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早期经济发展探索陕甘宁边区贫雇农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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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成了敌后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中国共产党在与陕甘宁边区贫雇农长期相处中意识到贫雇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帮助贫雇农反贫困应当是自己的一份责任。中共中央决定从经济、政治、文化着手帮助边区贫雇农进行反贫困，经济上颁布提高征收额、降低税率、实行农贷等政策。政治上开展大生产运动、建立贫农团、激励贫雇农维护自己的土地权利。文化上对贫雇农进行社会教育、学习劳模运动等。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反贫困获得了成功，雇农上升为贫农，贫农上升为中农或富农。贫农、雇农的嬗变完整演绎了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故事。中国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反贫困成功是前所未有的奇迹，谱写了一部值得后人借鉴的反贫困史。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反贫困;贫雇农

1税、贷政策扶持下贫雇农的境况

“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只能和必须是贫农。”通过此话可知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清醒地认识到了贫农的力量，并将这一思想延续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让人们知道了贫农、雇农的强大力量，让中国共产党诸人认识到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但贫雇农的贫困问题一直困扰中国共产党，作为农村中最无畏、最值得依靠的力量，贫雇农却是最贫困的。建设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主要任务，贫雇农被作为重点扶持对象给予特殊关注，陕甘宁政府提出税、贷等反贫困政策改善贫雇农的生活。其一，提高公粮的起征点、实行累进税率的粮食政策。根据中共中央政府调查，一般贫农的收入和生计是比较微薄艰辛的。他们终年劳碌，所获粮食不敷供给家庭父母妻子食用时，多半还要打短工、贩炭、卖柴，依靠这些副业补助生活。林伯渠时任陕甘宁边区的主席认为应当对贫雇农格外照顾体贴点，提高起征点，减轻贫农负担更为必要。就延安、绥德两县试行的结果，在各阶层的负担上是更加公平合理了。因之为广大群众所拥护，这说明农累税税则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其二，解决贫雇农资金不足的农贷政策。林伯渠、李鼎铭等人组织建立了农贷委员会帮助政府进行农贷工作。农贷实施的初衷就是解决农业生产困难，因此，农贷对象指向性非常明确，即以贫农为主，中农、移难民为辅作为发放对象。如安塞的农贷中，贫农雇农占百分之八十，移难民占百分之十，中农占百分之七，富农占百分之三。因为贫农最穷、最需要帮助，他们占边区人口的多数，是生产战线上的主力军，所以应当特别注意把农贷放给他们。1942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所做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指出，“贷款应放给荒地多的区域内有劳动力而缺乏耕牛农具或缺乏粮食接济的新旧移民及老户贫农以及土地种得多而无钱雇人锄草的农家”。

2政策号召下贫雇农的演变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初期，边区曾经一度处于相对稳定时期。这期间，边区政府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制定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措施。正当边区奋发建设的时候，国民党政府一再违反和谈协议，多次制造摩擦，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给边区经济、文化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困难。贫雇农遭到经济封锁后，不能外出打工无法挣取额外收入，衣食不能得到满足。1941年，边区贫雇农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经过几年的努力，很快地粉碎了国民党的封锁禁运政策，边区的经济建设得到了很大发展。农业上，截至1945年，耕地面积扩大到15205553亩，较战前增长69．4%。牛驴繁殖至403920头，较战前增加200%—300%，羊1954756只，较战前增长300%左右。农业上的发展，意味着贫雇农的物质生活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比以前普遍改善了，而且部分地区达到了丰衣足食，从前贫农与雇农为主要角色的农村变成了中农与富裕中农为主要角色的农村。从前乞丐到处可见，现在早已绝迹了。除大生产运动外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也将贫农团的作用发挥到最大。贫农团不是陕甘宁边区特有的产物，它早在1930年代的苏区普遍成立，但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贫农团随之大部分苏区的存亡而不了了之。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复查运动，中共又再次建立了贫农团。过去土地改革中取得的成果，在很多地方都分得不公平，贫雇农吃了亏，干部和自私自利分子占了便宜。陕甘宁边区一年来的土地改革，在未经土地革命的新区，虽已收到了一些成绩，但十分不彻底，有的地主化装隐藏，有的地主还占有较多或较好的土地和大量的财富，富农多余的土地，牲畜、农具、房屋、粮食等财产，还未征收分配。曾经土地革命的老区，也有很多问题，有些地方原来就没分好，有些地方还有漏掉的旧地主，有些地主或富农成分的干部家属非法夺取农民的土地。正因如此，特认定村乡贫农团等组织领导进行土地改革的合法执行机关，不受现时县、区、乡、村政府的任何限制。“贫农团是动员群众发展合作社、购买公债的一个有力的基础，区政府和乡政府要用大力去领导它”。毛泽东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贫农团的时代作用，并采取一些措施去更好地运用它。贫农团采用公开号召、访贫问苦等方法让大多数未加入贫农团的贫雇农认识到封建土地制度的不合理，地主剥削农民的不合理，号召贫雇农要积极加入贫农团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后来林伯渠、贺龙、习仲勋在关于陕甘宁边区联合公报上强调“贪污与窃取的斗争果实，要一律退出交给贫农团或农会。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重新统一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使全乡村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在其他财产分配上，需照顾贫苦程度，适当满足贫雇农在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上的要求。”可以看出政府支持贫农团的工作是为了维护更广大贫雇农的利益，贫农团存在期间也为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做出贡献。全国土地会议上贫农团的作用受到与会者的肯定，并被写入土地法大纲。通过建立贫农团，贫雇农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他们与地主撕破脸，揭露地主剥削压迫的残酷，激起中农共鸣，大大加快了土改的进程。关于贫农团的社会动员作用和功效，即使是中间党派的人也是不可否认的。

