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博弈理论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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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渐近尾声，世界进入了后危机时代。虽然危机“余震”不断，如迪拜债务危机、以欧猪四国（PIGS）等为代表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主权债务危机等，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已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刻。然而，在世界经济艰难复苏的同时，汇率冲突也日益加剧，而我国就处于漩涡的中心，从而引发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的思考。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复苏进程快慢不一，正是在这种双速复苏的背景下，由美国“主唱”、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以及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伴奏”，掀起了一轮人民币升值“大合唱”，它们希望通过“以邻为壑”（beggar－thy－neighbor）的汇率政策来转嫁危机，提振本国经济。因此，全球经济正沿着一种不确定的路径走向再平衡，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国内外对中美汇率博弈问题研究较多，但对金融危机后中美汇率博弈演进以及潜在的中日、中德和中巴汇率博弈的前瞻性和系统性研究尚显不足，可以说仍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同时，在人民币汇率的大国博弈中还呈现以下新特点：一是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进口国及出口国，参与博弈的国家逐渐增多，既有2010年提出未来五年“出口倍增”目标、世界经济总量排名第一的美国，还有分列第三和第四位并同以出口“立”国的日本和德国，甚至还会波及与中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的新兴经济体（如巴西）；二是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在时间上呈现出阶段性爆发的特征，在方式上呈现出交叉性传染的特征；三是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关系到后危机时代我国金融安全、经济结构转型和国计民生等核心利益，必须未雨绸缪，妥善应对。

二、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的核心要义

为了实现所谓的全球经济再平衡，金融危机后以美、日、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地区）甚至包括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相继抛出人民币升值论，认为导致中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币币值严重低估，进而导致他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应有的竞争力。循此逻辑，人民币升值果真是缓解全球经济失衡的灵丹妙药（panacea）吗？

（一）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参与主体的遴选

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研究的困难之一是“大国”概念本身难以界定。因为国内外对于大国与小国的判定至今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因此，开宗明义，首先明确大国界定的标准并遴选出参与主体是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的研究基础。童有好认为，大国不仅应疆域广阔、资源众多、工业发达和经济规模庞大，而且应具有重大的世界影响力。［1］郑捷认为，大国应是某一国际市场中价格的制定者（price－maker），而不是一个单纯的价格接受者（price－taker）。［2］欧阳峣认为，大国不仅应在国土面积、自然资源、人口数量和市场潜力上独占鳌头，而且应在世界经济中有分工、互补、适应和稳定的优势。［3］上述研究无疑为本文界定大国提供了重要参考，因此，以下将按照一国的总体经济规模（见图1）、国家竞争力、国家位势、国际影响力、对华贸易关系、人民币汇率博弈的实际参与程度以及前瞻性原则，将美国、日本、德国①和巴西遴选为后危机时代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的参与主体。

（二）中国和其他大国的进出口贸易与汇率走势

金融危机后，美国、日本、德国和巴西将实现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于扩大出口，试图采取“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逼迫人民币升值来挤占中国在世界的出口份额。因此，以下将探讨主要经济大国对华贸易与两国汇率之间的关系。从2005—2010年中国对外贸易统计来看，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对象国，日本和德国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巴西排在最后（见图2）。与出口的情况不同，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美国和德国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巴西排在最后（见图3）。从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走势来看，2007年1月—2011年10月，美元兑人民币一直呈贬值态势。虽然2008—2010年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但自2010年下半年后就进入了一条快速的升值通道。结合中美近五年的进出口贸易来看，自2005年7月21日汇改后，人民币兑美元虽然已累计升值24％（见图4），但中国对美出口除2008—2009年危机高峰期稍有回落外，总体态势仍然是一路攀升，而对美进口则变化不大，相对比较平稳（见图2和图3）。从欧元兑人民币的汇率走势来看，2007年1月—2011年10月，欧元兑人民币总体表现出振荡调整的趋势，但下行态势较为明显，2009年和2010年三次探底接近8．5上下的位置。结合中德近5年的进出口贸易来看，除2007—2008年危机高峰期以外，虽然人民币兑欧元振荡升值态势明显（见图5），但中国对德进出口态势却一直较为平稳（见图2和图3）。从日元兑人民币的汇率走势来看，2007年1月—2011年9月，日元兑人民币总体呈现振荡调整的趋势，但上行态势较为明显，尤其是2010年后，日元兑人民币更是进入了快速攀升的通道（见图6）。结合中日近5年的进出口贸易来看，虽然人民币兑日元汇率走势趋向贬值，但中国对日出口变化不大，相反，对日进口还呈现快速振荡上行的态势（见图2和图3）。

