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化对国内经济发展的体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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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齐文化中的制度变革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齐文化中所包含的制度变革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行政方面，管仲推行了“四民分业”、“三国五鄙”制度；在经济方面，农业上，管仲提出“均田分力”，推行“相地而衰征”的土地税收政策；工商业上，管仲提出“官山海”，实行盐铁专卖；又设“轻重九府”（掌管财政货币的机构）、铸造钱币；还鼓励外贸，“关市几而不征”（进出境和市场对外商只进行登记管理，不征税），使齐国经济开始繁荣起来。在军事方面，管仲强调寓兵于农，“做内政而寄军令”，将军事编制隐于行政编制之中；在人才培养和管理方面，管仲推行了“三选法”的官吏选任制度。经过管仲全方位的改革，齐国国内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富庶，基本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从而为齐桓公创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制度的起源、变迁和创新、供给与需求都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有效率的制度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无效率的制度会阻碍经济的增长。新制度经济学家，在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上，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西蒙•库兹涅茨在1971年，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发表演讲的题目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研究结果和意见》。在演讲中他给经济增长下了一个比较完全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不断扩大地供应它的人民所需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建立在先进技术基础之上，并且进行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

经济增长问题是个热门课题，其中，技术创新论风行一时。然而，制度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最终被事实证明。诺思于1968年10月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开拓性地解释了在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并没有发生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而这期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有了提高。

该文经过对海洋运输成本的多方面的统计分析发现，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市场经济变得更完善，因此，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有提高。诺思指出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也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诺思认为，经济学家们在构造他们的模型时，忽略了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交易所产生的费用，而这些交易费用是制度建立的基础。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会增大交易费用，而不会自动导致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产生。结果是逐渐增大的交易费用会阻碍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经济衰退，而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最终导致经济增长。

姜子牙和管仲都认识到了制度变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制度变革是以制度创新为主的、为适应环境促进发展而进行的各种规则的调整与革新，是国家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经济之所以在改革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关键是制度变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制度上发生的重要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能够对多数人形成有效的激励，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也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同。

二、齐文化昭示着经济发展需要

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姜太公在经济上倡导“农、工、商”三宝并举、“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宏观战略。齐国初建时沼泽遍布，土地盐碱化严重，自然条件恶劣，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极其不利。姜太公因地制宜，在注重发展黍、稻生产的同时，利用境内矿藏丰富、鱼盐资源丰富的特点，大力发展冶炼业、丝麻纺织业、渔盐业等手工业；还利用齐国交通便利、人民有重商传统的优势，大力发展商业，推行与列国通货的外贸政策。在这种开放的经济政策指导下，齐国制造的冠带衣履畅销天下，鱼盐流通列国，诸侯纷纷前来朝拜，其他诸侯国的人和财物纷纷流归于齐国，络绎不绝地汇聚到齐都营丘。这样，齐国由偏僻荒凉的小国、穷国，逐步兴盛发展成为雄居于东方的大国、富国。

在外交方面，管仲建议桓公要“以尊王攘夷相号召”，使海内诸侯望风归附。管仲所说的“尊王攘夷”，就是尊重周朝王室，承认周天子的地位；联合各诸侯国，共同抵御戎、狄等少数民族对中原华夏族的侵扰。经济是社会发展基础，经济的强盛决定了一国国力的强大。比较优势理论一般认为，一国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等物质禀赋的投入，而迈克尔．波特认为这些投入要素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其作用日趋减少。一国的竞争力不可能由其国土的大小和军队的强弱决定，因为这些因素与生产率大小没有直接的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支持性制度，以确保投入要素能够高效地使用和升级换代。错误地理解比较优势与国家竞争优势是经济发展产生问题的主要根源。仅仅靠使用现有的资源或者组织更多的资源是不足以保持经济繁荣的，更不用说仅仅把国家的财富重新在不同的利益集团进行分配了。

