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导型经济结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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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模式转变、消费主导型经济与增长动力因素

（一）劳动力结构、金融市场开放、技术创新与经济结构调整1.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错配。（1）巴西农村劳动力难以融入城市资本密集型产业。巴西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推动农村大量人口迅速流向城市，但是城市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低素质劳动力吸收能力有限，大量农村转移劳动力无法在城市就业，导致贫民窟大量涌现、城市生存环境恶化、社会生活秩序混乱，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定的负担。（2）印度农村劳动力无法进入城市软件外包服务业。印度效率低下的土地分配和占有制度以及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劳动力转移缓慢，即使进入城市的农村转移人口也由于印度大力发展软件外包服务等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而被阻挡在就业大门之外，导致劳动力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3）俄罗斯劳动力与三大产业结构错配。由于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导致转轨过程中第一、二产业大幅萎缩，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但是由于俄罗斯第一、二产业分别是以土地密集型农业和资本密集型能源产业为主，因此人口因素在第一、二产业中的规模报酬都是递增的。在人口长期下降的趋势下，俄罗斯却把人力资源配置在收益最低的以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上，只会进一步加剧产业结构的不合理。（4）南非黑人劳动力难以进入城市资本密集型产业。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未废除前，白人政府通过劳动税、茅屋税等政策推动黑人涌入城市。但是，城市工业结构却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难以吸收大量低素质的黑人劳动力，失业率常年保持在25%左右。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尽管南非政府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积极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是由于出口竞争力弱以及白人与黑人之间相互妥协和制衡的政治制度设计等因素影响，短期内南非难以改变高失业率现象。2.金融市场开放与经济结构固化。（1）巴西外资流入加剧原有经济结构固化。20世纪90年代,巴西由于遭遇经济增长困境开始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巴西为吸引外资不得不抬高利率,由此导致币值高估阻碍出口。利率过高既促使生产下降、失业率上升、贫困人口增多和社会不稳,也造成汇率高估和贸易逆差加大,结果被迫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最终使得巴西陷入利率更高、币值更硬、外债更多、偿债更难的恶性循环之中。（2）印度对外资的妥协和依赖阻碍工业崛起。印度自1991年推行资本项目开放政策后,原定只能由本国政府垄断的钢铁、铝、机械等重工业部门均向外资开放并在相当数量部门中保持支配地位，制约印度工业的崛起（周肇光，2004）。印度产业转型升级之所以独辟蹊径超前发展服务业,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其工业发展水平和劳动力供给状况无法满足通过大规模工业化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条件所致。印度工业发展滞后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拉力不足，农业现代化进程举步维艰。（3）俄罗斯对低成本外资的依赖加剧经济原料化。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形成经济原料化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导致国家外汇收入和财政收入对能源和原材料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上升。俄罗斯能源和原材料出口收入占外汇收入的比例由2000的71.5%上升到2008的79%（李新，2010）。另外，俄罗斯资本市场开放形成的大量“低成本”外资被能源、原材料等传统优势产业所吸引，导致经济日益陷入能源和原材料出口的“比较优势陷阱”。（4）大量外资流入南非传统优势部门加剧经济结构固化。南非经济结构调整比较困难的关键症结在于出口竞争力弱且缺乏多元化。相比马来西亚、智利和澳大利亚年均出口增长率在3%~5%，南非人均出口增长率自1980年以来就一直低于1%，其中关键出口产品主要是铂金、黄金、煤炭和铁矿石（格罗普，2013）。与此相对应，南非90%以上的外国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业等部门（杨立华，2005），这对南非经济结构调整是不利的。3.技术创新能力缺乏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基础薄弱。（1）巴西技术创新能力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自1992年以来巴西整体技术水平始终与世界整体水平保持着一致的变化趋势，但都处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因此，巴西高技术含量商品出口明显低于世界水平，而中等技术含量以下商品出口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钟熙维和朱梦醒，2012）。（2）印度技术创新能力较弱。印度技术创新能力最具代表性的是软件产业，但是印度软件产业基本上属于应用型软件开发,依赖国外系统软件作为开发平台,技术含量低。印度软件产业出口只能依靠其廉价软件开发人员承揽一些利薄、技术层次低的工作,低附加值使印度软件产业在相当长时期内的利润来自于税收优惠。另外，由于印度软件产业是一种“来料加工”的模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很少（安筱鹏和郑宏亮，2001）。（3）俄罗斯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俄罗斯掌握了世界高科技密集型产品生产的50~55项宏观技术中的17项,却仅占据世界高科技产品市场份额的0.3%（关雪凌和程大发，2005）。在衡量国家技术创新的另一个关键指标百万人口专利申请数上，俄罗斯不仅远落后于德国、美国、欧盟平均水平，甚至还落后于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余南平和潘登，2008）。（4）南非技术创新能力比较低。2009年南非百万人中研发人员数量为114人，远低于俄罗斯（473人）和巴西（601人）；2007年南非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0.92%，低于巴西（1.10%）和俄罗斯（1.11%）。创新能力不足直接阻碍南非高端制造业和创新性服务业发展，削弱对外贸易竞争力，阻碍经济结构调整。

