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中人的可持续发展的论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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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的价值维度来探讨“发展”，发展伦理意蕴和哲学视域不仅仅局限于增长,更不是直接等同于经济增长。马克思的“异化”、涂尔干的“失序”和韦伯的“工具理性的铁笼”等理论揭示了人类在追求“增长”（经济增长）发展过程中支付的无限代价和陷入的伦理困境。古莱认为传统经济“发展”“使手段绝对化，使价值物质化，并产生结构决定论”。阿马蒂尔•森（AmartyaSen）也严肃指出，“主流发展观倡导的充溢‘眼泪和鲜血’的‘残酷’发展，将人类拖入伦理困境”。

“发展”最终必然指向“人自身”，正如古莱所指出，发展的实质在于界定美好生活、公平公正的社会以及人类与自然之关系。发展目标必然是应然层面的人类生活改善（最大限度的生存、尊重和自由）与实然操作层面的优化社会安排的合理有机统一。优化社会安排在于为人们提供日益广泛的选择，进而寻求共同的和个人的福祉，达到改善人类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虽然发展可以作为经济的、政治的、技术的或社会的现象来进行有效研究，但其最终目标则是存在本身：为全人类提供充实美好的人类生活的机会。这样来理解的话，发展就是提升一切个人和一切社会的全面人性。”路易•约瑟夫•勒布雷特（LouisJosefLebrett）在“经济与人道主义”论证中指出“一个特定的人群及构成它的所有近邻人群单位，以可能的最快节奏，以可能的最低代价，并考虑到存在于（或应当存在于）这些人群与近邻人群之间的团结纽带，从较少人道向较多人道阶段的一系列过渡。因此，发展学科就是研究如何达到更加人道的经济”。

在他看来，“发展”必定以人道为基础，偏离对人和人性的关注，发展科学就会成为伪科学。近年来，我国学界对“发展”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主要观点有：“发展”并没有内在地包含着伦理的因素，但是与人有关的发展却必然包含着伦理的要素。“发展根本上是人的发展，是人的解放过程。”“为了什么发展”和“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一价值论的问题关键是讨论“合理的发展”所指何事，发展应“围绕人为中心”，而不是“人围绕发展为中心”。而这一问题正是传统的社会发展理论和“增长”发展模式所忽视的，但对人类的生存与和谐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发展”的伦理实质在于对“人的发展”的指向上，在于如何促进人自身的进步和完善方面。

一、经济“反发展”的伦理审视

在现代社会，在探讨“发展”价值旨趣的同时必然也要深刻反思“反发展”问题。古莱对“反发展”的理解最具代表性，“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新的压迫和结构性奴役，那么这个社会就患了“反发展”。“每当有关人们规范界定的美好生活的某些基本因素———对最佳生存、尊重、自由和自我实现与集体实现的看法———减弱而不是增强时,就导致了反发展。”“反发展”是如何产生的？“其原因在于工业经济往往失去它作为一种手段的正确地位而去扫荡生活中所有领域的非经济价值。”古莱认为，世界上所进行的发展可以导向经济增长，提高部分人的生活水准，但因为好处没有惠及世界上的贫苦大众，所以并没有符合使整个人类得到总体提升所要求的某些价值观，是“发展”可能成为“反发展”的缘由。“经济发展是伴随着社会代价的，但是，如果这种代价是使‘发达’成为吞食千万活人的当代莫洛哥神的，那么，这种发展就是‘反发展‘’伪发展’。”卡思陀瑞狄思（C.Castoriadis）以“社会想象的表意”来描述现代的增长发展实质。他认为，想象先于真实、理性和运作，这样的想象不再能够提供“定性的目标与观点”，意识不到增长的极限，从而不再意识到社群的前进方向。真正“发达”的国家是它的人民即使并未拥有财富却活得丰富的国家。

