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移动理论模型修正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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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移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此相关的利润率平均化理论也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所做出的重大的科学贡献之一。马克思在阐述这一理论时，提出了一个五部门的数字模型。本文认为，马克思的利润率平均化理论是科学的，但阐述这一理论的资本移动模型却存在缺陷，必须加以修正；以此为基础，本文进一步论述了资本移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

一、马克思资本移动模型的缺陷及修正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九章提出了资本移动数字模型以说明利润率平均化理论。它有如下几个假定：（1）假定社会上有五个生产部门，投在这五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量都等于100单位，但各个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2）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并且可以任意假定这个比率，例如100%；（3）假定不变资本到处都是同样地全部加入所考察的资本的年产品；（4）假定各生产部门的资本周转时间都相同。在这些假定条件下，马克思用下面的数字模型（见表1）来说明资本移动过程。

在这里，虽然不同的生产部门剩余价值率相同，但由于各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就会有极不相同的利润率，若如此，等量资本就会得不到等量利润。然而，马克思对此指出，“问题在于，最低限度要按照那个会提供平均利润的价格，即生产价格来出售商品。在这种形式上，资本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1](P317)，“资本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率较高的其他部门。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总之，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使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1](P218-219)；“竞争之所以能够影响利润率，只是因为它影响商品的价格，竞争只能使同一个生产部门内的生产者以相等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并使不同部门得到相同的利润，得到已经部分地由工资决定的商品价格上的同一比例的加价。因此竞争只能使不等的利润率平均化。要使不等的利润率平均化，利润作为商品价格的要素必须已经存在。竞争不创造利润。利润的水平，在平均化过程发生的时候便形成了。竞争不过使它提高或降低，但并不创造它。并且，当我们说必要利润率时，我们正是想要知道那种不以竞争的运动为转移却反而调节竞争的利润率。平均利润率是在互相竞争的资本家势均力敌的时候出现的。竞争可以造成这种均势，但不能造成在这种均势下出现的利润率。当这种均势形成的时候，一般利润率为什么会是10%、20%或100%呢？是由于竞争吗？正好相反，竞争消除了那些造成与10%或20%或100%相偏离的原因。它导致某一商品价格，在这一价格下，每个资本都比例于它的量提供相同的利润。”[1](P979-980)

但是，遗憾的是，这一数字模型却没有体现上述的资本移动、供求变动、价格涨落等利润率平均化理论的核心内容，因为这一模型假定在利润率平均化前后各部门资本量一直是100单位。实际上，各部门资本量与资本有机构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对于资本移动、利润率的平均化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也指出，“一般利润率取决于两个因素：1.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而各个部门的不同的利润率。2.社会总资本在这些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即投在每个特殊部门因而有特殊利润率的资本的相对量；就是说，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吸收的相对份额。”[1](P182)马克思假定社会上五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量都等于100单位，这样做似乎简单明了，但却使每个部门资本相对量的重要性在模型中没有体现。这不能不说是这一模型的一个缺陷。与此密切相关的第二个缺陷是，这一模型没有体现由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所带来的部门生产规模的变化以及供求状况的变化。例如，从部门Ⅰ来看，利润率平均化以前，该部门生产价值等于110单位的商品量，利润率平均化以后，仍然生产价值110单位商品量，供给状况没有任何改变，其他四个部门也是如此。然而，如果没有供求关系的变化，又怎能说明这些部门的商品价格的变化呢？不能说明价格的变化，又如何说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呢?遗憾的是，马克思在随后也没有重新建立模型加以说明。第三个缺陷是，由于这一模型没有体现资本转移的具体情况，因此由资本转移所带来的各部门生产剩余价值的变化也未能予以体现，使得平均利润率的计算被低估。具体说来，资本从有机构成高、利润率低的部门移动到有机构成低、利润率高的部门，在社会总资本不变的情况下，它所增加的剩余价值额要大于减少的剩余价值额，这就会引起剩余价值总量的增加。由此，考虑了资本移动情况的平均利润率就比不考虑资本移动情况的平均利润率要高。为了克服上述三个缺陷，必须建立完善的资本移动数字模型重新加以说明，首先对模型的假定进行如下修正：假定社会上仍然是五个生产部门，但投在这五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量不是各为100单位，而是分别为各1500、1200、900、600、300单位；其他假定与马克思的模型相同。在作了上面的修正之后，可用下面的数字模型（见表2）来说明马克思的利润率平均化理论：

