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对劳动人民报偿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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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kS.Reinert认为，传统的支持经济全球化的比较优势理论所倡导的现有的国际产业链垂直分工造成了第三世界国家在20世纪80、90年代开始的脱工业化，并由此陷入持续的贫困。对于全球化因素对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原因，学者们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同时面临两类激烈的国际竞争：一方面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各国竞相以高工资吸引高技术人才，形成“探顶竞争”；另一方面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各国竞相压低劳动力成本，形成一种“探底竞争”局面，这两种类型的竞争导致全球化因素对劳动者报酬的扩大化作用。ErikS.Reinert通过结合比较优势理论和学习曲线理论对上述情况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富国通常是在学习曲线较陡峭的产品中进行生产，而进口学习曲线较为平缓的产品；穷国进行学习潜力较少的经济活动，集中使用廉价劳动力赚取微薄收入，穷国自动建立了供给廉价劳动力及其产品的比较优势，从而在国际分工中选择了保持贫苦的发展方向。也有学者从议价能力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得出劳动者报酬的提高受制于劳动者在工资议价中不利地位的结论。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经济全球化对国际间劳动者收入差距和国内劳动者间收入差距具有缩小作用。赫克歇尔—俄林定理（H-O定理，或要素禀赋理论）与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tolpe-Samuel-son定理）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H-O定理认为，各经济体之间的要素相对丰裕程度决定其在国际贸易中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

斯托尔帕和萨缪尔森利用两种要素和两种商品的一般均衡模型对H-O定理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认为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会使商品生产中所密集使用的要素的收入提高，而非密集使用的要素的报酬下降，这也就意味着国际贸易将提高一国充裕要素所有者的收入而相对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由此，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认为经济全球化将导致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在世界范围内趋于一致。然而该理论通过对现实的过度简化所得出的结论无法解释此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劳动者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事实。还有少数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对劳动者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王进（2008）通过回顾19世纪初到20世纪末全球收入分配差距的历程，分析了国际间收入不平等状况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内收入不平等的演变，认为“经济全球化并非是全球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原因”。赵相忠和文礼朋（2012）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会导致发达国家贫富差距的扩大，但是却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缩小，并认为近30年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与经济全球化无关，而主要是由我国所处的改革和发展的特定阶段所导致。综观以上研究，内容多为经济全球化与收入分配格局问题，而将经济全球化进程直接同劳动者报酬相关联的研究并不多见，且研究成果存在较大差异，有些研究甚至根据相同的经验材料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些情况都反映出对这一问题继续进行深入研究的价值和必要性。

全球化因素对我国劳动者报酬的动态作用

（一）经济全球化因素对我国劳动者群体内部收入差距的动态作用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以独立的经济实体作为研究的基础单位，从而分析的是经济实体之间因资源禀赋差异而引致的比较优势，这对理解经济实体之间的生产和贸易状况是有利的。但是，对于某个经济实体内部的劳动者报酬问题则需要以不同层级的劳动者群体作为研究的基础单位，将比较优势理论进一步细化。劳动技能水平不同的劳动者的比较优势是不同的，因而其流动性（既包括国际流动性又包括国内流动性）和获取劳动报酬的能力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性。MichaelKremer&EricMaskin提出的替论①是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有益补充，该理论将全球化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阵营，将发达国家技术工人分为A类、B类，将发展中国家工人分为C、D两类。按技能水平高低，对四类工人进行排序：A≥B≥C≥D。A为发达国家技术水准最高的劳动者，B类次之；C代表发展中国家城市工人，D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工人，C与D相比较具有更高的技术等级。在经济全球化以前，发达国家内部A类工人和B类工人协同工作，在发展中国家C、D两类工人相匹配；经济全球化之后，四类工人的合作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A类工人在本国内部或者发达国家之间展开合作，B类工人和C类工人在国际产业链的作用下实现匹配，而D类工人由于劳动技能等级过低而难以融入到国际产业合作之中，只能与同级工人匹配。在与技能等级较低的劳动者的匹配合作过程中，技能等级较高的劳动者的管理因素和示范效应会对低等级工人的劳动者报酬产生拖拽效应。从上述变化过程中可以看出，全球化后B失去A对其收入水平的拖拽效应，同时B和C的匹配提高了C类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原理如图1②示意。替论对我国的劳动者收入差距具有广泛的解释力，除劳动者报酬的城乡差距外，还可用于分析劳动者报酬的城镇内部差距、产业间差距和地区差距等问题：

1.对城镇内部劳动者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分析。替论对四种类型工人的划分依据从本质上讲是劳动者不同的技能等级。根据该理论，城市工人虽然从总体上属于C类工人，但是按照技能等级的不同，其融入到全球产业链中的程度并不相同，融入程度高的C类工人与发达国家B类工人匹配程度高，从而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有机会获取更高的劳动收入，融入程度差一些的情况则相反。这就对我国城镇劳动者报酬差距的扩大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这一分析思路仍然来自替论，区别仅是将C类型工人进一步细化，考察同属于该类型中的不同技能等级的劳动者状况。

