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新途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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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全球配置催生了模块化生产、合同制造、服务外包等生产方式和商务模式的创新，促使价值链在各国之间不断延展细化。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逐步形成，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下“，全球化红利”释放创造了新的财富，而这些“全球化红利”被更多主体分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球财富的分配和国际竞争格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大。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深度调整，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战略，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和低碳经济发展，对中国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着重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新型国际分工机理，提出要素全球配置条件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一、全球价值链解构与国际分工深化

20世纪末，国际分工的技术条件和制度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和业务发包实现全球布点，加快了世界范围内制造业价值链向产业的上游和下游延展至国际分工覆盖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同时，在网络技术应用和要素跨国流动的支撑下，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可分解性、中间品（或服务）的可贸易性以及要素配置的分散程度日趋提高，全球价值链不断细分裂解。在全球价值链深度分解过程中，来自不同国家、掌握不同专业知识的企业和机构加入产业链条，使得全球价值链变粗变长，价值链的增值环节增多，更加趋于片断化、分散化。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分解不仅影响到行业领导型企业战略资源的构成，而且带动了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目前，传统意义上以商品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正被打破，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逐步深入到了产品内部。相对于早期的产业间或产业内国际分工，产品内分工对分工参与国的技术和资本禀赋条件要求较低，并不拥有独立的产业链条、而仅具备某一环节生产条件、且符合行业领导型企业要求的企业（国家）也可以参与产品内分工，从而扩展了国际分工体系的外延。在国际分工的方式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部和产品内部分工延伸过程中，呈现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产品分工、产品内分工并存的国际分工新模式。国际分工呈现不断升级的演进态势，而要素禀赋差异、专业化和交易效率成为引发国际分工机理演进的主要因素。在各种分工方式并存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分工接点增多及其多样化一方面为后起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另一方面，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产品内分工体系中往往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或服务环节。如果后起国家不能主动建立有效的学习机制和自主创新体系，则有可能导致其技术成长路线被锁定，落入“跟随式”的发展陷阱。

二、新型国际分工与全球竞争格局的动态演进

（一）后发优势、学习机会与分工收益

目前从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来看，全球价值链的推动者主要是行业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大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新模式中，跨国公司仍然扮演着全球生产和交换“组织者”的角色。然而，在跨国公司主导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仍有可能凭借后发优势，充分利用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在流动中产生，获得并累积一定的分工收益，进而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考察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升级一般沿循以下路径———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最初主要是购买者驱动价值链的制造环节，随着外资进入和国内技术进步，逐步加入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并向价值链增值幅度更大的环节升级。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原本拥有的初级生产要素如自然资源、劳动力不仅得以有效开发利用，而且产品内分工还为其加速高级生产要素（如技术、资本等）积累提供新的渠道（张纪，2009）。后起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分工地位的提升固然离不开本国制度环境的优化和支撑，但其基于价值链的升级首先表现为本国企业能力的提升，从承接简单的加工组装订单之时起，通过不断升级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后起国家的企业逐步增强在某些特定环节上的竞争力，并有可能向全球领先企业迈进，进而带动本国产业的整体升级。值得注意的是，为应对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跨国公司加快了业务整合和组织结构调整，对传统制造和服务业务实行剥离，转包给低成本的专业公司或供应商，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这些供应商与传统的贴牌生产商相比，可为不同客户服务，因而其设备利用率和专业化水平较高，不仅实现了规模经济，而且还具备一定的技术和产品研发能力，可以为客户开发新产品，或对产品进行性能和制造工艺的改进，并承担相关的金融、物流以及技术支持等售后服务业务。在日益深化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拥有低成本、大规模制造或服务能力的供应商也可以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时，随着自身生产组织、产品设计、创新水平以及服务能力提高，大型专业化供应商的谈判地位进一步改善，进而与行业的领导企业之间建立新型的战略关系，包括长期合同、战略联盟等。从这一角度来看，不论是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特定环节还是受制于要素条件而被动地接入产品内分工体系，后起国家的企业惟有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利用学习机会，产生更多的溢出效应，不断积累、增强在全球分工网络中的“话语权”，并由特定环节的突破升级转向价值链条的升级。

