家贸易盈余的急剧膨胀，各国对日本放开经常项目管制的呼声日渐势强，西欧国家相继放弃外汇管制的豁免权，转而与美国合作对日本在此问题上施加巨大压力。受其影响，1964年4月，日本转为IMF第8条规定适用国（不能以国际收支状况为由实行外汇限制），自动承担起外汇交易自由化等重要义务。同月（1964年4月），日本加入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开始履行逐步实行资本自由化的义务，这标志着日本与全球的经济关联度日趋紧密，日本也正式入列发达工业化国家集团，并顺利完成向开放型经济体的转变。

当然，日本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同样伴有经济大国的成长烦恼。以公布《贸易、外汇自由化计划大纲》（1960年6月）和《贸易和外汇自由化促进计划》（1961年）、加入OECD、成为IMF第8条款国和GATT第11条款国为标志，日本经济的国际化和贸易、资本自由化在20世纪60年代后显现出空前的势头，对外国际竞争也悄然加剧。这一现实性的竞争环境激发日本与主要经济强国进行合作治理的意愿与决心，用以缓和对日竞争的紧张气氛。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对包括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造成巨大冲击。日本经济结束了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率与生产率均出现严重滑坡，这促使日本强烈地意识到与发达经济体合作，共同应对国际突发经济问题挑战的必要性与紧迫性。1975年11月为了应对石油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组建了“六国集团”（美国、日本、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六大工业国，翌年加拿大加入），后发展为“七国集团”（G7），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日本也当仁不让地跻身这一国家主义范式的全球治理机制，并确立了它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性非正式经济治理机制中的一席之地。20世纪80年代中叶是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显著分水岭。日本在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上的泾渭分明，不仅源于外部力量的强烈要求、以及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行为匹配，更多发自内生性政治野心的急遽扩张。但由于日本的货币政策在压低日元汇率上存在操纵的嫌疑，以及日本“重商主义式”的国内经济政策饱受争议，这就造成日本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结合，势必会加剧相关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框架内的博弈程度，并将政策协调的主要矛头转向汇率和国际收支问题，而日元也成为汇率自由化问题上的主要受攻击对象。与此同时，日本的参与促使经济治理的协调对象发生了相应的规模扩张，由传统的汇率和国际收支等小范围经济领域扩容至国家的经济预期目标、经济政策的龃龉等涉及宏观经济面的较宽泛范围。另一方面，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本掀起向全球大规模输出资本的狂潮。而且，国内保守政治的“大国化”欲望急遽膨胀，为日本参与全球视野的经济治理注入重要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两次石油危机之后，G7实质上已升格为发达国家协调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形式，也标志着发达国家经济体之间的多边协调步入新阶段。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代表，也是世界第二大重要经济体，自然而然地就被西方发达国家视为亚洲地区经济体的核心领导者，这也为日本在地区经济事务中发挥引领性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尽管如此，日本对经济治理的浓厚兴趣却始终局限在亚洲地区内部，这种倾向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变得愈发显著，日本甚至一度觊觎能组建以它为核心的亚洲版货币基金组织。尽管此事无果而终，但西方国家及IMF等全球性的经济治理机构并没有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出应有的积极作为，这让日本找寻到了拓展自身参与并引领地区经济治理机制发展的可行空间。藉此，日本启动了在亚洲地区内双多边经济合作的摸索。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缔结了“日新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其中规定取消除农产品以外的所有商品关税。这是日本与外国缔结的第一个FTA协定，也是亚洲地区第一个两国间的FTA协定。2002年11月，日本外务省公开发表《日本的FTA战略》报告书，表明将与东盟缔结EPA（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经济合作协定）置于优先地位。之后，日本与墨西哥、马来西亚、泰国、智利、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越南、东盟、瑞士、印度等分别缔结了EPA。

