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金融危机下的企业运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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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机研究的理论脉络与综述

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金融危机是“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的和超周期的恶化”。按严重性程度，它可分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外债危机和系统性危机(IMF，1998)。

自从Krugman(1979)以来，金融危机理论已经历了四个阶段，依次强调了国际收支状况(第一论)、投机资本攻击(第二论)、企业道德损害行为(第三论)和资产负债表效应(第四论)在危机形成和扩散中关键作用。至于金融危机的具体触发因素，包括心理狂热(Kindleberger，2005；Shiller，2005)、债务违约(Barrell，etal.，2008)、金融自由化(KaminskyandReinhart，1999)、跨境资本流动(ReinhartandReinhart，2008；Reinha~andRogoff，2008)、汇率超调(MenziesandVines，2008)、汇率制度选择不当(EiehengreenandHausmann，1999；马君潞、吕剑，2007；孙兆斌，2002)、道德损害行为(HelIma，nn,etal.，2000；王自力，2008)、特许权价值贬值(Hellmann，etal.，2002)、公司治理状况(张振兴，2008)、经济的周期性波动(Mendoza，2008)、房价下跌(Brunnermeie，2008；MulliganandThreinen，2008)，以及过度金融创新与证券化(Gorton2008)。

二、金融危机：历史之循环VS.时代之特征

纵观人类金融史，金融危机既是冥冥之中必然突发的现象，又是一场不期而遇的灾难。马克思很早就研究了金融危机的问题，他认为在货币信用制度下，供求脱节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提供了可能性。

在全球性产品供应过剩的情况下，全球经济运行面临生产能力快速扩张与有效需求有限增长这一基本矛盾。其调节方式不外乎二、一是通过兼并收购限制生产能力的扩张，并顺势淘汰部分技术水平和竞争力水平低下的企业，进行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以缓解上述矛盾；二是通过金融危机乃至破产倒闭“消灭”一部分企业，强行达到二者的暂时一致。显然并购的社会成本远远小于金融危机。

从经济“大历史”的视角，兼并收购是“建设陸的破坏”，金融危机是“破坏性的建设”。由是观之，金融危机是人类历史长河和经济演进过程中不定期重现的一种经济调整机制，但每次危机又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它既有历史的共陸，又带有时代的特陸，使得危机救援措施既要遵循一般规律，又要与现实情况相结合，这就是金融危机的魅力之所在。

在这里，我们将此次金融危机与包括1929—1933年“大萧条”在内的历次金融危机加以比较，不难发现，其共性体现在：

1、泡沫经济是金融危机赖以滋生的土壤。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急剧飙升，导致“资产价格泡沫”急剧膨胀，这为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GoyalandMeKinnon，2002；ItoandHarada，2000；

KaminskyandReinhart，1999；MeKinnonandOhno，2000；SpiegelandYamori，2000)。以日本为例，东京日经股票价格指数从1986年1月的13000点飙升到1989年底的39000点，1987—1988年，东京证券交易所交易股票的平均市盈率也高达60倍，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愈演愈烈，1985——1990年，东京商业用地价格和住宅用地价格分别上涨了3.4倍和2.5倍，推动了全日本商业用地价格和住宅用地价格分别大约上涨1倍和60％(王允贵，2004)，随着而来的就是资产价格泡沫的快速破灭，东京日经股票价格指数和房地产价格分别于1990年和1991年开始出现狂跌的行情，跌幅均超过23。

2、流动性紧缩是金融危机恶化的关键环节。在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企业紧缩支出、银行出现階贷、个人减少消费和投资，导致低价变卖资产、财富净值下降、破产倒闭、银行经营失败(Bordo，2008)，使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跌，这反过来通过财富效应进一步缩减消费、通过风险规避效应使流动性更加紧张，形成恶性循环。

3、金融创新所产生的高杠杆是金融危机的技术陸原因。例如，美国1986-1995的储贷银行危机与垃圾债券的发明有关，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则与对冲基金息息相关。金融危机本身也是一个“去杠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导致市场对金融资产的需求急剧减少和价格的加速调整。