这个模型与前面的模型不同的是，将部门的资本量与资本有机构成进行了区分，它有助于说明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过程。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情况下，由于各部门资本额、资本有机构成都不同，各部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量不同，利润率也不相同。五个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量为750单位，社会总产品价值为5250单位，平均利润率为16.7%。由于等量资本要求获得等量利润，不同部门利润率的差别，必然引起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移动。具体表现为资本从利润率较低的第Ⅰ、Ⅱ部门向利润率较高的第Ⅲ、Ⅳ、Ⅴ部门移动。这种资本移动，必然引起不同部门的生产规模、价值总量以及产品价格的变化。假定第Ⅰ、Ⅱ部门分别移出a、b单位，第Ⅲ、Ⅳ、Ⅴ部门分别吸入c、d、e单位，只要满足a+b=c+d+e这一条件即可。但究竟移出多少资本，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要取决于以下条件“，那种在不断的不平衡中不断实现的平均化，在下述两个条件下进行得更快：1.资本有更大的灵活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2.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第一个条件的前提是社会内部已有完全的贸易自由，消除了自然垄断以外的一切垄断，即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垄断；其次，信用制度的发展已经把大量分散的可供支配的社会资本在各个资本家面前集中起来；最后，不同的生产部门都受资本家支配。最后这一点，在我们假定一切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时，已经包括在我们的前提中了；但是，如果有数量众多的非资本主义经营的生产部门（例如小农经营的农业）插在资本主义企业中间并与之交织在一起，这种平均化本身就会遇到更大的障碍。最后还必须有很高的人口密度。———第二个条件的前提是：废除了一切妨碍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或者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的法律；工人对于自己劳动的内容是不关心的；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已尽可能地转化为简单劳动；工人抛弃了一切职业的偏见；最后，特别是：工人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1（](P218-219）换句话说，资本和劳动力移动的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平均利润率的高低，但依据我们的设定，平均利润率的变动空间是最低利润率与最高利润率之间，即10%与30%之间。假定经过一定的资本、劳动力转移之后，形成资本移动的重新配置（见表3）：

其中，部门Ⅰ移出资本300单位，部门Ⅱ移出资本200单位。由于部门Ⅰ与部门Ⅱ资本大量移出，必然引起这两个部门生产规模缩小，产品供给减少，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会上涨，利润率上升。从表2中可以看出部门Ⅰ与部门Ⅱ原来分别生产价值为1650单位与1380单位的商品量，资本大量移出后分别只生产价值1320单位与1150单位，商品生产量大大减少，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会上升，这两个部门的利润率会随之提高。根据表3数字，当第Ⅰ部门商品价格上升到按1420.8单位（大于商品价值1320单位）、第Ⅱ部门商品价格上升到按1184单位（大于商品价值1150单位）销售时，这两个部门的利润率会从10%与15%上升到18.4%。反之，部门Ⅲ、Ⅳ、Ⅴ由于大量资本的涌入，必然导致这两个部门生产规模扩大，产品供给增加，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会下降，利润率降低。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部门Ⅲ、Ⅳ与部门Ⅴ原来分别生产价值为1080、750与390单位的商品量，大量资本进入后分别生产1080、1000与780单位，商品生产量大为增加，在需求不变情况下，价格会下降，这两个部门的利润率会随之降低。这三个部门利润率会从20%、25%、30%降低为18.4%。总之，随着资本在部门间的移动，利润率最终将趋向平均化。

随着资本在不同部门间的转移，它不仅引起不同部门生产规模、产品价格以及利润率的变化，同时还会引起不同部门剩余价值生产的变化。更为重要是，它会引起全社会剩余价值生产总量从而社会总产品价值总量的增加，剩余价值总量从750单位增加到830单位，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从5250单位增加到5330单位。这就揭示了为马克思资本移动数字模型所没有揭示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利润率平均化过程不仅是不同部门资本家重新瓜分剩余价值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资本的优化配置过程，这种社会资本的优化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经济总量的增加。资本在部门间的转移，特别是从利润率低、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向利润率高、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转移，为什么会引起剩余价值生产量的增加呢?主要是因为，同一资本，投在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与投在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部门相比，同量资本用在可变资本的部分较多，从而雇佣的工人较多，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情况下，创造的剩余价值也较多。在发生资本转移后，平均利润率就不能按照资本移动前的剩余价值总量除以社会资本总量来计算。正确的做法是根据资本转移后的剩余价值总量除以社会资本总量来计算。

但是，利润率的平均化只是表明一种趋势，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不过这一切总是归结为这样的情形：加入某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多多少，加入另一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就少多少，因此，商品生产价格中包含的偏离价值的情况会抵消。总的来说，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数来发生作用”[1](P181)。所以，上述模型所体现的资本移动从而利润率平均化过程，决不能理解为是一次完成的，而应该看作是在一定时间内、经过无数次资本移动之后出现的一般趋势。

在一个平均利润率形成之后，一个值得接着讨论的问题是，假若扩大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那么商品价格的波动对原有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会产30生怎样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此时商品的买卖必须以生产价格为中心进行，而不是以原有的价值为中心进行。这样，所有的原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都会提高，因为高构成部门（主要是生产资料部门）按一定的比例提高价格，而低构成部门（主要是消费资料部门）也按一定的比例降低降低价格，由此导致每100资本内部的有机构成普遍提高，而最终的结果会导致整体的利润率下降。因此，下一次的平均利润率纵然有提高的可能，但整体的趋势是下降。