（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与结构互动

国际分工深入到产品内部的工序或环节使得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增强。一方面，发达国家将失去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部分环节以及依托IT技术的中低端服务业务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加快了世界范围内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产业有序更替；另一方面，随着跨国公司全球扩张以及部分供应商能力不断提升，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中某些特定环节的配置区位呈现固化趋势。如很多终端产品的加工组装环节集中在中国，而中低水平的服务由印度企业承担。同时，由于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丧失制造成本优势，将很多产品的生产能力全部或部分转移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凝结了最新创新成果的产品从一开始就被布点到发展中国家生产，而不再遵循先在发达国家制造，待产品进入成熟期，成本压力上升后再转由低成本国家和地区生产的产品生命周期路径，如苹果公司的ipod、iphone、ipad每一代新产品都直接由设在中国的富士康加工组装，并输送到全球市场。这种研发设计和营销主要在发达国家，而加工组装配置在中国等发展中制造大国的模式，成为当今高技术产品内分工与交换的典型形式。然而，相对于研发、品牌、营销这些核心优势，全球价值链上制造加工等非战略性环节的进入壁垒较低，竞争激烈，表现为非战略性环节上的优势不稳定，可持续性相对较弱。尤其是对于国内市场有限的国家和地区，一旦失去成本优势而被行业的主导企业“抛弃”，则有可能导致整个行业的“空心化”。另外，一些学者（Mani，2009；Srholec，2007）也对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产品内分工，实现出口增长和结构优化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爆发式”增长实际上是一种“统计假象”，指出这些国家和地区仅在价值链的制造环节实现了专业化，甚至这种专业化也只不过是全球生产片段化的结果，而在价值链制造环节分工地位的日益强化会使发展中国家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即使大规模出口高技术产品也无助于其分工收益的改善。这表明，仅凭非战略性环节上的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或国家，其在产品内分工中的地位很难维系。总体而言，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全球价值链上的各个参与者共同构成产业发展的动力体系，从而大大提高了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度和开放效应，并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出现跳跃式突变状态，但同时一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自主性也受到冲击，从而增加了一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和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而唯有技术和配套能力的积累才能促使企业（国家）获得在全球价值链上更大的延展空间。