（二）汇率市场化、土地制度与增长模式转变1.汇率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稳定性弱化。（1）巴西货币危机拖慢经济持续增长速度。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使得雷亚尔急剧贬值,一度跌到1美元兑换2.17雷亚尔，累计贬值40%以上,外资流失超过400亿美元，一些银行甚至出现挤兑风波，影响经济增长。1999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仅为0.26%。（2）印度卢比汇率波动削弱经济增长稳定性。当美国连续推出QE政策时，大量资本流入印度导致卢比升值、通胀高企、房地产泡沫化。随着美国QE政策退出预期增强，卢比汇率贬值，大量资本外逃。面对高通胀和资本外流的压力，印度央行被迫加息。高利率无疑对于印度国内经济发展不利，这既引发房地产价格泡沫破裂的风险，也增加印度政府财政可维持性的压力。（3）俄罗斯卢布危机影响经济增长。1998年俄罗斯卢布危机导致汇率大幅贬值，经济发展陷入衰退境地，经济增长率为-5.3%。2008年俄罗斯卢布危机使得美元兑卢布汇率由2008年8月1日的1：23.4贬值至2009年2月6日的1：36.3,贬值幅度超过50%（刘军梅，2010）。卢布贬值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俄罗斯经济增长率由2008年的5.25%下降至2009年的-7.82%。（4）南非汇率波动拖累经济增长。南非汇率制度改革后，南非兰特同样面临国际资本冲击，并通过货币危机影响本国经济增长。2006年美元与南非兰特比价为1:6.77，2009年下跌至1:8.47，累计贬值幅度超过25%；相应的，南非经济增长率由2006年的5.6%下降至2009年的-1.53%。2.土地分配不公、负向产权激励机制与经济增长稳定性差。（1）巴西土地分配严重失衡。1950、1970和2003年,巴西占地1000公顷以内农户分别占农户总数的98.4%,98.9%和98.4%,他们拥有的土地占比分别为49.1%、60.5%和56.1%。1950年巴西占农户总数34.4%的小农户占有1.3%的土地；2003年占农户总数31.6%的小农户占有1.8%的土地（何中正，2010）。（2）印度落后的土地制度导致农业生产率较低。1949年印度实施以废除“柴明达尔”地主为中心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并不彻底,无地和少地农民约占农村人口的3/4（谭晶荣，2004），其中无地人口占农业人口近40%，大批农民实际上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杨东群和李先德，2007）。（3）俄罗斯土地制度阻碍农业生产率提高。俄罗斯农业生产最初实行的是集体农庄制度。但是，随着“休克疗法”的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推出，俄罗斯集体农庄制度被迫解体，土地开始变成私有。对于俄罗斯农业而言，土地资源丰富，与之相伴随的应是农业机械化大生产。俄罗斯集体农庄制度的解体直接造成了农业资本分割，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产量下降。（4）南非黑人和白人之间土地分配严重失衡。在种族隔离制度时期，南非占全国人口不到13%的白人拥有全国87%的土地,而占全国人口78%的3000万黑人仅拥有13%的土地（苏泽玉，1993）。在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后，南非政府积极推动土地制度改革，改善全国土地分配的极端不合理的状态。但是，的效果并不理想。

（三）经济发展、劳动就业与消费主导型经济1.经济发展失衡与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1）巴西不同阶层和区域之间发展差距较大。1990年巴西基尼系数为0.61,2007年为0.56，2009年为0.55，属于严重不平衡。巴西东北部的9个州人均收入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2，仅为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1/3（王俊文，2009），区域发展差异较大。（2）印度不同区域和城乡之间发展差距较大。2004年印度南部月均工资在514-700美元之间，而广大北部地区则不到这个数字的1/6，区域发展存在较大差距。根据印度全国抽样调查组织进行的第七次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结果，2004~2005年印度农村人口人均月消费支出约13美元，而城市则高达24美元（杨东群和李先德，2007），城乡发展存在不平衡。（3）俄罗斯不同阶层之间发展差距较大。在俄罗斯货币收入总额中，20%最富有居民所占比重已由1992年的38.3%上升到2010年的47.7%，而20%最穷困居民所占比重由1992年的6%下降到2010年的5.2%；1992年俄罗斯基尼系数为0.29，1993~2002年(1994年除外)基尼系数为0.38~0.4之间，2003~2010年基尼系数为0.4~0.42之间（高晓慧，2012）。（4）南非不同种族之间发展差距较大。1994年南非白人可供支配的人均收入是黑人平均收入的7.5倍（刘兰，2008），种族之间收入差距较大。1993年南非基尼系数为0.59，2006年上升为0.67；虽然2009年下降至0.63，但也是非常高的，属于收入分配结构极端不平衡。2.就业不稳与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1）南非和印度失业率较高，巴西和俄罗斯失业率较低。在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四国中，南非失业率最高，1993年失业率为25.6%，2002年上升至最高为27.2%，2012年下降为25%；俄罗斯其次，1993年失业率为5.9%，1998年上升至最高为13.3%，2012年下降为5.5%；巴西其次，1993年失业率为6%，2003年上升至最高为9.7%，2012年下降为6.9%；印度最低，1993年失业率为4.3%，2005年上升至最高为4.4%，2012年下降为3.4%。但是，印度有70%人口居住在农村，其中近40%农业人口无地，大批农民实际上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杨东群和李先德，2007），因此印度的失业率被严重低估。（2）失业率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从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四国人均GDP比较可以发现，俄罗斯和巴西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是就业水平稳定且比较高，居民消费能力能够得到有效的支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可以得到较为可靠的保障，因此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分别处于已经和接近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印度和南非由于较高的失业率，导致居民消费能力难以得到有效的支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缺乏可靠的保障，因此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分别处于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