从雷亚尔兑人民币的汇率走势来看，2007年1月—2011年10月，仅2009年初有过短暂的回落并一度触底在3．0上下徘徊，雷亚尔对人民币总体呈现出振荡上行的态势。结合中巴近5年的进出口贸易来看，人民币兑雷亚尔虽然2009年后贬值态势较为明显（见图7），但中巴进出口贸易却相对比较平稳（见图2和图3）。

总之，从人民币与其他大国货币汇率走势来看，人民币兑美元和欧元升值态势较为明显，且以美元最为突出，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却没有丝毫缓解。此外，人民币兑日元和雷亚尔虽然呈贬值态势，但中国对日本和巴西的出口并没有明显增加，危机高峰期还有回落的态势。

（三）人民币升值的逻辑悖论：基于历史与现实考察

历史是沉淀的现实，而现实是正在演绎的历史。以下通过对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分析，不难发现本币贬值（升值）导致贸易顺差（逆差）的历史与现实逻辑并不成立。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坍塌后，美元就走上了一条自我贬值之路，1971—2011年，虽然1盎司黄金的价格由35美元升至1600多美元，即美元贬值了40倍，但美国贸易逆差依然如故。从日本的情况来看，1970—1984年，美元兑日元的比率由最初的1∶360跌至1∶231，即日元兑美元升值了36％，但日本在这15年间对外贸易有10年为顺差。1985年广场协议（PlazaAccord）签订后，日元升值态势更加明显。2009年，美元兑日元的比率更是跌至1∶93，即日元兑美元升值了60％，但日本在这15年间对外贸易持续顺差。从中国的情况来看，1980—1994年，美元兑人民币的比率由最初的1∶1．49升至1∶8．62，即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了83％，但中国在这15年间对外贸易有9年为逆差，而且逆差水平远远大于顺差水平。2005年汇改后，人民币升值态势日趋明显，美元兑人民币的比率由2004年的1∶8．3跌至2009年的1∶6．8，即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了18％，但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却反而急剧攀升。［1］

三、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的理论根源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这三个目标的实现会存在冲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这些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国际收支平衡更是互相影响，由此造成的冲击经常使经济偏离最佳区间。于是，一些国家寄希望通过汇率手段来解决内外均衡矛盾。

（一）一国内外均衡矛盾调节的政策搭配

米德（Meade）认为，当一国既有国际收支逆差又存在通货膨胀时，减少总需求可实现内外均衡。相反，当一国既有国际收支顺差又存在就业不足时，扩大总需求可实现内外均衡。然而，对于既有国际收支顺差，又存在通货膨胀，或既有国际收支逆差，又存在严重失业问题的国家，就会发生内外均衡冲突。［4］为解决上述内外均衡冲突，丁伯根（Tinbergen）指出，要实现几个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需要几个有效且相互独立的政策工具。［5］蒙代尔（Mundell）认为，可通过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解决经济衰退，并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彼此不断搭配协调才能最终实现国际收支平衡。［6］斯旺（Swan）认为，为解决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矛盾，应配合使用支出增减政策，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支出转换政策，如汇率政策关税、补贴和直接管制。［7］

（二）汇率成为大国缓解内外失衡的首选工具

从财政政策角度来看，金融危机期间，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和货币流动性不足，美国、欧盟、中国等都实行了一揽子财政刺激方案，但实际效果却大不相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率先实现了经济复苏，而以美、日、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却复苏乏力。同时，由于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和日本地震、海啸和核泄漏“次生”灾害接连爆发，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前景更是雪上加霜，重启财政刺激计划困难重重，不得不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中国虽然财政资金充裕，但出于国内通胀和房地产上涨调控压力以及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平台风险加大等因素，也开始收紧财政开支。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全球货币政策操作方向也开始出现背道而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后两度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联邦基准利率接近于零，操作空间已十分有限；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复苏态势基本确立，但面临更多的通货膨胀、资产价格上涨以及经济结构转型等压力，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逐步由宽松趋向偏紧。

