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理论与西方市场的对比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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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渊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改革开放伊始便确立的一个重要理论，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能够始终符合实际。这一命题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中首次提出。此后，1982年和1986年，在党的文件中两次再度提到了这一命题。邓小平于1987年提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252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出系统论述，并据此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党的基本路线，标志着这一理论的形成。党的十四大强调，它是今后长期内政策制定的基本依据。则在十五大报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一节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便是要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007年，先后于中央党校6•25讲话及十七大报告中始终强调了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重要意义，并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是经济体制改革最基本的现实依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正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了一个科学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才使我们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立论前提。市场经济必须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目标相矛盾。以上两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引入市场经济的否定，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典社会主义作家达成的少有共识。应对这一观点的双重挑战，必须对市场经济重新“定性”。邓小平于1979年首次指出，市场经济并非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1992年的南方讲话特别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此后，通过分析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综合运用宏观调控的计划手段的现实，指出“不能把有计划只看成是社会主义独具的特征”，并进一步阐述了计划与市场的辩证关系。可见，“中性”论与“手段”论，认识到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将它从一般社会经济制度体系中抽象出来，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市场经济是中性的，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有效手段，这已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得到证实，我们应该继续大胆地采用这种手段。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灵活特色。在对市场经济重新“定性”后，针对计划经济的弊端和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长处，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而后，我们党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更加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任务，旨在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制度化。但市场又不是万能的，还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宏观调控职能。邓小平曾讲到，“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其深刻含义是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要根据客观实际灵活运用。此后，和不断发展了这一思想，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深入阐述了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点，又要通过宏观调控来消除市场运行中的局限。此外，还提出，要注意总结和汲取计划经济的经验和教训。党的十七大之后，国家实施部委机构调整这一重要举措，“大部制”蓝图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职能开创了新局面，从而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失控，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完美结合。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实践基石。通过这一系列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已日渐完善。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个全新的概括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被摆在了最突出的地位，即只有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建设社会主义。与此同时，还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即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对于基本制度的保障，“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这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注意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注重效率，还要兼顾公平，扶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并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等具体实际问题。目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不断发展，则是对共同富裕目标的继续探讨。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全面系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它的哲学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明了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中性”论与“手段”论阐明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基础”论和“灵活”论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论阐释了实现方式和最终目标。此外，在制度环境方面，我们党采取了推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健全民主法制和“大部制”政府机构调整与完善，以及全面促进社会和谐等一系列方针和措施。这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可见，这一系列有机论断，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全面详实的科学思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宏伟战略的重要理论成果。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对比分析

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下，有必要将复苏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90年代中期具有较大影响的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加以比较。这两种理论的名称虽略不相同，但它们都主张应该而且必须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起来，即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制度框架中导入市场作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手段。应该把这两种理论联系起来，作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探索和实践，并以一种国际性的理论视角来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认识。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的相近之处

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既是一种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长处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结合起来的理论主张，又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讨。双方的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冲破思想束缚方面的相同点。这两种理论从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出发，都冲破了有关市场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定性思维模式，开辟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全新研究课题。市场社会主义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只能同私有制相容的定论，致力于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可行性探讨，在“精密”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框架内打开了缺口。它对被大肆美化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并揭示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的谬误，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焕发生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从中国实际出发，冲破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计划经济模式的羁绊，引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我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已经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该理论的正确性。

2.在对市场经济“定性”上的相同点。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第一个目标是要将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在一起。为实现此目标，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运用了“中性机制”论、“联姻”论和“市场主导机制”论等三个理论工具。“中性机制”论把市场视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因此市场机制与所有制可以分离，并从一种经济体制环境中移植到另外一种经济体制环境中去。“联姻”论和“市场主导机制”论的核心是要揭示出市场具有若干个为社会主义所愿意接受的特性，从而证明只有通过市场(而不是计划)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它们指出了市场的两个优势:首先，市场机制既是一种信息体系，又是一种激励机制。其次，市场最有魅力的地方是，它可以实现一些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如自由、民主和社会福利等。在对市场经济的“定性”上，这三个理论工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中性论”与“手段论”存在共同之处。

3.共同的价值取向。单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主义”这两个稍微不同的名称来看，它们之间应该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因为它们分享一个共同的价值判断:应该而且必须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尽管在协调效率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可能出现的矛盾时，西方的社会主义者以不同程度地牺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为代价来换取效率目标的实现，但仍然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他们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并非只有社会主义者接受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观，但是，只有社会主义者承认必须为这些价值观的真正实现奠定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激烈地批判了与资本主义制度私有产权关系相联系的市场经济运行的种种弊端，主张把私有产权关系与市场经济相剥离而以某种形式的公有产权取而代之，主张消除非劳动收入和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分配劳动收入。在他们设计的模式中同样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一种把公有制、按劳分配和市场经济效率结合在一起的努力。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的不同