2.产业间劳动者报酬问题分析。从产业上看，不同产业受全球化影响的速度和程度也可能不同，例如，我国的制造业相对于建筑业来说参与国际生产合作的程度要更高，即制造业产业工人与建筑业产业工人相比较具有更多和发达国家更高技能产业工人分工合作的机会，并因此而受益。图2是1990至2010年我国制造业和建筑业平均劳动者报酬曲线图。这个期间建筑业平均工资水平一直高于制造业。然而随着全球化因素的深入，两者的相对地位逐渐发生逆转，到2001年制造业平均劳动者报酬首次反超建筑业，此后两者间差距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化程度快速提升，而筑业因其产品不能移动的特殊性而难以在生产过程中引入国际分工合作，制造业工人通过和发达国家B类产业工人的国际分工合作逐步获得了更多提高收入的机会。在对这两个产业的分析中，制造业工人属于原模型中的C类工人，建筑业工人属于D类工人③。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制造业总体上处于国际产业链中下游，高技能产业工人占比不高，所以B对C的拖拽效应程度有限，但是即便如此，这一效应仍然在制造业工人工资水平超越建筑业工人工资水平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替论的延伸应用也可用于分析相同产业在国际化合作程度不同地区的不同表现。根据孙文远、裴育（2012）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所进行的相关研究，得出了产业内国际合作对收入分配恶化的程度按照东、中、西部三个部分依次递减的结论，这一现象与我国由东到西的产业链国际化程度递减特征相符。该实证研究所揭示的经济规律是：国际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工人会更多地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并获得更高的收入，国际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则相反。从时间进程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因素对我国劳动者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个动态演化的过程。经济全球化为我国带来了资本、技术、管理和大量工作的机会，促进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由此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方式对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积极作用在上世纪80年代因受我国融入全球化程度仍然较低的限制而并不显著，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至本世纪的前几年效用明显，然而此后则越来越倾向于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化，这种扩大化表现在劳动者报酬的城乡差距、城镇内部差距、产业间差距、地区差距等多个方面。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劳动者报酬总量的动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全球化因素对我国劳动者报酬总体水平的影响呈现出动态的阶段性特征。

1.上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我国处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起步阶段，封闭已久的国门刚刚打开，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国外投资规模较小。这一时期生产国际化的影响虽然初露端倪，但因为介入全球化的程度还很低，劳动者报酬的上升主要是来自于打破旧有僵化体制所激发出的劳动热情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制等制度改革对生产要素更高效的配置。

2.9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1990年左右开始，FDI（外国直接投资）开始大量进入，随着我国对外生产和贸易额快速增长，经济全球化对劳动者报酬的影响也与日俱增。生产率的提高，归根结底是工资增长的源泉。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快速上升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从根本上提高了劳动者报酬。具体来说，这一阶段全球化因素主要通过如下几种效应使我国的劳动者受益：一是生产率提高导致的工资水平上升，二是全球化为中国带来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三是更为丰富廉价的消费品提高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首先，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这是工资水平上升的根本原因。全球化在为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打开了广阔的国际市场的同时，国外先进的管理制度、科学技术和人才也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外资企业提高了国内的劳动生产率，也为中国本土企业发展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其次，我国人口众多，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更是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近乎于无限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并由此建立起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当中国为全世界生产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时，全世界的就业机会就或多或少地转移到中国来，由此，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转移出来，数千万在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中下岗的职工得以再就业，伴随着工业化的城市化被大大加快。我国农村部门地少人多，大量富余的劳动力边际贡献率近似为零甚至为负，适时地融入全球化为大量劳动人口进入工厂和城市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并由此提高了劳动者报酬总量。到2011年，我国来自农村部门的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2.53亿，即便假设这一期间平均劳动收入水平不变，仅仅劳动者总数的大幅度增加也能带来劳动者报酬总量的巨大提高。再次，全球化为国内消费者带来了品类更为丰富的消费品选择，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降低了商品的实际价格，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即实际购买力得以大幅提高。

3.本世纪初至今。2000年以来我国全球化程度继续上升，但是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却没有实质性改变，总体上一直处在低利润率、低附加值的中下游。这一阶段经济全球化因素对我国劳动者报酬的影响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是普通劳动者未能充分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大多数劳动者是普通劳动者，他们的就业充分程度和收入水平及其变化，是评价经济发展战略成败的最终标准。如表1所示，上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因素对我国劳动者报酬的增长效应在进入本世纪后开始显示出弱化的迹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开始更多地被资本和政府所占有。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是一个充分竞争市场，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体的中国商品④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压力，为保障“中国制造”的市场份额，中央政府通过汇率管制等方式压低产品的国际价格，地方政府出于对本地经济发展或者自身政绩的考虑而采取的招商引资竞争带有明显重资本轻劳动特征，由此让出的利益最终却只能从劳动力成本中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劳动者报酬的增长。近十多年的时期里，我国劳动者报酬的提高低于GDP增长率，普通劳动者未能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反观垄断行业，则利用其特有优势以低成本获取或占用国有资源，合法而不合理地独占市场机会，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并将其转化为部门内部收益。从这个角度上看我国所参与的全球化既没有充分体现公平，也没有很好地实现效率。