需要指出的是，正当全球经济处于艰难复苏之时，以美、日、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不仅不为自身经济结构失衡，如产业空洞化和过度金融化等，承担应有的后果和作出必要的牺牲，反而开始诉诸支出转换政策中的核心工具———汇率，即开放经济条件下维系内外均衡的关键变量，希望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的“乾坤大挪移”手法来转嫁危机，提振本国经济。至于支出转换政策“工具箱”中其他的一些工具，如补贴、关税和直接管制，却由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带有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极易招致对方的反报复，或者有悖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而不得不弃用。

四、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的位势分析

位势理论来源于物理学，是各种资源积聚并经过合理组织和优化后形成的势能。在物理学中，物体由于处于某一位置而具有一定的势能，物质世界中所有物质或非物质的传导、扩散都是由势能差引起。［8］借用物理学中的位势理论，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实质上就是金融危机后大国位势此消彼长后国家利益再调整的反映，对于国内经济日益发展、综合国力逐步提升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将具有长期性。

（一）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基于“位势论”的综合角力

在国家竞争关系中，每一个国家都处于某一特定的位置，具有一定的势能，拥有对资源的吸引力和自身的竞争优势。社会资源的流动类似于物质的传导和扩散，同领域中处于不同位势的两个国家在进行竞争时，高位势的国家对资源拥有更强的吸引力，资源会从低位势国家流向高位势国家，被吸引的资源经过整合后形成国家的竞争力，并将国家推向更高的位势。因此，国家位势是一国经济规模、整合资源能力和外部环境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力量，而国家竞争力是国与国在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科技、军事和软实力（softpower）等方面综合博弈的表现，是国家位势发挥出来的“战斗力”。由此可见，国家位势是一国竞争力的内在，国家竞争力是一国位势的外化。更进一步而言，国家位势介于国家竞争力和国家综合资源的中间层面，任何一项资源都不能单独构成国家完整的竞争力，必须经过“组织”在特定的势场，即国家的外部环境中才能形成国家位势，表现为一国竞争力（见图9）

。

从国家竞争力的角度来看，虽然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重心有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的态势，但美国目前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经济大国，因此，国家位势最高，这从美国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金融公共治理中颐指气使的态度就可窥见一斑。日本和德国为八国集团（G8）成员国，制造业发达，同以出口“立”国，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作为世界第三大和第四大经济体，国家竞争力仍然不可小觑，国家位势仅次于美国。中国和巴西为金砖五国（BRICS）成员国，分列世界第二大和第八大经济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和出口国，巴西则是近年来新兴工业化国家迅速发展的典型代表之一，两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与日俱增，国家位势也日益提高。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后危机时代，人民币汇率变动无疑会影响上述大国内部利益集团之间收入再分配，由此带来了“赢家”和“输家”，相关利益集团，如进口企业和出口企业的收入受到影响之后，必定会影响到它们的政策偏好及其在政策形成过程中的讨价还价能力，然后改变该国政治经济博弈的均衡，并反映到国家经济规模、国家整合资源能力、国家影响力和国家外部环境，进而最终影响该国的国家竞争力。比如，在以美元为本位的全球货币体系下，非美元区通过对美国出口商品以经常账户顺差赚取美元，并通过发放本币积累美元外汇储备资源，而非美元区最终又将美元以购买美国证券的形式被美国集聚；与此相反，美国则凭借高位势发行美元证券以资本账户顺差形式来弥补经常账户和财政赤字，同时通过发行美元进行对外投资，最终实现美元的环流（见图10）。

事实上，美国之所以能实现美元全球环流就在于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层次最多的金融市场，并依靠其强大的国家位势和相对较高的收益率吸引全世界资本来美国进行证券投资。［9］联系当前国际金融现实，美国此次主权债务危机之所以能“绑架”全世界就是因为除了美元资产外，其他外汇储备资产，如欧元、日元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等都无法完全与之相媲美。后危机时代的美国总统奥巴马（Obama）面对国内政治经济困局和中国的日益崛起，虽然喊出了“我们决不当老二”的豪言壮语，但这其中既折射了美国对自身国家位势降低的高度忧虑，也间接反映了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头号强国。