世界的经济高速发展，但是这些好处没有惠及世界上的贫苦大众，没有符合使整个人类得到总体提升所要求的某些价值观（例如，普遍团结），那么，这种“发展”实质上还是“反发展”，还是物主宰人的现实，而不是人得以发展，也无法增进整个人类的福祉。“今天‘发达’社会所显示的现代化特点至多代表一种混杂的福祉，不能盲目效仿。”价值目标错位的表征为“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人类最重要的需要是他们的物质需要”。现代人类正在上演着荒诞的一幕：打着“发展”的旗帜却做着“反发展”的行为。“反发展”导致人类片面狂热追求物质财富的享受，为获得当下利益而不择手段，不惜侵犯后代权利，颠覆和摧毁人类正确的价值观和精神家园，最终结果是造成人类社会的全面异化。“反发展”“以物为中心”，使“发展”成为脱离人性和人道的“伪发展”。

二、经济发展壁垒：“反发展”导致“人的异化”伦理思考

“反发展”最直接的表象就是“人的异化”现象出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导致的“异化“”物化”发展伦理问题作出了深刻揭示。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类认为“增长”与“发展”二者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是相同的。近代以来，虽然人们为发展实践设定了民主、独立、自决等价值目标，但实质上，在这些道德言辞的背后，人们真正的发展理想和目标却是效率的提高、财富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人实际上成为发展的手段与工具而不是发展的目的所在。历史事实表明“，反发展”使人类为了获得更多物质财富而付出种种代价，出现了“人的异化”“单面化”：人陷入物质化的趋利活动中，迷失自我，丧失主体性，导致人被物质所束缚和奴役，淹没了人的目的性存在趋势。“人的异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障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发展目标是改善人类生活和社会安排，以便为人们提供日益广泛的选择来寻求共同的和个人的福祉”相背离，与马克思主义提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指向和价值目的都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相背离。

“人的异化”是巨大的物质财富增长和精神家园的萎缩的结果之一。经济发展的失误在于只注重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淹没了人的精神追求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认为可以通过机械运算度量人所有的经济行动，忽视人的价值情感理性。因此，20世纪以来,伴随着物质财富的丰富，人类普遍出现精神焦虑，人们开始反思、批判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经济发展观，重新检视自身的主体性，意识到过去的主体性是片面、狭隘和不成熟的，是一种以“个体性为基础、以统治自然为目标的人类中心的主体性”。因而是一种“黄昏的”、异化的主体性。“人的异化”是现代消费盲目和混乱的结果之一。传统的经济发展观认为消费与经济发展的贡献成正比。因此，人们普遍追求的终极理想目标是最大限度的高消费，导致人类日益滋长急功近利、及时享乐的心态，导致人类的物质贪婪和精神空虚。这势必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的身心间的全面丰富、互利协调的关系简化扭曲为单向、单一的利益索取关系，把本应全面发展的人，变成单面的、物化的“经济人”或“工具人”。人在摆脱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的依赖关系”的同时，又深陷于“物的依赖关系”之中。人不仅被物化甚至被“动物化”。正如美国著名战略学者兹•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指出，一股追求在丰饶中的纵欲无度的精神空虚之风正在开始主宰人类的行为。

“人的异化”是将人作为经济增长的手段，偏离了经济发展终极价值目标和伦理关怀的结果之一。乌里希•贝克指出，以财富为中心的生产同时系统地生产了社会问题、社会风险。片面的生产观是人类进入全球风险社会的深层理念原因。现代社会成为“人为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uncertainties)的由人自身所引发的全面问题风险社会，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伦理关系。在经济增长的主导意识下,人们对效率的追求优先于对伦理的关怀，物欲社会使人在庆幸自身逐渐脱离自然力的奴役和压迫时，却又不幸地遭受到自身创造出来的异己力量的奴役和压迫。商品、货币、技术等人造物成为一种“新自然”，人被迫置于其奴役和压迫之下，成为利益的工具、商品的附庸和金钱的奴隶，成为“经济动物”“集体无意识”异化了的人。

这是抽象、狭隘的发展理论，而不是佩鲁所倡导的“以促进该共同体每个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的现展理论，“征服自然”“无限增长”，不仅导致阶层之间、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掠夺资源、破坏环境、损害全体人类的利益，而且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初衷。