4、市场主体对风险更加敏感是金融危机的心理原因。为了规避风险，市场主体对投资组合加以重新调整，从风险资产转向无风险资产，前者出现拋压导致价格下跌和收益率上升，后者被抢购导致价格上涨和收益率下跌，进而导致二者之间的息差扩大(Mishki，1997)，这一息差可用来测度金融市场对信用风险的评价以及金融稳定性状况(Mishkin，1991)。以穆迪Baa级债券与10年以上公债综合收益率之间的息差为例，金融危机越严重，息差就越高，不同期限的国债或公司债券也遵循着同样的规律。巨大的资产转移效应导致2008年12月10日美国1月期和3月期的国债收益率跌到0％，12月9日的盘中甚至出现-0.051％的负收益率，这是美国1929年以来从未出现的情况。而此次金融危机也具有不同以往的突出特征，主要有三：

一是金融危机的传导扩散主渠道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以前的危机通过以商业银行为中心的信贷渠道传导扩散，而此次危机主要通过资产价格加以传导。金融全球化驱动了传导渠道的变化。在金融全球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金融资产以银行存款为主，正如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那样。而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不断地派生出名目繁多的金融产品，使银行存款在全球金融资产中的比重由1980年的42％降至2007年的27％，而且，金融资产市值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发展，导致全球经济进一步泡沫化和虚拟化。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eKinseyGlobalInstitute.2008)的统计，2007年全球金融相关比率高达359％，2000—2007年，金融相关比率超过350％的国家由11个增至25个，金融相关比率在250％—350％之间的国家由14个增至15个，金融相关比率在100％—250％之间的国家由40个增至50个，金融相关比率在0％—100％之间的国家由135个降至110个。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主要通过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衍生工具市场等金融市场来传导，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偏重银行信贷。这就决定了此次危机救援的重点之所在。资产基础的变化导致以控制银行信贷为导向的货币政策趋于失效，并使针对特定金融市场的监管变得更加重要。

二是资产定价和证券的估值变得更加困难。此次金融危机与债务抵押债券(CDO)等信贷衍生产品有直接的关系。CDO有一个由一系列信贷资产构成的资产池，并以该资产池所产生的现金流为基础，向投资者发行不同等级的证券，证券的级别一般包括优先级、中间级和股权级，而且通常不是由发起人直接发行，而由发起人成立特定目的实体(SPV)来发行。CDO是一种虚拟资产，经过多次打包，远远脱离基础资产，使衍生产品与基础资产的现金流量变得毫无关系。在确定CDO的价值时，需要很多参数来判断，也需要判断估值模型的合理陸，定价难度很大，导致投资者无法判断投资价值而更加容易被误导。

三是风险分担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信贷衍生产品由信用风险保护买方向信用风险保护卖方定期支付固定的费用或一次性支付保险费，当信用违约事件发生时，卖方向买方赔偿因违约所导致的基础资产面值的损失，它使信用风险从其他风险类型中分离出来，并从一方转移给另一方，它不仅使衍生产品与基础资产的现金流量脱钩，而且导致了风险的转移。以信贷违约互换(CDS)和按揭支持证券化(MBS)为例，它们使风险由发放贷款的银行转移给CDS交易者和MBS持有人，进而使投资银行和投资基金、养老基金、退休基金、保险基金和对冲基金深陷其中。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旦银行能够轻易地把信贷风险转嫁到金融市场，他们就会丧失监管的动力，导致道德损害行为的产生(Ralan，2005)。银行在信用评估和审慎贷款方面的漏洞即为明证。与此同时，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ClassSteagallAct)的取消、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金融机构混业经营以及格林斯潘在任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期间放松了对衍生产品的监管等一系列制度变迁和政策变动导致监管更加宽松。其直接后果就是引入了大量资本充足率远远低于商业银行的非银行金融机构(Eichengreen，2008)，这些金融机构的存在使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大大弱化。因此，监管重点应转向特定衍生产品。

三、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加大力度还是迅速撤资?