（二）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参与主体处于“金字塔”的不同层级

在目前全球货币体系下，根据主要经济大国所处的不同位势和表现出的国家竞争力，可将其分为三大货币集团。第一货币集团由国家位势最高的美国单独统领，是全球货币体系的核心调节国，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世界央行”的作用，其货币政策对全球其他国家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spillovereffect），并拥有向世界输出美元的特权。第二货币集团主要由欧盟、日本等组成，这些国家（地区）实行浮动汇率制。欧元和日元是仅次于美元的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位于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第二层级。第三货币集团主要由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构成，属于国际储备货币非发行国，其汇率大多钉住美元，以出口创造的外汇占款形式积累了高额外汇储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贸易和金融的实践来看，欧、美、日之间主要通过资本和金融账户发生联系，而与中国、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则通过经常账户发生联系，并由此决定了欧盟、美国和日本之间是金融伙伴关系，而中国、巴西和美国、欧盟、日本之间则是贸易伙伴关系（见图11）。［10］后危机时代，全球三大货币集团围绕人民币币值的确定而展开的利益竞争、争夺与博弈正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变数之一。

五、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主体的策略选择

后危机时代，美国、日本、德国、巴西和中国的经济复苏情况与发展态势各不相同，导致这些国家的位势和竞争力此消彼长，而博弈和争论的背后无不体现出国与国之间以利益为中心的综合角力，正如19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Palmerston）所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而各自博弈策略选择则取决于各国在全球的综合位势差异。

（一）美国的策略：剑拔弩张

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后，美国“出口牌”、“汇率牌”、重返“亚洲牌”以及“低碳牌”四牌连奏，掀起了新一轮的美国重商主义浪潮。［11］声浪，这也是七国集团会议上首次讨论非成员国货币问题。日本虽然如此咄咄逼人，但一个难以掩盖的事实是，日本对华贸易多年来一直呈现顺差格局，2002年对华贸易顺差就达50亿美元，2003年日本经济甚至还出现了久违的复苏。于是，几经权衡，日本政府不再高调谈论人民币升值问题，日本财务省官员也表示中国在放弃盯住美元的汇率形成机制前，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事易时移，当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并引致全球金融海啸后，美国开始走上前台要求人民币升值，以期在美国“锈带”地区重启工业化，增加就业并缓解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而日本虽然退居二线，但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态度也在发生转变。因为面对中国在2010年GDP首超日本成功问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以贸易“立”国的日本迫切希望能够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获取更多的利益。在日本看来，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源于三大优势：低廉劳动力、日益提高的生产技术和廉价货币。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同时兼有的，而三大因素中日本唯一能施压的就是人民币汇率。为了突破多年的经济困境，保持在亚洲经济的龙头地位，日本开始附和美国并向中国施压以转移其国内持续近20年的经济低迷和通货紧缩。2010年11月，在进行外汇储备多元化尝试的中国就因为购买日元国债这一普通的投资行为而遭到日本政府的批评，认为此举造成了日元升值，并转而要求人民币升值。

（二）欧盟的策略：低声抱怨

当美国对人民币汇率大动干戈之时，其大西洋彼岸的传统盟友———欧盟的态度却相对低调许多，仅在外围附和美国并略带微辞，其实它也有迫切希望人民币升值的诉求。首先，欧盟经济复苏不平衡源于其统一的货币政策。由于德国是欧盟第一大经济体，在欧洲央行拥有很高的话语权，而欧洲央行自诞生后也继承了原德意志联邦银行以控制通胀为第一要务的优良传统，在后危机时代并没有实施像美国甚至像英国那样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这也使得经济韧性较差的一些欧元区成员国在流动性不足时深受其害，经济复苏乏力。其次，福利分配效应不均等源于其统一的汇率政策。从理论上而言，欧元区的汇率水平应该反映所有成员国的贸易盈余、劳动生产率、财政收入和经济状况健康程度等，是如今17个成员国货币实际汇率水平的折中。但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德国马克原本作为欧盟内部最坚挺的货币之一，却由于实施统一的区域货币，德国反而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无论是对欧盟内部还是外部出口在欧元区都稳坐第一把交椅。由于美国高位势带来的投资安全港角色，金融危机后美元虽然一度逆势飞扬，但总体仍表现出强劲的贬值态势，于是，盯住美元的人民币也随之贬值。相反，在双重压力之下的欧元却被动升值，并直接影响到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泥潭的相关成员国出口。然而，欧盟之所以未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还在于其高度关注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的问题，因为在人民币与美元、欧元的“三角”互动中，如果人民币不盯住美元转而升值，从经常账户来看，欧元升值压力也许会有所缓和，但若中国减持美元外汇储备，增加欧元在外汇储备池中的比重，那么从金融和资本账户来看，欧元又有升值压力，二者相抵，欧元在全球外汇市场走势就难以确定。［12］因此，处于夹缝中的欧元只能对人民币升值低声抱怨，更何况随着越来越多的欧元区国家相继卷入主权债务危机，渴望中国施以援手购买这些危机发生国政府债券的强烈诉求让欧元区成员国也只能如此作为。

