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转变理念对国内的启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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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乡二元结构转换内在机制的理论

无论是马克思古典经济学理论，还是以“刘-拉-费”模型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均揭示了结构转换过程中农业人口转向工业部门的必然性，也肯定了由乡-城的人口流动对现代化进程的积极作用，都认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城乡二元结构将最终趋向城乡融合或趋于一元结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废除私有制，城乡对立的阶级基础也就随之消失，鼓励走工农业结合、乡村城市化的道路。刘易斯模型假设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边际生产力为零甚至为负数），城市不存在失业，认为收入差异、资本积累、无障碍转移推动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完全吸收，农业部门工资和工业部门工资趋于一致，“二元经济”逐步向“一元经济”过渡，其强调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忽略了农业发展。

1961年费景汉(JohnC.H.Fei)和拉尼斯(G.Ranis)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补充和修正，认为农业总产出会因为劳动力的流出而减少，出现粮食危机，制约工业发展，必须提高农业生产率，强调平衡增长路径，但仍没有考虑城市失业。乔根森模型后来引入了农业技术这一因素。托达罗模式(MichaclP．Todro，1970)则考虑了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大量的失业，一方面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城市失业人口增加，进而工业部门收入下降；另一方面农业人口大量流出使农业劳动力减少，农业总产出下降，农产品价格上升从而使农业部门收入上升，最终城乡收入差距消失，人口流动停止。

该模型强调应放慢人口流动速度来减轻城市的失业压力，也强调了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农村发展滞后的根本途径。二元结构转换的内在机制理论对我国的重要启示是：工业化是城市化、现代化进程重要方面，二元性是发展中必然存在的现象，它会随着生产的发展，差距的消失，实现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二元社会向现代一元社会的转变。所以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发展城市和工业。

关于城乡二元结构转型制度条件的理论

无论是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亦或是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下，经济分析的基础一直将“制度”因素排斥在外。但对于我国而言，诸如明晰的产权、统一的市场体系、资源的市场配置等等这些假定并不可能完全被满足。正因为此，新制度经济学越来越受到重视。根据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不同的制度结构会产生不同的绩效，而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质，就是城乡之间经济运行绩效的差异，因此城乡二元结构必然伴随着二元的制度结构，而产权制度、要素流动制度则是影响二元结构转型的主要制度因素。产权制度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居于核心地位，诺斯（DouglassC.North，1990）、塞茨（Demsetz，1967）认为产权明晰界定是减少外部性、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的必要前提，产权制度会通过影响经济运行绩效而作用于城乡二元结构转型进程。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明晰的产权、完善产权保护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推动二元结构转型的重要因素。同时，城乡二元结构转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要素的积累和流动过程。在发展经济学二元结构理论分析中，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要素可以在市场机制调节下自由流动，而忽视了要素流动过程中的制度约束，也正是二元结构理论在我国应用中的局限性，我国二元结构转化过程中的要素流动分析必须要考虑制度因素，尤其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就业、土地制度对人口、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自由流动的阻碍。

国外经济转型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一）二元社会向一元社会转型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必然结果

发展经济学等理论揭示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城乡二元结构将最终趋向城乡融合或趋于一元结构的内在机制。世界经济史也表明，城市化、工业化是任何国家和地区必然要经历的道路，是世界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尽管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的，但实际上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也存在二元结构。但是发达国家凭借率先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优势，已经在较短时间内把国内的二元结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又把二元扩大到全世界，某种意义上讲发达国家是全世界的城市，发展中国家是全世界的农村，把二元结构外化了。就中国来讲，人口多、土地资源有限的特殊国情，加之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和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下，中国只能立足于自身，通过解决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过程中城乡关系问题，来加快现代化进程，进而推动二元社会向一元社会的转型。

（二）在全国顶层设计下推动就业、户籍、土地制度联动改革

无论是将“制度”因素排斥在经济分析之外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都将二元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归结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城乡二元结构的本质不只在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而且在于城乡两种完全不同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距。但对于我国来讲，除了以上原因之外，更重要的还有我国特有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安排和体制使然。在我国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下，农民进城落户可分两个阶段和过程：一是农民转变为农民工，二是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变为农民工的根本经济动因是劳动力要素需求（相对于土地）发生激剧变化，伴随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我国城乡制度也从就业环节率先出现松动。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并常住下来，于是社会保障和福利等的不平等就逐渐成为关注的新问题，加之如果农民工转户进城成为真正的市民后，他们原来在农村占有的承包地、农村建设用地又该如何去重新利用，以及能否为他们进城成为市民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帮助，这一系列问题又使得我们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时候要统筹考虑土地利用问题。首先，在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要有充足的就业岗位作为基础，形成城乡一体、平等、双向流动的就业制度。其次，放宽人口流动政策，逐步淡化户籍的城乡属性，推动城乡户籍与社会保障等关联改革，最终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和人口基本信息系统，使其仅具有职业属性。第三，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制度，建立土地发展权区内转移和跨区交易的市场机制，使土地（特别是建设用地）随就业流动来保障就业对土地的需要。

（三）加快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重视乡村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的托达罗模式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进行了完善和修正，考虑了城市工业部门的失业，也强调了发展农村经济。而从美国和巴西两个比较极端的经验看，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出现的一种现象。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应该纠正传统的偏重城市发展的政策倾向，采取城乡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国际上凡是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其农业也相应地较为发达，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只有提高农业部门生产率，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才能增强粮食和原材料供给，保障城市和工业发展，这也是城市化得以顺利推行的基础。因此，我国应该通过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和农村的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消除城乡经济机会不平等现象，实现城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作者：邓兰燕单位：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统筹城乡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