随着2012年3月日本与秘鲁的EPA生效，日本已与全球12个国家、1个地区建立了战略性经济合作关系。与此同时，日本亦在协商或研究与其他国家及地区之间的EPA，如澳大利亚、韩国、蒙古、加拿大、哥伦比亚、中日韩FTA、RCEP（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此外，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改变了国际格局，严重地冲击了西方的价值观和信心。作为这场危机最大的国际政治影响之一，就是G20组织的规格与影响的遽然提增。而日本作为重要的全球经济体之一，也成为见证并叙写这一历史的重要一员。从日本参与G20机制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不难解读出这样的信息，即，随着日本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的依赖性与联动性的递增，日本要求参与治理并影响国际经济体系发展的意志与能力亦在日益增强，而日本整体经济结构也紧随着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作相应调整。其中，较为典型的案例就是日本加入TPP（Trans－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一方面，日本愿为早日达成TPP坦诚合作，但另一方面，因迫于保护国内农业部门的政治高压，日本在TPP谈判中难以有所突破，甚或阻碍了谈判的预期进程。

三、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特征

通过前文分析，不难发现，日本融入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与日本经济复苏、成长的经历紧密关联，而且，二者之间的亦步亦趋凸显以下逐点特征。

第一，日本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建设、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发展的实践过程，既符合日本经济外交政策的总体要求，也迎合日本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的客观需要，更流露出日本融入全球体系的过程与方式的独特性。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在渐进性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践过程中，由经济合作机制的被动受益者逐渐演变为推动机制改革与完善的利益攸关方。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战后所盛行的保守的、封闭式的经济模式就此走到尽头，日本经济与全球经济的互动关系步入开放式的新阶段。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与经济合作机制的重要获益者，日本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以维护国际经济体系的有序运行。由此，日本逐步调整了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应对姿态，并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日本特色”。即，日本并不主动提议或主导如何发展并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但也不回避承担部分的责任。关键要因就在于，日本希望借助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建设，强化其在国际社会政治强国的形象。

第二，日本参与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发展过程中，既体现一定的积极性，同时也存在严重的依附性，而后者主要受制于“日美同盟”关系的掣肘。战后的日本并未因二战的重挫而在回归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上，表现出丝毫的懈怠与不顾。相反，日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令人意外。无论是战后不久即主动申请加入GATT、IMF等全球性的重要经济合作组织，抑或是石油危机、广场协议等关键议题上所表现出的配合与妥协，还是筹建及完善以日本为核心的一些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等，日本的主观能动性均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可以说，日本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联姻，并非是日本单方面被动性的接受，也存在日本主动融入的成分。尽管如此，美国主导了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发展，并导演了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过程，这其中包括迫使日本就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多次实施相关改革。实际上，美国是战后日本融入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始作俑者，其所产生的推动力与约束力在某种程度上，要超出整个全球体系对日本所造成的影响。而且，延续着日美同盟关系中“美主日从”的主基调，日本在全球经济体系及相关治理机制的构建与改革等问题上竭力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没有发生任何“僭越”。说到底，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和主导者，而日本只是一个参与者，并不具备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日本之所以会形成基本依附于美国的全球经济治理政策，不仅是战后国内外政治条件的约束、经济成长的亟需等客观条件所致，更与国际经济环境的发展与变迁息息相关。

1973年以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全球经济主要依靠IMF、WB、GATT等国际组织来进行治理，基本凭借国际协定所确定的制度而展开“硬协调”。但1973年之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世界经济领域中的制度协调凸显一定的疲软状态。在此背景下，世界经济主要依赖发达经济体之间经济政策的“软协调”，以谋求各主要经济体及世界经济维持健康、持续的稳定增长。当然，这里的“软协调”只是相对于制度协调层面的“硬标准、高要求、强执行”而言的，实际转入政策协调之后，世界经济的运行更多地取决于主要经济体之间无固定模式的彼此约束、以及“不确定效果”的相互妥协的结果。但基于利益自觉基础之上的“软协调”甚至比之前的制度协调更具特定的约束力与执行力。这里，日本针对出口美国的纺织品、钢铁、电视机、汽车等各类商品所逐一实施的自愿出口限制措施等，就是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代表性范式之一。日本也完全是基于利益自觉的前提考虑，而对美国的强权政治给予战略性妥协，尽管直观上这类协调的受益方仅为美国一家，并且，这些措施完全以日美两国间的双边协定等形式而得以确认。