不少西方学者误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来源于市场社会主义，或仅从形式上考察，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断定为市场社会主义。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上，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所提出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实践。我们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1.是否付诸实践。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至今只具有学理品格，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有理论性品格，还具有实践性品格。实践性的品格高于理论性的品格，它也比后者更丰富、更具有现实性。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还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过渡论是其最薄弱的环节，它找不到实践理想的现实物质力量，而是诉诸理性、善心和美好的愿望。

2.理论渊源不同。正如上文的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实践的新发展。而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则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以外的自由的或分权的社会主义传统。这种思想传统主要有合作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欧文、傅立叶、布朗、蒲鲁东、拉萨尔、小穆勒、巴枯宁、科尔等人。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这种出身注定了它必然带有非科学性、空想性和改良主义的胎记。

3.社会历史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导入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以巩固、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解决我国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基本矛盾，这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和完善。作为西方的、处在经济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市场社会主义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任务是提出怎样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生成和发展社会主义，进而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进行根本改造的问题。中国与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所面临的这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背景，决定了两者在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怎么结合、如何克服这种结合可能出现的、也确实存在的矛盾等问题的模式设计上，有着实质性的不同。

4.市场条件和具体任务不同。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主义新形式的探讨，是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的。对他们来说，问题不是如何发育和建立市场经济，而是如何构建一种新的企业制度，这种企业制度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时又可以在市场中生存，兼具公平和效率的特征。因此，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把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到市场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微观基础的构建上，他们提出的各种模式，就其实质来说，只是一种关于企业制度的模式。中国则不同，中国是在对过去的全面排斥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的同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的，这是一项从微观到宏观、从政府到企业、从企业到市场，和从政府到市场的全方位的社会系统改造工程。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面临的任务，从构建市场经济体制来说，要比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困难得多、复杂得多和艰巨得多。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建立，中国在改革所有制结构和由此决定的分配结构方面进行了重大的突破，并且在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革，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对中国来说，改变企业的产权关系、财产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只是要完成任务的一部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能否顺利实现还取决于其他的一些任务的完成，如建立一种完善的和规范的市场体系，健全可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而言，难题是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推动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关系，一方面说明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命题中，并没有一个唯一的和普遍适用的固定不变的模式。这正如科尔内所说的，对改革(计划)社会主义是对的，不一定对改革资本主义必然是对的。对发达国家是对的，对发展中国家也并不一定必然就是对的。应该根据具体的国情来构造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另一方面说明了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理论模式应该认真鉴别，剔除其非科学的成分，吸收其合理成分。进一步讲，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思潮的研究与分析，并不在于要具体地指出它所提出的哪一种模式更适合于中国，也不是根据它的合理成分提出政策药方。最重要的是启发我们的改革思路，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具有国际性的理论视角，从而有利于促进理论创新。

三、沟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取得了极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成就，但还有一系列重大问题有待于我们在实践中去继续探索，已形成的理论和政策有不少需要加以具体化，并在实践检验中不断修正和完善。在此，我们建议将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这一国际性思潮作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由此角度开启一个国际性的新视角，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应当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特有历史环境、特殊的国情和任务决定切不可照搬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提出的理论模式。但无论两者有多么大区别，它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课题和分享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即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这一共同点决定了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沟通、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可以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学习到很多东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能极大地鼓舞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就像南斯拉夫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成就曾极大地鼓舞了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特别是主张劳动者管理型的市场社会主义者一样。中国在解决新旧体制的摩擦和碰撞的问题上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这些可供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参考。中国式的改革渐进方式有利有弊，这些可供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作进一步分析。另一方面，必须指出，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相联系的努力和尝试，并不是首先从中国开始的，它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迫切需要，也是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大趋势。在社会主义处在低潮的当今世界范围内，如果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事业，要不断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就不能把自己孤立于市场社会主义这种世纪性的和国际性的思潮之外。这意味着:必须放眼世界看待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伟大实践的先导意义，把中国的体制改革纳入在世界范围内寻求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和代表它的经济思潮的努力之中;必须承认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而不应斥责为异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必须正视前苏联、东欧改革失败的沉痛教训，而避免重蹈覆辙;必须研究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思潮，认真倾听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声音，在东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之间展开建设性交流和批评性对话，而不宜闭目塞聪。

作者：张嘉昕田佳琪单位：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