（三）日本的策略：立场摇摆

2003年，时任日本财长的盐川正十郎在七国集团会议上，敦促其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政府重估人民币币值。在日本看来，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低廉是全球通货紧缩的头号根源。因此，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汇率已不能反映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现状，强烈要求其他国家与日本一道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政府重估人民币汇率，从而在国际上率先掀起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浪，这也是七国集团会议上首次讨论非成员国货币问题。日本虽然如此咄咄逼人，但一个难以掩盖的事实是，日本对华贸易多年来一直呈现顺差格局，2002年对华贸易顺差就达50亿美元，2003年日本经济甚至还出现了久违的复苏。于是，几经权衡，日本政府不再高调谈论人民币升值问题，日本财务省官员也表示中国在放弃盯住美元的汇率形成机制前，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事易时移，当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并引致全球金融海啸后，美国开始走上前台要求人民币升值，以期在美国“锈带”地区重启工业化，增加就业并缓解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而日本虽然退居二线，但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态度也在发生转变。因为面对中国在2010年GDP首超日本成功问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以贸易“立”国的日本迫切希望能够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获取更多的利益。在日本看来，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源于三大优势：低廉劳动力、日益提高的生产技术和廉价货币。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同时兼有的，而三大因素中日本唯一能施压的就是人民币汇率。为了突破多年的经济困境，保持在亚洲经济的龙头地位，日本开始附和美国并向中国施压以转移其国内持续近20年的经济低迷和通货紧缩。2010年11月，在进行外汇储备多元化尝试的中国就因为购买日元国债这一普通的投资行为而遭到日本政府的批评，认为此举造成了日元升值，并转而要求人民币升值。

（四）巴西的策略：大声抗议

中国和巴西同属于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近10年来中巴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巴西对华出口迅速上升，从2000年的10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307亿美元，并主要集中在大豆、铁矿石、石油和其他农矿产品。2009年中国一举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巴西每年对中国贸易顺差达50亿美元，而巴西也是少数几个对华保持贸易顺差的国家之一。然而，巴西从中国进口的大部分是工业制成品，进口额从2000年的12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255亿美元。不巧的是，近年来中巴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同质化倾向———巴西在制造业方面正与中国发生头碰头的正面角力。对巴西而言，中国现在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供货商，其对巴西出口的80％来自制造业，而这被视为正在破坏巴西工业。更为关键的是，巴西担心对华出口和来自中国投资主要集中在大宗商品领域，会有患上“荷兰病”（Dutchdisease）的风险，即大宗商品推动的经济增长导致实际汇率上升，将劳动力和资本导入自然资源行业，使制造业受到挤压，而制造业生产率增速和吸收就业往往更快、更多。因此，在巴西看来，这正是雷亚尔看起来受到如此高估以及本国制造商在与中国同行竞争过程中苦苦挣扎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准备对“压低本国汇率赢得出口优势的国家”采取行动。正是基于雷亚尔升值已导致那些外汇币值与美元密切相关的国家，如中国出口商品变得更加便宜的主观判断，2011年9月，巴西正式建议世界贸易组织（WTO）采取“汇率反倾销”的措施，允许各国针对实施竞争性货币贬值的贸易伙伴进行报复，巴西外交官曾就该提议试探过中国，但遭到中国的“强烈抵制”。其实，这样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巴贸易大多使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当美元不断贬值时，购买商认为有利可图就大幅增加对华进口，从而导致中巴贸易产生不平衡现象。事实上，要解决中巴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一方面需要两国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通过公平竞争发现合理的价格，通过发展贸易增进两国人民的福利；另一方面则需要共同采取行动，要求美国采取切实措施保持美元货币稳定。唯有如此，才能为中巴之间的贸易往来提供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并准确反映中巴之间的贸易实际情况。［13］