3贫雇农中不同群体的文化反贫困

解放战争时期，贫雇农分得了土地和浮财，大批贫雇农出身的同志当上了区、乡干部掌握了政治权利。贫雇农在政治上、经济上初步翻了身。但是他们大多数是文盲。他们由政治经济诉求进一步发展到文化诉求。贫雇农过去之所以没有文化，就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地主富农的剥削。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富农即将被打倒，贫雇农的文化诉求被日益提上日程。陕甘宁边区的贫雇农文化水平落后，思想还不成熟极容易被人控制和利用，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加强对边区贫雇农的文化教育。特从学生群体和群众群体来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文化培养教育。学生群体教育共七点:一是广泛开展诉文化苦，激起贫雇农文化翻身的要求和办学的积极性。二是教师由农会评选，只要成分好，稍有文化水平的都可以当教师。三是地富子女能不能上学由农会评定。四是校舍、座椅、经费由农会解决。五是教师由学生家庭轮流供膳。六是学生每月缴学米1－2斤，作为教师的薪粮，贫雇农困难的可以减免，中农富裕的可以多交一些。七是由农会查学，教师立场不稳，随时撤换，教学不认真的，给予批评教育。陕甘宁边区贫雇农的文化教育得以迅速发展，与他们的生活水平改善是离不开的。贫雇农不必为了温饱而终日劳作，有些贫雇农子弟甚至可以脱离生产去学校学习，贫雇农群体的学习意识在加强的同时中共也为贫雇农群体文化提供政策上的支持。边委宣传部颁布的《边区党委宣传部关于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通知》提到“在目前抗战日愈紧张的形势下，我们要把边区创造成为抗日的先进地区，提高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是决不容我们忽视的一件重要工作。”因此，在通知中明确提出彻底反对过去一些忽视文化教育工作的观念和倾向。为了提高识字率，边委宣传部特别指出加强对模范识字组的领导，使其真正能起模范的作用。同时普遍的实行各种竞赛及鼓励的办法，推动识字工作的进行，营造热烈的识字氛围。

4边区贫雇农生活的改善

边区贫雇农的生活，今天虽还不能说怎样富裕，但“各得其所”，有饭吃、有衣穿，大部分地区是做到了。我们是处在一个农业区里，这里的土地关系，有的已经分配过土地，有的则没有。在土地已分配的区域，我们当然要“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的区域(如绥德、富县、庆阳)，我们则“保证地主之土地所有权及债主之债权”。但地租已适当的减轻，农民的生活已获得适当的改善。边区一般人民的生活是向上发展的。从战争的废墟上，人民不但恢复了残破的家园，而且逐渐的繁荣起来。三分之二的农民有了耕牛，衣服已经不悬从前那样的破烂，在财产日渐增长的基础上，农民已经一年比一年好。主要表现在中农、富农激增，许多以前是贫农、雇农的，现在已转为中农或富农了，而中农成了乡村的主要成分。根据安定四个行政村的调查，革命前富农、中农占百分之七，魔在增至百分之六十一，而户口则由一百七十三户增至二百二十八户。延安西区四乡，革命前中农十家，现在中农六十四家，增加六倍以上。又延安中区五乡的阶级成分，现在是富农占百分之十点六，中农占百分之四十九点四，贫农占百分之十九，雇农占百分之十二点五。可见大半数以上的农户已成了小康之家。而现在的中农、贫农也和过去的不同了，生活过得都要好。例如华池白马区二乡四村，过去定阶级时的富农王青荣，有两个劳动力，雇工一人，耕地五十墙，收获三十四石;有牛七头，羊八十头，驴两头。现该村的中农白永珍，有两个劳动力，雇工二人，耕地五十姁，收获四十石;有牛七头，羊九十八头，驴二头，其生活已和过去的富农并驾齐驱。

作者：李燕鑫 单位：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