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调整的经济结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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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州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分配结构的僵化制约了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从总量数据看，1999—2012年，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均在35%—45%之间，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比例。与此相对应，企业盈余所占比重长期保持在30%左右。资本凭借其强大的支配地位大量挤占了劳动者所应获取的报酬，如图1所示，除2004—2007年这一经济较繁荣阶段外，企业盈余与劳动者报酬间呈明显的反向变动关系。此外，2007年后，生产税净额所占比重呈相对走高的趋势，固定资产折旧呈不断走低的趋势，这表明资本利得的增加主要来源于对劳动者报酬和固定资产折旧的挤占，企业经营环境相对恶化。依据广州统计年鉴的数据，广州近800万户籍人口2007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2万余元，人均年消费17000余元；2011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3万余元，人均年消费28000余元。依据受教育程度的合理外推，2012年底，在广州的800余万外来务工人员中，有600余万人均年消费在20000元左右。因而，截止2012年底的1600万登记人口中，有近1000万人口月均消费支出1000余元，这些低收入人口每月形成了100多亿规模的低端需求，该消费结构严重制约了企业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

（二）劳动市场的分割削弱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广州经济增长长期依靠劳动和资本的大量投入是个不争的事实，并在客观上引领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蔚为壮观的春运和招商潮。通过对广州“十一五”期间三大支柱产业内部结构和能源生产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基本没有变化这一现象的分析，不难得出“十一五”期间广州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基本依赖资金和劳动的投入这一判断。同时这一判断也能通过广州固定资产投入变动和人口数量变动的数据得到证实。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广州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必须依赖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经济结构调整又离不开技术进步。没有必要的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调整就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由于中国特有的户籍、人事和档案管理制度，导致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严重分割，压制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市场动力。这一点可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专利授权量的数据来展开分析。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2006—2011年，广州市专利授权量与深圳市相比，一路走低，从2006年占深圳市专利授权量的55.9%，下降到2011年的46.59%。而广州拥有广东三分之二的高校、集中了全省所有的国家重点高校和97%的国家级重点学科；汇聚了全省大多数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共有91万专业技术人员。同时，从数据中，我们还能看到，北京市专利授权量除了2011年外，其余年份都比深圳市要低，而北京市几乎集中了全国所有的顶级高校、顶级科研机构和极大多数院士。这表明，要素市场的分割和相对固化，导致专业技术工作人员与企业生产严重脱节，使生产领域的产业结构丧失了自我优化的力量，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政府的干预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培育是政府干预经济、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从历届政府工作报告和“五年规划”的实施效果看，近年来广州市主导产业选择和培育的效果不明显。笔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过度和天真地认为政府能引导资源发挥最大作用。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和培植主导产业。希望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来实现产业的优化升级”。实际上，只有遵循产业发展客观规律，依据经济和产业的发展阶段来选择和培植主导产业，并协调利用好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才有可能将规划蓝图变为现实。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广州市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培育具有明显的资本弹性和税收弹性。这种偏资本弹性和税收弹性的主导产业选择有利于经济总量和税收的增长。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来看，偏资本弹性和税收弹性的主导产业选择具有较强的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偏向。

二、加快推进广州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对策思路

（一）广州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有全球视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群和城市群之间的竞争。而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群和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又是产业和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没有产业和产业群支撑的城市，只能走向衰败。美国曾经辉煌一时的钢铁中心城市匹兹堡、汽车中心城市底特律就是经典案例。因此，广州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须紧密结合广州城市定位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要摈弃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在历史的图表中、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在全球城市竞争力的培育中定位广州，并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二）广州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立足广州工业化发展阶段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和“拉美化”现象在全球的肆虐深刻地表明：任何超越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的赶超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因此，广州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科学界定广州所处的工业化阶段。虽然相关职能部门对广州所处的工业化阶段进行过多次研讨，但笔者认为，目前广州工业化阶段的定位依然较为模糊，这也正是近年来广州主导产业屡屡无法转化为支柱产业的症结所在。目前广州是处在加速工业化阶段，还是后工业化阶段？这需要建立在严谨、科学的分析基础上，要以真实数据和系列指标为依托。在目前各种真实数据依然处于相应密级的情况下，政府职能部门、高校及各种研究机构就只能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要从根本上解决广州所处工业化阶段的争议，可以考虑在数据共享的基础上成立三个层面的课题组。一个是以市委政研室、市发改委等一线政府职能部门为基础的课题组，一个是以市社科院、市委党校等介于高校和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研究机构为基础的课题组，一个是以高校教师为基础的课题组。以统一数据为基础的三个独立课题组的研究结果不管是一致的，还是存在巨大分歧，都将为科学界定广州所处的工业化阶段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三）广州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企业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角。广州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就必须实现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做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要实现这一转变，政府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要从目前制定产业扶持规划、选择扶持对象、确定扶持标准的做法转到体制机制创新和提供相关要素等方面。要通过对技术教育、职业教育相关专业方向的指引和政策导向，为政府倡导的相关产业提供充足、合格的技术工人。利用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的春风，将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长期脱离生产和产业的论文式科研转化为围绕政府倡导的相关产业进行特定技术攻关的产业式科研。为此，广州市委市政府可以在市属院校和科研机构中推行科研人员进企业战略，让有志于去企业检验自身研究成果的高校科研人员每3年或5年带薪去企业工作一年，通过制度变革激活高校科研人员创业的积极性，推动高校科研人员和企业的有效结合。

（四）实现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要向“帮一把、扶一把、推一把”转变，尤其是要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实现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本质上是实现生产要素向符合城市产业发展需要的方向流动、进而实现城市功能与生产要素有效匹配的过程。但现阶段的广州，要素的自由流动不仅受到这些市场经济因素的影响，更受制于所有制、户籍、教育、档案、人事编制等相关的制度安排，还受制于正式就业与非正式就业之间的福利差异、体制内与体制外社会认知度不同等因素影响。严重扭曲的要素配置机制不是以价格引导生产要素向产业和城市发展需要的领域流动，而是以所有制、体制、人事编制来主导资源流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市场力量受到严重抑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力度和干预方式，就显得至关重要。因此，广州市委市政府应将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转向对相关产业的市场要素供给的间接干预；从对企业经营状况的直接干预向“帮一把、扶一把、推一把”转变。市委市政府经济工作的重心要从“招商引资”、重点关注世界500强的引进，向培育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骨干企业的方向转变，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实现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优化。

作者：章泽武单位：中共广州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