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和蔓延，实体经济已深受影响。作为实体经济的中坚力量，跨国公司在这次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程度之深均属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大量跨国公司出现巨额亏损或盈利状况恶化，对于跨国公司来说，2008年已成为艰难的一年，2009—2010年都很有可能成为艰难的年份。

跨国公司对未来前景的预期也不容乐观。根据麦肯锡2008年11月对1424家企业的调查(McKinsey，2008)，65％的调查对象预期200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恶化，只有14％的预期会好转，但亚太地区(不含中国)和欧洲预期恶化的比率高居前两位，分别达83％和75％，北美为54％，中国为57％。有接近一半的调查对象认为经济的好转要等到2010年之后。其对盈利的预期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纷纷采取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生产率和缩减资本性支出等措施来应对危机、化解风险(表1)。

由表1可知，降低运营成本是跨国公司应对危机的首选手段，而其他手段因行业而异，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倚重于缩减资本性支出来缓解融资压力，这是因为，除了流动性短缺以外，资本成本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有所降低，反而比平时更高(Dobbs，etal.，2008)，来自Bloomberg的数据显示，10年期标准普尔BB级公司债券的息差已由2008年10月初的9.5％飙升至11月17日的12％。技术密集型和人力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及电信业、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和生产率的提高。

但有两个情况值得注意，一是增加套期保值力度的公司很少，原因在于，在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的当今世界，套期保值不仅不能锁定风险，反而会使风险“捆绑”在从事套期保值业务的跨国公司身上。在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套期保值确实起到锁定价格和控制成本的作用，若预测有误，远期价格与下跌后的现货价格之间的差价反而会形成企业的套期保值损失，避害不成反受其害，国内外很多公司在这方面吃了大亏。二是跨国公司离开某个特定市场的情况并不多见。在金融危机期间，跨国公司偏好现金，会普遍减少投资，而不会认为某一个国家是安全港而加大投资。金融危机是系统性的、全球性的，至少是区域性的，而不是个别国家特有的现象，没有那个国家能够成为金融危机的避风港，只是金融危机在各国传递的速度不同而使有的国家暂时没受明显的冲击。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因为中国已高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并已成为世界制造中心。

因此，跨国公司应对金融危机的总体战略是系统性战略收缩，而非从某个国家或某个特定市场撤资。在对危机的影响加以评估时，一定要对此加以区分，对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力度还是撤资的问题应该持中性的观点，要看到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投资环境的系统性恶化对中国的影响，受其影响，2008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已放缓至第三季度的9.9％，工业增加值出现了少有的低增长，进出口额均出现下降态势，2008年11月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9％，其中出口下降2.2％，进口下降17.9％，这是近年来外贸单月进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PPI和CPI指数也创下近年新低。虽然2008年11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㈩现下降，但这是跨国公司的战略收缩行为，是对金融危机的一种“正当防卫”，而不是把从中国撤出的资金转投其他国家和地区。

四、中国企业应对之策

金融危机主要通过贸易渠道、金融渠道和预期渠道来传导。中国的贸易开放度远远高于金融开放度，因此贸易渠道的冲击要大于金融方面的冲击。2008上半年，中国信保公司共接到出口信用险索赔案件936件，金额2.34亿美元，同比增长108％，其中美国报损案202件，同比增长31.2％，报损金额1.05亿美元，同比增长235.6％，占报损总金额44.8％，这就是明证。

当前中国的贸易呈两个“23”的格局，即23的进出口由外资企业来完成，23的贸易属于加工贸易。这种贸易格局具有内生性，体现在外资企业把中国国际贸易纳入其全球价值链，并成为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因此，外资企业成为金融危机的主要传导者。加工贸易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是广大民工最主要的就业渠道。

在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的安全性比收益性更加重要，现金流比盈利更加重要，企业需要坚持安全保值、审慎稳健的主导思维，在这一思维下，其应对策略有：

