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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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经济学对经济理性的强调导致经济学的发展面临困境，究其原因，一是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二是经济学的形式主义方法论，见物不见人。福利经济学和经济伦理学的出现使得经济学开始关注道德问题，对现代经济学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当前如何有效地消除经济理性对社会理想和道德的偏离。一是重建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

[关键词]经济理性道德理性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和经济理性的预设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石。建立在这一基础上最优化（或称最大化）分析有着极强的逻辑魅力和实证解释力，有了“理性”的假定，经济学家便致力于建立经济学的更加简化，也更加完善的数理体系。在经济学模型中，经济学家假设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单纯的，简单的，固执的，以确保其模型不会被友善和道德情操等因素所干扰。

一、经济理性面临的困境

经济理性的突出特征就在于其强调经济行为的个人性，自利性。经济理性所设定的目标，符合了“经济人”的个人偏好的目的，在通常情况下，“经济人”总是自利的，即行为总是服务于自己的个人目的。现代经济学把经济理性行为等同于实际行为，认为除了自利最大化以外的其他任何行为都一定是非理性的，拒绝伦理考虑在实际决策中的作用。

1.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

经济学家为了自己所谓的需要对但丁名言的诠释，即“对周围的所有人，抛弃所有的友善！”事实上经济学所关注的应该是真实的人，萧伯纳曾赞誉经济学是一门使人幸福的学问。而面对苏格拉底问题：“一个人应该怎样的活着”这个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作为社会人的经济学家对经济理性模型的追求，却造就了其“无伦理”的特征，这是否与其最初作为伦理学的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存在矛盾呢？事实上亚当·斯密曾是道德哲学的教授，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学仍然是剑桥大学道德科学荣誉考试中的一门课程。斯密提出的“经济人”的假设更多受到经济学的青睐，却抛弃了其对“道德人”的阐述。拥护斯密关于自利，以及自利成就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斯密所倡导的同情心为什么不见了？斯密在屠户和酿酒师的故事正说明他并没有将经济拯救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上，肯定了利他动机的存在并发挥作用。而其崇拜者对此却视而不见，反而视其为自利的“宗师”。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对斯密的关于人类行为动机与市场复杂性的曲解，以及对他关于道德情操与行为伦理分析的忽视，恰好在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所出现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分离相结合。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反映在经济学的两个根源。经济学的一个根源联系到伦理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的传统联系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可伦理学》开篇中，他指出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同时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目标的追求有关，“挣钱是不得已为之，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他在《政治学》中还指出经济学研究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经济学对于伦理学来说是有两个中心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一是苏格拉底问题：“一个人应该怎样的活”；另一个是社会成就的判断。经济学另一个根源是工程学。工程学方法特点是，只关心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培养“人的美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等问题。在这里，人的目标被直接假定是自利的最大化，接下来的任务只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合适的手段。较为典型的假设是人类的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这方面瓦尔拉斯和配第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后者更是作为数理经济学的先驱。

就经济学的本质而言，经济学的伦理学根源和工程学根源都有其合理的成份。伦理学关于人类的行为动机、社会成就感的问题应在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工程学对于推动经济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一些伟大的经济学家著作中，这两个特征表现的程度不同而已。马克思、埃奇沃思更加注重经济学的伦理问题。配第、李嘉图、瓦尔拉斯、古诺更重视经济学中逻辑和工程问题。然而随着现代经济学发展，伦理学的方法的重要性已被严重的淡化。被称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还忽视了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对理性行为的追求导致了经济学和伦理学的之间隔阂不断加深。这种加深导致了经济学的贫困化。对现实中饥荒的分析便是实际的例子。食物供给是如此之多，但饥荒却依然存在。

2.经济学的贫困化

现代经济学从斯密开始，特别是经过了“边际革命”，逐步将其理论建立在“经济人”或“理性”的基本假设上，有了“理性行为”的假设，经过瓦尔拉斯、希克斯，到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体系的建立，形成了一般主流经济学分析范式。从而建立一套精巧的形式主义的理论结构。从“经济人”的经济理性行为出发，到利用数学符号表示的带有约束条件的求极值问题。主流经济学家运用这套理论结构来占卜未来人类经济发展的命运。其结果却屡屡不能应验。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凡勃伦就将“经济人”讽刺为“洁白无瑕”的经济人。新制度学派企图以产权、交易费用为逻辑起点来重建现代经济学，却未能成功。现代经济学的形式主义方法论过度地追求经济理性，而忽视了日益飞速发展的现实世界，而这个世界却是由复杂多变、丰富多彩的事物组成，而主流经济学由于缺少对历史和现实的关注，使其陷入理论的危机。主流经济学由于忽视了伦理的考虑，片面以资源配置最优化为核心来研究经济效率，是一种典型的见物不见人的分析范式，也就降低了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