三、经济发展利弊：以“人的可持续发展”为“发展”的终极目的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最高价值是什么？其伦理向度如何界定？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关系着能否真正实现“发展”而不至于走向“反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核心，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因此，我们应以“人的可持续发展”为价值指向，确立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最高价值。人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地展示人自身的全面的完整的本质，弘扬和实现人自身的全面的完整的价值，将片面的人、残缺的人、生物的人提升为集自然活动、社会活动和精神活动于一身的最高社会有机系统的人，也就是完整的人、全面发展的人。经济发展以人的主体价值终极关怀为切入点和基本点，才能真正实现快速、稳定、蓬勃增长。“使人们摆脱压制性奴役（大自然、愚昧无知、受制于他人、体质、信仰）而取得自由。”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包括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满足、人的主体性的彰显、人的能力的全面提升以及人的自由度的提高等。

在马克思社会存在论层面的哲学视野中，发展伦理是对现代性生成、转换过程中以人为中心的本质关系呈现。“人的可持续发展”在人性层面来说，是“人的异化”的有效伦理途径，其目标是克服异化、实现人道，重建“发展理想”。发展伦理学家古莱对发展的业绩伦理评价是：为发展支付的代价衡量、对发展的障碍评估，以及发展是否增进人类福祉的标准判断。而他认为，区别“发展”还是“反发展”的终极价值标准就是判断发展是否能增进人类的福祉。因此，经济发展的真正任务是取消异化，实现技术、政治、伦理理性的有机统一，实现人的“最大限度的生存、尊重与自由”（古莱语）。经济发展是发展伦理核心的问题，经济的根本是寻求发展，而发展的根本是现实存在中“人”的发展，其实质是“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经济发展不仅关注“为什么行动”（know-why）“如何行动”（know-how），更应关注“能否实现”（know-whether），其目标是如何实现人的自由。“人”的这种物种的“可持续生存”是发展的终极目的或终极价值。”

经济进步的旨趣还是为“人”，物是为人而存在的。理性地探讨和肯定人的发展问题是首要问题，树立新的发展观，将人的可持续发展确立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诉求和终极追求，是避免反发展及“人的异化”，达到经济良性发展目的的根本。“人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真谛。人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发展的进程都应立足人的发展而不是物役人的“人的异化”。现在国际社会提倡新的国富标志，是以“国民幸福总值”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代替“国民生产总值”GNP（GrossNationalProduct）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的指标。这反映出现代化的重大伦理从“生产总值”转向“幸福总值”。GNH将发展注意力集中在人的完善方面而不是在经济增长上，这显现了公平、正义等价值原则。幸福指数关怀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发展理论和实践体现人的主体精神和终极价值追求的一种重要形式。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已不只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增长，其最终目的应在于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提高人的内心真正幸福指向。国家的长治久安，最终系于人民幸福（happy）不幸福(unhappy)。

“人的可持续发展”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终极目的。马克思论述社会发展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前提和目的，强调发展的主体性。“人的可持续发展”的“以人为本”的伦理取向可以从根本上扭转传统发展模式“重物不重人”和“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将发展导向最人性化的方向,它应该成为我们发展经济的一种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基本的思维方式和执政理念。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是一个与“个人自由和社会承诺”紧密联系的过程，也是扩大人们真正享有经济自由和各种权利的过程。他将人的生存与发展当作最高价值目标，消除“人的异化”，既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又体现着人的自我价值和终极关怀。

“人的可持续发展”是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建立的基础。“发展”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人”才是发展的目的，以人为目的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本身的反省和评价提供了价值论基点，对“发展天然合理论”是一个重大进步和突破。人的物种的“可持续生存”,应当是发展的终极目的或终极价值。遵循“人的可持续发展”新理念，新的经济发展观必须坚持三个“伦理维度”作为其价值目标：发展的“基本需求战略”是优先生产和发展那些满足人民大众健康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必须“限制那些为了少数群体炫耀性消费而进行的生产”；将消除贫困、社会公正以及所有人健康生存作为评价标尺,真正实现经济与人的发展两者具体的、历史的有机统一。

作者：唐海燕单位：广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