（三）分工深化与全球竞争格局变动

价值链的深度分解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参与分割“全球化红利”的主体逐步增多，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分工收益的分配格局。随着国际产业转移的持续深化，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大量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业务外包到国外，充分利用国外相对低成本的资源，使发达国家国内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促使其将优质资源投入到创新活动和高附加值的业务环节中。这不仅有利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分工深化有效地降低了发达国家企业的运营成本，改善了其经营绩效，并将在新兴产业领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同时，产业转移导致发达国家部分工作岗位流失。在制造业领域，合同制造和海外投资使发达国家劳工阶层的就业岗位被发展中国家低工资的工人所替代，而在服务领域，服务外包则影响到发达国家所谓白领阶层的就业形势。大量印度、中国的工程师承担起软件开发、资产管理、产品设计、药剂改良等工作，这大大降低了发达国家白领工作中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甚至对这些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活和社会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从本质上看，这是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势力扩张、话语权增强的表现，全球化强化了资本在更大范围内压低成本、攫取利润的动机和能力。就分工的机理而言，基于全球价值链产品内分工的成本导向性仍十分突出，因而，对于后起国家来说，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充裕人才储备、较完善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且不断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的制度环境的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分工深化过程中，其比较优势得以充分释放，分享了更多的“全球化红利”，并表现出在价值链上更大的纵向和横向升级潜力。①尤其是那些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并提供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印度）以及石油、天然气、矿产品、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如俄罗斯、澳大利亚、欧佩克国家和拉美一些国家和地区），其在全球财富中的份额增加。新兴经济国家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显示，高收入国家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由1961年的85.3%下降到2009年的75.5%，而同期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占世界GDP比重则由14.7%上升为24.5%。其中，作为新兴经济代表的“金砖国家”（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在全球GDP中的份额由3.6%提高到13.3%。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快了对国际竞争格局的调整。金融危机发端于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造成的危害相对更大，而新兴市场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2007—2009年，高收入国家占世界GDP的比重下降了2.0个百分点，而1961—1990年的近三十年中这一比值降幅仅为1.9个百分点（见表1）。再从增长趋势来看，新兴经济体凭借着更具活力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复苏的重要力量，表现为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大，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弱化。高收入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1961年的92.4%大幅下降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53.1%，危机影响最严重的2009年，高收入国家的贡献率更是跌至-133.1%，而“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1961年的-1.3%上升为2007年的30.5%，到2008年进一步升至52.1%。另据IMF预测，2009—2012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增长速度均较大幅度地超过发达国家（见表2）。这意味着，长期以来由发达国家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局面正逐步被打破。同时，由于要素和制度条件的差异，分工深化的收益并未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平均分配。缺乏受高等教育的人才和相关基础设施（交通通信设施落后、“数字鸿沟”等）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仍很难接入全球价值链。如在中东和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虽然拥有大量年轻、低成本的劳动力，但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未能建立起适应全球化条件下产业发展的开放政策体系，致使这些劳动力被排除在现代国际分工之外，其社会经济体制无法有效地“吸纳、教化”年轻一代，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引发政局动荡和政权更迭，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国际竞争主体的分化，并有可能引发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新对立与冲突。全球竞争格局的演进还反映在国际贸易地区结构和各国竞争优势的变化中。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制造能力不断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国际贸易增长的地区性差距拉大，在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带动下，亚太地区成为全球货物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据WTO统计，2000—2009年，世界货物出口年均增速为3%。其中，美国、欧盟（27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的货物出口年均增长率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仅为2%、1%和2%，而亚太地区这一时期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8%，中国和印度出口年增长速度更是分别高达17%和12%。出口增速差距拉大导致各国国际市场份额的此消彼长，并引发贸易地区格局的变化。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货物出口占世界的比重由1993年的48.3%大幅降至2009年的32.9%，而同期中国、巴西、印度三个国家在全球货物出口中的份额则由4.0%上升到12.5%。从更长的历史趋势来看，非洲、拉美以及亚洲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经历了由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下降之后，开始逐步进入上升轨道，而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出口则恰恰出现了相反的增长轨迹，其出口地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高峰后，呈不断下滑态势。自20世纪60年代，正是发达国家开始加快制造业海外转移的时期，这表明要素跨国配置是推动国际贸易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

（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分工与中国的机遇

为扭转在传统制造业和国际竞争格局演变中的颓势，发达国家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力度的同时，通过引导新兴领域的国际贸易和竞争规则，加快这一领域的战略布局。一是利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平台，不断向中国、巴西、印度等工业化快速发展中排放大国施压，并试图确立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减排机制，进而使其减排的技术和资金优势得以更充分发挥。二是发达国家以应对气候变化、加强环境保护的名义，着力推动“碳交易”“、碳关税”等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和技术标准，试图主宰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为本国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提供市场空间。在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披上了更为浓重的“绿色”外衣，并通过贸易和竞争规则的变化，影响国际间比较优势的走向。发达国家这些战略举措旨在为国际竞争格局再平衡设置新的制衡机制，意图为工业化进程加快、资源需求激增、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新兴经济体戴上绿色“紧箍咒”，抑制国际竞争格局中新兴力量的崛起。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分工机制尚未完全明朗，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和资源密集性强，政府在其市场化发展中仍起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基于要素价格比较优势的价值链分工原则和规律并不完全适用于这类产业，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将使国际竞争格局出现新的变化。第一，在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技术路线变动使得行业创新模式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导致行业主导企业的能力和地位并不稳定，甚至一些领域的领导型企业尚未出现，行业内部的国际分工体系仍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与后起国家在战略性新兴领域的起点差距较小，这将使后起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可能与发达国家站在相近的起跑线上。对于中国来说，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形成的大规模技术和资本积累以及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这也将有助于我国在战略性新兴领域实现技术和产业化发展的突破，而在新能源等行业的部分环节，中国制造能力的快速扩张已经直接影响这些行业生产组织和市场势力的对比。同时，在节能减排指标的“硬约束”下，不断淘汰落后产能。近年来，我国钢铁、水泥等一些高耗能产业的绿色转型步伐明显加快，部分技术指标已经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如新出台的《火力发电厂污染物排放标准》十分严格，超出了很多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在节能减排压力下，我国火电厂脱硫脱硝等污染治理设备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水泥行业，新型生产工艺、余热发电等先进生产方式和循环经济在大型水泥企业得以快速发展，单位熟料热耗等行业主要技术指标接近甚至超过了一些OECD国家的水平。面对中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形势，发达国家加强与我国在绿色经济发展中合作的意愿增强，我国参与全球产业绿色转型的机会增多。第二，无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还是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中，发达国家仍具有先行优势，而知识积累总量小、核心和关键技术缺失、行业标准制定滞后、参与国际竞争规则制定的能力较弱仍是制约我国这些领域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目前，低碳和减排技术的垄断性强，主要由发达国家控制。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产业化发展时间较长，制度建设比较完善。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实现产业绿色转型仍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如果不能掌握核心技术，在未来国际竞争中，我国仍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陷入落后局面，甚至受制于人，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地位也难以巩固和进一步提升。