1、在生产方面，利用金融危机顺势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流程，保留或增加新的工艺和技术，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和销售毛利率，这能强身健体、培本厚源，从根本上提高对危机的防御、免疫能力。

2、在投融资方而，一方面，拓展资金来源，为度过危机储存“冬粮”，另一方面，减少金融投资，以节约现金支出。企业一方面需要降低负债率，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减少高风险和高杠杆证券(尤其是衍生产品)的投资。事实上，企业需要顺应经济周期进行动态杠杆管理。在经济繁荣阶段需要通过高杠杆的财务政策使机会和收益最大化，在经济衰退阶段则通过低杠杆以减少损失和规避风险。在对外投资时需要对投资进行战略分析和前瞻陸分析，细心研究投资相关的条款，防止外方变相地转嫁风险。

对此有人提㈩将投资区域转移到一些与金融危机关联不大的地区(如中东和非洲)，但这一设想不具有可行性，因为金融危机是全球陸的，中东和非洲不可能独善其身，而且中东和非洲等地政治风险太大，公司治理很差，投资者权益没有保障。

3、在并购方面，企业大可不必死守“现金为2E"的原则，而是可以主动出击。在危机时期，很多企业的破产倒闭，或因财务压力被迫寻求兼并收购，使并购方拥有很大的选择范围。为低价收购和整合行业资源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很多战略性资源和核心资产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买不到，但在危机时期却很容易低价买到。当然，并购的行业需要与中国宏观的需求相结合，可考虑矿产、能源与石油等战略资源类行业、拥有关键技术的企业和拥有核心资产的企业。

五、政府的政策措施

由于金融危机具有全球性溢出效应和跨国传染效应，光靠企业来应对危机是远远不够的。在危机救援中，政府为企业提供的框架支持和公共服务是不可或缺的。目前急需政府提供的服务有：

1、实施监管的升级和强化。时至今日，对于衍生产品监管的权威文件包括中国银监会2004年颁布的《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国证监会2007年颁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但它们仅限于事后的披露，而非前瞻陸和预防性监管，而且是否包括很多场外衍生品交易也有待明确。更大的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监管动态性，一旦发现某个衍生品出现问题，是否应立即将其列入重点监管的产品。二是监管框架的构建，由于分业监管各行其是，容易导致监管真空和监管权的争夺，为此，我国亟待建立一个功能性监管框架和体系，这个框架既要确立总监管机构和分监管机构之间的分工，又要处理各个监管模块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冲突。

2、重视金融主导权和国际定价权。当今各国在金融全球化中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全球分工收益主要归属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却成为风险的承担者，中国对外投资效益差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为此，政府在长期内需要增强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上的发言权，加强金融主导权和国际定价权。

3、加强对境外投资的监控。加强对外投资、尤其是国有企业投资的规范和监管。从历年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数据来看，香港和三大离岸金融中心(萨摩亚、维尔京、开曼群岛)都占了大头，这是很不正常的，说明对外投资有一些是虚假的。一些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转移资产、偷税洗钱。在公司治理不完善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喜欢通过对外投资获取个人利益、提高个人声望，而不考虑其成本和风险。

4、进行热钱的监测和控制。从外汇管理的角度，最急迫的问题是巨额的“热钱”或“国际游资”如何监测和控制的问题，以防其突然撤出冲击金融体系的稳定。从2002年出现人民币升值压力以来，游资大量进入中国，而从2008年9月以来，香港的人民币兑美元的无交割远期汇率(NDF)开始由升水转为贴水，人民币由升值预期转向贬值预期。再加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这些游资已开始从中国撤出。令人感到巧合的是，游资也从2008年9月由净流入变成净流出，2008年9—11月净流出估算值分别为145.8亿美元、275.5亿美元和154.1亿美元，当务之急是控制热钱和游资的撤出，为此需要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的监测，对异动和非正常情况需要及时预警。在此基础上加大外汇管制的力度，马来西亚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1998年就恢复了外汇管制，这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