（五）中国的策略：独立自主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后危机时代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的矛头均指向人民币存在某种程度的“低估”。然而，这其中至少有两个关键性的问题需要厘清：第一，人民币有没有“低估”，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低估”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国内外研究机构、智库，还是在独立的经济学家眼中，都还没有一个确切和统一的答案。即便是“低估”，国内外对人民币“低估”的程度判断也并不一致。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每个人对人民币汇率失调（misalignment）都有自己的解释，并尝试用不同的模型方法去测算人民币汇率失调的程度，而这也使得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的相关政府机构和利益集团在双边汇率谈判和国会游说中根本无所依从。第二，如果上述问题没有答案，中国该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这一“世界性难题”。然而，从日本“广场协议”之后遭遇的“失去的十年”（lostdecade）来看，答案似乎又是不言自明的。

因此，面对后危机时代世界主要经济大国抛出的人民币升值论，中国必须学会用政治乃至国家竞争战略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的实质，切不可按照简单的市场原则出牌。事实上，笔者一直认为，汇率不仅是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的比价，而且是一国战略性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自牙买加体系以来，美国其实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汇率操纵国，它凭借美元霸权，通过实施弱势美元政策，实现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当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逐步提高，人民币汇率水平提升将不可避免，但这应是一个独立、自主和可持续的发展过程，而不能被一些大国蓄意将其“政治化”，并以此为条件要挟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市场和金融市场开放等相关议题。由于欧美国家在主权债务危机泥潭中愈陷愈深，全球经济复苏的具体时间表仍然难以预期，因此，按照“三性”原则推动汇率机制形成改革，实现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有升有降，拒绝人民币“被升值”仍不失为中国当前的一种理性选择。

六、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后危机时代，除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外，国际金融领域另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美国、日本、欧盟、巴西和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大国汇率博弈，其核心要义是要求人民币升值。从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的实践来看，美国属于强势方，掌握着博弈的主动性。基于自身的国家位势，欧盟、日本和巴西即使无法直接迫使人民币升值，也可以加大对华施压力度。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联合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最大限度地争取自身的利益。因此，中国在保持宏观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同时，还要避免其他大国对华汇率政策出现合流，共同挤兑中国。

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各国国家利益的此消彼长，由美元、欧元和日元三大货币集团构成的金字塔塔尖必然缺乏内在稳定性。当全球经济趋好时，尚且表现为一种短期均衡，反之，全球经济就会出现剧烈波动。首先，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仍然面临着内在的矛盾，因为美元、欧元、日元与人民币虽然通过经常账户和金融资本账户联系在一起，但各国之间的“位势”又存在很大的差异；其次，缺乏一个保持多元化货币体系及世界货币供应量稳定的长效机制，每当全球经济恶化时，各主要储备货币国都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放弃维护全球货币体系稳定的责任，金融危机后已经实施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美国就是很好的例证。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现实情况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调结构，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只有把国内问题理顺了，中国才有信心和勇气去开放资本账户和金融市场，实现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中美经济结构虽然都面临失衡，但责任却各不相同。中国要做的是尽快启动内需，纠正经济内外失衡，为下一步扩大开放打好基础。美国实质上面对的是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实体经济日益空洞化的问题，因为近40年来美国从金融业中获取了巨额政治经济收益，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美国理所应当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而不能指望通过美元贬值这种“以邻为壑”的方式来转嫁危机。

总之，作为国际金融研究的新兴领域之一，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正处于破题与立题阶段，本文主要从定性角度将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毋庸讳言，本文的研究仍是初步性的，在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对我国国家效用期望值的影响，如就业、通货膨胀、进出口贸易、外汇储备和经济增长等定量研究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深化与完善。此外，日本、德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同样遭遇过本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研究借鉴日德在应对本币升值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也是今后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