三、要素配置全球化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方式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发展很好地契合了要素配置全球化的趋势，即在商品和资本流动自由化程度大大提高，而劳动力跨国配置障碍依然存在，通过参与全球分工体系，中国获得了更多的分工收益。目前，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体系中的角色发生变化，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由改革开放初期凭借初级产品和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参与国际产业间贸易，到通过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在产业内分工中巩固提升加工制造环节的能力，再到跨国公司逐步将研发等部分战略性环节布点到中国，一些国内企业也开始具备价值链治理的能力，成为价值链的驱动者，推动中国参与水平型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随着出口总量的扩张和工业体系的不断完善，在国家加强自主创新政策导向的引领下，我国在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涌现了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自主创新成果，并在技术创新和规模扩张的共同带动下，逐步向价值链附加值更高、战略地位更重要的环节攀升，从而使“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不断加深。尽管中国不少产业仍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但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角色正在由全球化的接受者向全球化的推动者转化“，中国制造”成为要素全球配置的重要一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方式的变化还反映在贸易结构的变化上。我国主要出口商品由服装、玩具、皮鞋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原油、钢材、水产品等初级产品转为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机、船舶等高技术产品、机电产品、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升级态势，而在进口商品结构方面，虽然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汽车及零部件等进口增长较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参与电子、汽车等全球性产业分工不断加深的态势，但同时，在我国主要进口商品构成中，原油、铁矿石、钢材、铜、大豆等初级产品和资源型产品的比重明显提高。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和出口扩张对资源和能源的进口依赖增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是建立在大量资源消耗基础上的（张其仔等，2008）。从我国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下10大类商品进出口的变化态势来看，也基本支持了这一观点。2005—2009年，我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分别是第5类的化学成品和第7类的机械运输设备，其中2009年第7类商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近50%，显示出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趋势，而进口商品结构方面，尽管第7类产品进口规模最大，2009年进口占比超过40%，但2005—2009年我国进口增长较快的却是资源类产品和初级产品，其中第0~4类商品进口年增长速度均超过平均水平（见表3）。再从出口贸易方式的变动趋势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制造业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外商投资企业大规模进入加工制造领域，加工贸易成为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方式。1999年，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56．7%。2005年以来，加工贸易出口占比逐步下降，到2010年降至46.7%。加工贸易出口比重回落既是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国家采取抑制低水平加工贸易发展的结果，也与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密切相关。进入21世纪，中国重化工业化进程明显提速，国内产业配套能力提高，带动了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进口替代，一些进口料件转而在国内采购，直接导致我国贸易方式的变化。尽管加工贸易出口比重呈下降趋势，但加工贸易出口增值幅度却显著提高。2010年，加工贸易的增值比（加工贸易出口额/加工贸易进口额）达到了1.775，而1986—1990年这一比值仅为1.088。增值比提高通常是出口效益改善的表现，表明国家控制低水平加工贸易发展的政策取得了积极效果，同时也能从侧面反映加工贸易企业国内采购增加的趋势。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多采取加工贸易方式，因而，加工贸易增值比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外资企业内部转移定价的影响，说明国内企业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配套能力增强。随着我国参与国际分工不断深入，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分工关系逐步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延伸和升级。这种分工关系的演化还反映在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的变化上。产业内贸易是产业内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两国之间产业内贸易的发生、发展意味着双方分工的深化和产业发展差距缩小。表4利用联合国COMTRADE的分类进出口数据，计算出了2009年我国与美国、日本、德国SITC第5~8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GL）指数。可以看出，我国与德国的GL指数相对较高，而对美国较低，说明我国与德国的水平型分工程度较高，而与美国则在主要制成品领域仍以产业间分工为主。从各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来看，我国与日本、德国在第6类（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第7类（机械运输设备）商品中已经达到了较高的产业内分工水平，而与三个国家第8类（杂项制品）的GL指数均小于0.5，说明第8类产品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仍处于垂直分工的阶段。