二是全球化对不同技能等级劳动者的影响不同。具有某些专业特长的劳动者收入增长快于非熟练技术工人。由于具有专业特长的劳动者属于C类工人，他们可以通过和发达国家更高技能的劳动的国际分工合作而受益；而非熟练工人属于D类，被排除在国际产业链之外而无法受益于全球化。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熟练技术工人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从而有更多机会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地方，非熟练工人的情况则相反。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要素是分层的，全球化对劳动力的影响也不同，全球化增强了资本和熟练劳动力等流动性较强要素的供给弹性，而降低了土地和非熟练工人等非流动要素的需求弹性。

三是一些体制缺陷成为提高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地位的障碍。经济全球化是包涵资本、技术、产品和服务等诸要素的全球化，但并不是全部经济要素的全球化。同其他要素相对比，劳动要素的全球流动存在着巨大的障碍。在我国，这种情况要更为特殊，表现在不论是资本（主要是外来资本和民营资本）要素还是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都要受到比大多数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更多的限制：错综复杂的行政垄断格局阻断了大量优质民间资本对众多领域的进入；户籍制度限制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形同虚设的工会使劳动者报酬集体谈判制度难以发挥实质作用；地方政府政策偏向“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方向，没有对劳动者的雇用、工资、福利和劳动保护等方面做出足够严格的规定，并在一定程度上对部分企业以损害劳动者利益而获取投资者市场利益的现象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中央政府将经济总量的增长始终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地方政府对淘汰落后产业和多余产能政策落实不到位，在最近一次的金融危机以后这种情况不但继续延续，而且还有愈演愈烈之势。总之，中央政府打破既有利益格局和进一步深化改革力度的不足，地方政府唯GDP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国民经济对旧有增长模式的强烈路径依赖等等，都构成了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地位的根本性障碍。

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理论上看，经济全球化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并没有简单确定的关系。本文认为全球化对劳动者报酬的作用不能简单地归类于有利或者不利，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化的：全球化中的劳动者报酬的高低取决于劳动者所从事的工作在国际产业链上的相对地位，劳动者在国际化的产业分工中获利多寡和其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层次高低正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的劳动者群体的劳动报酬和劳动者报酬的总体状况均符合上述规律。

EricMaskin在2010年的中国之行中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政策建议是：提高产业工人技能，特别是为D类劳动者提供可以获取的技术培训，以便发展中国家劳动者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同发达国家劳动者国际合作的机会，从而提高自身收入。这一建议在其正确性的同时却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政府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和公共培训机会的积极作用在任何时候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仅仅从国际产业链下游争取同发达国家熟练产业工人的合作为目标却有发展短视的嫌疑，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更是如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长期处于中下游，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征，应该极力避免。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经济跨出国门实现世界范围的市场融合，在此过程中，低利润率、低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必然出自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国际产业链中的中低端地位与较低的劳动者报酬必然是孪生的。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高劳动者报酬，除了更为积极地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谋求上游地位以外，别无他法。这就需要我们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思维，改革经济发展模式。

首先，要摆脱对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实现经济发展由投资及出口导向型向国内消费导向型的转变。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表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实现在本土消费市场不振情况下的经济腾飞。提振国内消费，有利于本土企业的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有利于中国企业和劳动者在国际产业链中谋求更有利的位置。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潜在消费市场，理应成为本土企业成长的沃土，本土企业做大做强与扩大国内消费以及提高劳动者报酬具有可以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作用。

其次，需创造更加公平的生产要素市场环境。生产要素市场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和信息等生产经营活动中需要使用的各种资源。目前我国的生产要素市场中仍然存在大量的流动性障碍，即我国较为特殊的土地制度使得土地资源不能实现有效流转，大量农村土地无法满足集约生产条件，同时也把过量的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资本领域中行政垄断为资本流动设置了重重障碍。劳动力市场不健全，户籍制度成为农村劳动力城镇化的显性障碍。此外也存在城乡社会保障和教育水平差距过大等隐性障碍。以上问题中有些是因为市场机制的不健全而间接作用于劳动者报酬，有些则是因为限制了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而直接制约了劳动者报酬的增长。

再次，要更加注重低收入者的生存状态，从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就业培训等长期性、根本性的措施入手帮助低收入者提高收入水平。应该说为低收入者打开向社会中上层移动的通道，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贫穷的代际传递，才能实现全体劳动者的体面劳动。

作者：钟坚刘晓晗单位：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