此外，不断变革生产方式，从而提高生产力以获得超额利润是资本的内在冲动和经常趋势。而这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一是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普遍提高，显然前者的提高是有一定限度的，而后者则是无限的。因此，总体上而言，整体利润率呈下降态势，尽管有起反作用的因素。把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综合加以考虑的话，可以看出，平均利润率的变动呈现上升、下降、上升、下降，但总体下降的错综复杂的“之字形”或“波状形”轨迹。

二、资本移动与市场结构失衡

依据上面的论述，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条件下，资本移动、平均利润率的实现过程实际上也是商品市场供给和需求变动的过程，正是由于高资本有机构成部门的利润率低导致资本的移出。反过来，又由于资本的移出导致高有机构成部门的商品供给减少，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它们的市场价格必然上升，从而获得平均利润（不考虑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情况）。而低资本有机构成部门的利润率高，由于资本的大量移入反而导致商品供给的增加，在市场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它们的市场价格则必然降低，它们只得到平均利润。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竞争消除了那些造成与10%或20%或100%相偏离的原因。它导致某一商品价格，在这一价格下，每个资本都比例于它的量提供相同的利润。”[1](P979-980)因而，资本移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商品市场，包括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资料市场商品供求失衡、价格波动的过程，没有商品市场的供求失衡、价格波动，资本的社会权力就不可能实现。由此可见，正是由于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使得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常态成为资本不断从高构成部门移到低构成部门的运动过程，而商品市场的常态则呈现不断地失衡的局面。这一点似乎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卷的论述相悖。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在《资本论》前两卷的论述中，马克思假定资本不发生移动、供求一致、商品按照价值买卖，不过这仅仅是一种假定，正如马克思自己指出的那样“，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达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现象，所以在科学上等于零，可以看作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是，在政治经济学上必须假定供求是一致的。为什么呢？这是为了对各种现象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撇开供求变动引起的假象来进行考察。另一方面，是为了找出供求变动的实际趋势，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趋势确定下来。”[1](P211)但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具体总体来看，还必须抛开这个抽象的假定，回归到它的现实状态，那就是，整个社会的资本不断移动、供求不断失衡与经济不断波动。从结果来看，在现有的条件下，一旦平均利润率得以形成，供求的变动将调节着市场价格围绕着生产价格上下波动，价值理论从而得以进一步的展开。另外，与此相关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是扩大的再生产，所以从理论上讲，有必要在利润率平均化的基础上重新讨论两大部类的平衡问题，换句话说，在利润率平均化的基础上对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数字模型作出修正。对资本移动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任凭资本的自由移动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为了追逐高利润率，从高构成的部门疯狂涌入低构成的部门，从而造成低构成部门的商品严重地供过于求，这样不但不能实现高的剩余价值以及高的平均利润率，反而会造成低构成部门商品的严重地生产过剩，而其剩余价值乃至资本则有可能损失。而另一方面，高构成的部门由于资本的大量移出反而导致本部门商品严重地供不应求。这两个方面的结果使经济发生严重的危机。对于经济危机，纵然可以从机器大工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相对过剩人口、固定资本周期更新、两大部类比例失调、商品生产无政府状态、有效需求不足、商业投机以及金融投机等方面去解释，但是由资本移动所导致的供求失衡不能不说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因，甚至也只有依此才能从根本上说明经济危机的原因。而每一次的生产过剩都会导致低构成部门（一般是消费资料部门）的剩余价值和资本损失，与此相联系的是，高构成的部门（一般是生产资料部门）由于低构成部门的生产需求减少，反而导致商品价格先升后降而得不到平均利润，从而整个社会的生产陷入倒退。而每一次危机过后，生产要么在原有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基础上重新开张、复苏，要么由于危机使得同一生产部门的劣质企业的淘汰而导致生产在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基础上复苏，在上述模型中就会表现为五个生产部门的资本以更高的有机构成进行生产。

三、经济波动与宏观经济调控

根据我们的分析，资本移动、供求失衡、经济波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常态，以此来衡量现代经济学的以保持社会总供给等于社会总需求为目标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只能是一种美好的设想。现代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前者主要是对社会总剩余价值的调控，后者主要是对社会总资本额的调控，然而这两种调控都无法改变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存在差别这一客观事实，而其正是资本移动、供求失衡的根源，因此商品市场供求失衡、经济波动乃是必然的。除非政府宏观调控者能够准确地计算出社会的平均利润率，据此计算出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应得平均利润，然后通过向低构成部门依比例多征税收，向高构成部门依比例发放等额补贴，进而保证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资本则不发生移动，供求则保持平衡，经济则平稳增长。但是如果考虑到平均利润率计算的困难以及征收税收、发放补贴所造成的巨大成本，这一设想也是难以实行的。那么，是不是说政府在应对资本移动、经济波动问题面前没有一点作为呢？答案是否定的，从理论上讲，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改变社会总剩余价值的分配比例，增加投资与消费，也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控制社会总资本额的流动，以缓和经济波动的幅度。

总之，根据上面的模型分析，经济失衡与波动乃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状态，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经济波动乃至经济危机是资本移动的结果，当然，经济的复苏也是经济体自身自组织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