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构建并完善治理机制的战略重心业已偏向地区层次的双多边合作，尤其是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但需指出的是，日本的这一战略调整并不能说明其对改革国际经济体系、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发展的兴趣已荡然无存。准确地说，日本的战略选择回归了“先小后大，先地区、后全球”的路径依赖，希望通过稳固日本在地区经济合作机制中的核心地位，提升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实际上，日本传统的战略视野就是基于地区整合为重要支点的，二战时期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战后经济高度增长时期所推崇并实践的“雁行生产模式”等，都是以地区经济的高度一体化为重要战略基础，规划并设计全球贸易和经济体系的发展方向。再譬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提出过建立“太平洋经济圈”的构想。另一方面，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日本在步入新世纪之后，就与亚太地区的一些主要国家缔结了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合作协定，并在努力探寻建构诸如TPP、中日韩FTA、RCEP等地区性经济合作机制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以推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体系的有序发展。当然，在这一重要的体系变革与机制构建的过程中，日本不希望因自身经济实力的相对衰退，而失去其在地区层面所保有的任何政治优势。其中，日本竭力独揽亚洲开发银行（ADB：AsianDevelopmentBank），这一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金融机构的行长一职，就是最具说服力的论据之一。第四，利益驱动的基本政治思维拘囿了日本参与地区及全球经济治理的政策维度与政治作为。

实际上，日本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建设的动机正逐步发生位移，更多趋向于维护、甚至是扩张自身在世界经济中的利益所得，而以往日本所宣传并推介的为维持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而积极提供公共产品的贡献精神日渐式微。这里，我们可以借助以下典型案例获取更为直观的感受。审议会机制一直都是日本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咨询机制，日本中央政府的各个省级部门（相当于中国的“部级单位”）内部就设有分门别类、五花八门的审议会机制。按照日本政府的行政任务安排，有关对外贸易等相关事务均是经济产业省的管辖范围，而在经产省内部下设的“产业构造审议会”则是制定及实施日本贸易政策的重要决策与咨询机构。这一审议会旗下所设的“WTO小组”早已于2005年10月更名为“通商政策组”。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更名举动清楚地揭示了日本关于贸易政策及对外经济战略的态度转移，即日本关注贸易问题的焦点由变革并完善WTO规则为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转变为以争取国家利益为驱动的对策性贸易政策研究。换言之，视角的转变，表明日本的利益驱动性趋势愈发显著。时至今日，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理念并没有摆脱利益驱动的传统思维，其在全球经济组织中的谈判、妥协、合作等一切政治活动，其宗旨与目标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并维护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这势必会限制日本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政策空间与能力发挥。

四、结语

诚如一些学者所言，决定国家影响全球经济治理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国家实力、与其他国家联合扩大影响的能力、及其对国际和地区治理中享有话语权。但必须指出的是，上述所涉的三方面因素在国家影响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上，只能是必要但非充分条件，这在日本的案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迅速复苏、高速增长与平稳发展的重要阶段，有助于其提升自身的国家实力及国际影响力。日本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绝对受益者，也是借此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典型国家，因此，这一重要历史事实深刻影响着日本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的发展。但由于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意图明显夹杂着利益驱动的局限性，这就导致日本不可能自始至终坚持这一治理所需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及其相关原则。由此，除上述三方面因素之外，国家影响全球经济治理的结构分析中还应添加国家的战略意图，这一内生性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日本的案例也反证了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绝对领导。全球经济治理实际上是由美国所塑造的。而且，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影响力、主导力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向国际经济体系及其他相关国家灌输美国标准的经济治理理念，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尽管日本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仍保留了部分自身经济发展的特色与理念，但不可否认，日本也未能完全躲避这股洪流，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的“失去三十年”可以说是最为形象、贴切的表述。

更为重要的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膨胀与泛滥，业已威胁到国际经济体系的有序运行。倚重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深入发展，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拓展业务、扩张规模，这也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掠夺，残酷的剥削进一步扩大了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因此，美国所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或者说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所笼罩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备受质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酵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扩散，造成一些主要的西方国家无暇他顾，甚至倒行逆施，“大张旗鼓”地举起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帜，对国内的一些夕阳产业、濒临淘汰的边缘产业实施庇护。归根结蒂，这些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所倡导的“市场调节”的失败，也是笃信市场原教旨主义而导致的严重后果。与此同时，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极为推崇个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引发了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个别国家经济利益的让渡与全球经济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凸显，并最终迫使全球经济治理回复至强权政治主导的“野蛮”状态。由此，未来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内容、也是亟待攻克的难题就是，必须确保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的政治舞台上享有同等的权力。并以此为契机，构建新型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朝向更为公正，平等的方向发展。

作者：陈友骏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