四、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后危机时代，伴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兴战略性产业成长以及国际竞争格局的演化，全球产业发展和竞争的环境正在发生改变。在不断演化的全球竞争格局中，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也面临着新的路径。如前所述，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嵌入全球价值链成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重要渠道。但产业升级并不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必然结果，这种升级过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掌握价值链不同治理模式下的升级规律有助于我国企业突破领导企业的技术封锁和渠道控制，避免长期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的非战略性环节，并通过价值链上的能力积累，带动产业整体升级发展。

1.坚持自主创新，推动由价值链上各环节升级到价值链的整体升级。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分工收益主要取决于自身技术能力以及掌握价值链治理网络控制力的战略环节。这意味着要想形成可持续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这也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出路。为此，一是要加快集成式、开放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拓宽创新资源，加快关键技术突破，推动由全球价值链“非战略性环节”向战略性环节的提升。二是加快建设和完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依托产业集群，支持企业自主技术创新和自主品牌的培育。三是以市场化为导向，政府积极引导，加强营销渠道和网络建设，争取产品定价权，在服装、玩具、小商品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中，逐步形成由中国渠道商主导的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

2.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低碳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要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加快转型升级的契机，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研发投入，加强对产业绿色转型和低碳经济的财政金融支持，力争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技术，在新兴领域国际分工中掌握主动。同时，深入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低碳经济的发展规律和市场化前景，进一步放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准入条件，创造适合其市场化发展的商业模式，加快新兴产业的产业化发展，着力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从而为新一轮国际竞争储备实力。

3.促进内需外需协调，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一要鼓励出口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延长加工贸易国内增值链，改善出口效益，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二要完善出口配额、出口退税等调节手段，继续严格控制稀有资源以及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等“三高产品”出口，优化贸易结构。三是顺应国内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的趋势，适当降低部分54高档消费品的进口关税，适度扩大这类消费品的进口规模。四要加紧研究国际贸易中绿色壁垒以及主要贸易伙伴环境规制和减排措施的变化，完善贸易救济体系，缓解贸易摩擦。

4.加大海外资源的开拓力度。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增长将面临日益加剧的能源、矿产供求矛盾，对能源和资源产品的进口依赖增强。应制定完善海外资源的国家收储计划，保障资金供给；创造条件，加快资源企业“走出去”步伐，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资源性企业，加大海外资源开发力度；人才培养与引进并举，提高参与资源谈判、开展大宗商品期货交易、抵御资源市场波动的能力；综合运用经济、政治、外交手段，拓展资源供应渠道，建立资源和能源的多元化供给体系，加强由资源争夺引发地区性争端的风险预警，维护能源和资源安全。

5.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协调，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应与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保持密切接触，协调彼此的立场，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完善国际贸易的环境标准，重建适应全球竞争格局变化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同时，本着“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采取积极务实的态度和谈判策略，主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活动，运用科学、公正的指标，客观评价各国排放的历史与现状，准确合理地界定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中的角色和责任，促进“低碳经济”全球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针对现行多边体制的局限性，积极主动推动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及时调整FTA战略和谈判次序，促进我国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以及国际事务的议程设计，从而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高国际分工地位营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