二、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

自利的理性行为意味着对“伦理相关”的动机观的断然拒绝，然而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实现自己追求的东西却只能是理性的一部分，而且这其中还可能包括对非自利目标的促进，那些非自利目标也可能是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或愿意追求的目标。尽管施蒂格勒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自利理论将会获得胜利”，并且他相信这一理论“不仅在广泛的经济现象中，而且在关于婚姻、生育、犯罪、宗教及其他社会行为中都广为流行。”而事实上，支持这种理论的实际证据却很少。“自利理论”将获胜只是所依据的某种推理，而不是经验性证明。

经济理性行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行为动机到底是什么。斯密是将行为动机归于利己心的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他看来正是利己心驱使人们进行相互有利的交易，但他不否定人类的其他行为动机：比如爱他心、同情心等。这种利己的动机在李嘉图和穆勒那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马歇尔虽然承认人类的动机的多样化，但却认为利己动机是“最有力，最坚定地影响人类行为的”动机。现代心理学和社会生物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类利己本性的认识。社会学家伦斯基引证近代心理学的研究揭示出，人类的婴儿是一种极端自我为中心的生物，其动机是完全是由他自己的需要的愿望激发出来。生物学对基因的研究更能揭示出人的利己本性。社会生物学家从基因的特性推断出人和其他生物一样“从本质上是自私的”。

作为从事经济行为的个人不是孤立的，不可能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人的成长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社会价值目标对其内化的过程，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人具有利他的动机，具有道德的一面，正如我们的经济学家作为个体会表现出得体的友善，却在经济模型中抛弃了友善和道德情操。价值内化的过程是个体价值动机建立的过程。价值是集体行为的产物，是个体之间通过相互交易而约定的对自身的支持和约束。也就是说它是集体为个体明确或隐含地说出有关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以及什么是适当的、用以达成目标的手段的一套行为准则和标准。价值动机对利己动机的约束，还表现为手段性价值的内化能使个体谨慎地选择和调整社会赞同的手段来实现其目标，价值动机同时也重塑了利己动机。使利己动机超越了纯粹追求物质满足动机的而扩展到社会性动机。

经济理性行为的效果面临现实的困境。个人对自利最大化追求的结果在一些标准的博弈论中很容易得到说明。如“囚徒的困境”，在“囚徒的困境”中每个人都有一个“严格占优”的个人策略，其含义是无论别人做什么，这一策略（自我目标）总可以使自己的目标最大化，但是每个人采取不同于占优策略的策略（更合作的策略），他们的目标反而能够得到更大的满足。

三、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沟通

经济学家把如何个体利益最大化作为追求目标，即研究经济理性。而道德学家则追求人类最高尚的道德，主张履行义务，实现美德。由于经济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对自身理性的追求导致两者的分离，这种分离对两者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事实上已有不少经济学家注意到经济理性实际上是一种有限理性，即个体并不是完全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社会的人，个体的追求还包含一些社会性、道德性因素。福利经济学的诞生正说明这个问题，通过对经济理性行为可能偏离经济理论中标准行为假设――经济理性。福利经济学一方面关注追求自利的行为假设，另一方面还关注以个人效用为基础的社会成就判断准则，帕累托最优作为评价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准则，帕累托最优是指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当且仅当不减少其他人的效用就无法增加任何一个人的效用时，这种社会状态就称为帕累托最优。福利经济学的出现虽然没有撼动主流经济学的大厦。但事实上他已经将伦理学的考虑引入了经济学的分析，这给主流经济学过分注重逻辑或形式带来一定的影响，由于伦理学可以使经济学的各种方法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经济理性到人类道德的沟通的第二途径是经济伦理学的出现。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研究对象都是人的行为，使经济学和伦理学对人类行为进行双重规范及其相互协调统一起来是人类行为的必然和社会现实的要求。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结合表现在经济行为的伦理引入，通过对经济行为自身的内涵和结构，结构间的关系以及经济行为作为整体与外部环境的联系等推论出来。经济伦理学研究不再是把伦理道德与追求最大化的利益对立起来，获利是经济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当人们自觉地运用一定伦理规范去指导经济行为时，势必产生一系列的客观效益，这种获利是合理的。伦理考虑纳入经济理性之中，为经济伦理实施奠定基础，发挥经济伦理在经济活动中特有功能：目标导向功能，评价功能，凝聚和整合功能。

四、思考

从经济理性的困境到经济学的贫困，人们在深刻地去思考，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目标证明等同于实际行为，也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必然导致最优的经济条件——帕累托最优，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却能说明非理性行为的重要性，如日本，在那里以规则为基础的行为，系统地偏离了自利行为的方向——责任、荣誉和信誉，都是取得个人和集体成就的极为重要的因素。道德因素不仅对于经济行为有重要的影响，道德还是整个社会追求的最终目标——终极价值。市场经济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无法消除日益增加的贫富分化，使得社会风险日益加大，社会始终处于一种动荡之中。因而我们在社会政策的选择上必须做到有效地消除经济理性对社会理想和道德的偏离。

参考文献：

[1]森:《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1

[2]德尔、范韦尔瑟芬:《民主福利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汪和建:《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4]叶航:《超越经济理性的人类道德》.《经济学家》,2000年第5期

[5]金焱:《经济行为的伦理辩护》.《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