二、启示与对策建议

（一）经济结构调整应综合考虑人口发展现状流行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主要从经济效率角度考虑问题，对于我国现实并不是一定正确的。我国作为人口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在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设计中，必须认真考虑人口发展现状的问题。我国需要思考如何在老龄化背景下平衡经济结构调整与人口发展现状、平衡产业转型升级与人口发展现状、平衡城镇化与人口发展现状、平衡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衡量经济结构是否合理的关键在于经济生产效率、产业协调程度和资源利用效率，因此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经济结构变化中的效率提升。但是，在调整经济结构过程中一味追求经济效率而忽视就业等社会公平也是不可取的。

（二）金融市场开放须避免加剧原有经济结构的固化随着我国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大量低成本外资流入国内很可能会进一步固化原有经济结构，导致我国错失调整经济结构的有利窗口期。特别是，一旦遇到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或者外国投资者预期改变，外资便会迅速撤离国内市场，加剧我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我国在推动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应着力强化本国经济竞争优势确保经济持续增长以稳定外国投资者预期，妥善处理好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的时序问题，改善商业银行经营状况以增强抗风险能力，加强在审计、会计、资本构成、风险投资和内部控制等方面对银行体系的监管，建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等金融风险防范体系,警惕大规模短期外国资本流入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较弱。2011年我国百万人口本地居民专利申请量约为309项，美国约为795项；2011年我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1.84%，美国为2.77%。我国要想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大力推动技术创新，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夯实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基础。对此，我国政府应努力创造更多的发展平台鼓励企业家愿意且有能力利用现代技术所提供的发展机会，积极构建能够激励独立冒险和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机制平台，大力推动更多的民营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营造鼓励技术创新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氛围，加大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力度，提高研发投入和专利使用的有效性。

（四）汇率改革须避免加剧增长模式转变的波动性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四国不成熟的汇率改革往往通过货币危机形式引起出口规模下降、资本大量外逃和国际收支失衡，从而削弱经济平稳发展的基础；而缺乏稳定的经济增长又会影响外国投资者的预期，增加国际资本逃离的可能性，引起汇率非意愿性大幅波动，不利于汇率改革的顺利实施。另外，金砖国家的经济结构、增长模式很容易形成相互掣肘和危机传染。由于我国在汇率浮动弹性上要比其他金砖国家更落后一些。因此，我国应借鉴这些国家在汇率改革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以稳定经济增长为政策基础，以减少汇率波动为政策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率为政策目标，采取渐进、谨慎和主动的管理方式，统筹协调推进汇率改革与经济发展。

（五）公平的土地制度有助于建立促进增长模式转变的正向产权激励机制20世纪30年代晚期，韩国3%的地主拥有近2/3土地;经过，70%的农村家庭拥有土地所有权。1946年10月，日本开始，约80%的佃耕农地被出售；1965年日本的佃农数量下降至7%。与韩国、日本等国家相比，我们发现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等金砖国家不公平的土地分配制度固化了原本分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阻碍增长模式转变的负向产权激励机制。我国应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在推动过程中积极构建公平的土地分配制度（特别是农民对土地增值收益权的公平分享等），推动社会经济稳定、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模式转变。

（六）经济均衡发展以建立持续稳定的消费主导型经济经济发展失衡会导致居民收入结构不平衡，制约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难以支撑我国消费主导型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我们认为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可以通过推动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通过发展新型城镇化加大农村人口转移力度，通过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对于区域发展差异，可以通过金融、财税、人才等倾斜性政策重点支持落后地区加快发展，通过产业转移方式推动落后地区加快发展，通过对口帮扶措施扶持落后地区加快发展；对于行业发展差异，可以通过金融、财税、反垄断等政策措施，采取控高、扩中、提低的方式，改善行业收入差距。

（七）稳定就业确保消费主导型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为了确保消费主导型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保持稳定的就业水平和就业环境是基础。要想确保消费持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就必须使得居民具有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其中关键就是要正确处理投资、就业与增长的关系。随着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释放出的人口红利、制度变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都将并行或先后面临见顶回落的趋势，我国经济潜在增速已经步入长周期放缓阶段。由于经济潜在增速主要取决于劳动、资本、技术、制度等供给端的长期因素，因此作为短期需求管理工具的货币政策选择经济增长作为政策目标将越来越不适宜。本文认为要想确保消费主导型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货币当局应完善物价、就业统计指标设计，增强其合理性、准确性和灵敏性，选择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双重目标。

作者：胥爱欢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