在现代全球经济下，繁荣是一国自己的选择，竞争力的大小也不再由先天承继的自然条件所决定。如果一国选择了有利于生产率增长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比如升级本国所有国民的能力，对各种专业化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使商业运行更有效率等等，则它就选择了繁荣。与此相反，如果一国允许破坏生产力的政策存在，或者技能培训仅为了少数人服务，或者仅靠家庭背景或者政府的妥协才能成功，则该国家限制了本国的财富增加，也即选择了贫穷。姜子牙和管仲在经济发展上，注重发挥当地的比较优势，实施有效的经济战略和经济制度，大力发展贸易，激发人们积极性，以弥补当地的经济劣势。同时，正如波特所认为的，他们还推行巧妙的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注重发展自己的竞争优势。例如齐国农业禀赋较差就重商并大力发展制造业，在商品样式、质量上进行创新，在产品数量上，运用规模经济以减少成本，赢得最大生产利润。又如管仲实行的“尊王攘夷”政策，造就了齐国独有的竞争优势，从而可以号令天下，变得日渐更加强大。在周王的授予下，凭借实力，终于称霸中原，通过“九合诸侯”而最后“一匡天下”。对比来看，齐国当时的位置正如当今的美国一样。

三、齐文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文化和制度具有传承性和可移植性，齐文化的影响其实一直到今天，因为真理是永恒的，许多规律是千古不变的，正如自然规律和人类发展规律。齐文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以下四方面启示。

1．经济发展需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发扬优良传统，建设具有民族特点并适应全球化经济发展的文化。我国尽管一直在加强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可是现在已经面临了一些刻不容缓的问题，亟待解决。国民信仰缺失是个大问题，建国以前中国人主要信仰的是儒家、佛教和道家，“忠君爱民”的思想是主流信仰。建国后，宣传的是共产主义信仰，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大多数人的信仰最终未能统一如前。于是，造成了如今的信仰混乱和信仰缺失问题，甚至出现了“道德缺失”现象。因此，在文化建设方面，我们应尽快确立务实而合乎传统并且不悖于经济全球化的信仰文化。在经济文化建设上，我们要引导人们树立“生活为了工作，而幸福则是随之而来的副产品”的理念。固化一种世俗的行为准则：勤奋，诚实，严肃认真，节省金钱和时间。这样，我们的生产率将大大的提高，国家将持续快速发展，社会也将愈来愈进步。

2．坚持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重视知识，尊重人才，创造有利于企业家成长和发展的环境。我们国家目前对教育的投入还不够，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待遇尚乏激励性。另外，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也不足。现有的体制和环境束缚着优秀企业家的培养、出现和发挥。因此，坚持以人为本，我们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要真正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3．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制度创新，坚持改革开放和市场化道路，正确发挥政府职能，充分发挥企业及第三方组织的功能。自主创新是强国之道，而制度创新是自主创新的保证，是促进自主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所以，制度创新应该是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也是在自主创新上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应当从体制改革、机制完善、政策扶持、人才培养、作风建设等方面形成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的良好文化和制度环境。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针对影响发展全局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国家创新体系中存在的结构性和机制性问题，努力建立一个既能够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又能够提升国家在科技领域的有效动员能力，既能够激发创新行为主体自身活力，又能够实现系统各部分有效整合的新型国家创新体系。

4．经济发展需要发挥比较优势及创造竞争优势。作为财富的基础，比较优势已让位于竞争优势，而竞争优势表现为能以优越的生产率，调集资源创造出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竞争优势的基础在于知识、投资、睿智和创新，一国的企业只要能开发出更成熟的竞争优势源泉，就可以有更高的生产率，这样的国家就能提高其生活水平。国家产业具备国际竞争优势决定条件是产业所处的国家能否提供在特定领域中创造或保持比较优势的产业环境。我们国家要创造竞争优势就必须从比较优势观念上升到国家竞争优势层面，将“技术进步”和“创新”作为我们追求的关键要素。

作者：管振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