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收人分配改变原因分析及启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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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社会收入分配状况及其变动趋势的间题，本世纪末曾长期流行一种所谓的“帕累托法则”的理论学说。按照这种理论，无论从不同的国家抑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来看，倘若按国民的收入水平进行分组，国民收入在各组之间的分配状况，显示出一种极为稳定的关系。这意味着，一国要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必须努力增加国民收入并使之超过人口的增长，即促使收入的平均水平有所提高，否则是决无可能的。据该理论的提出者帕累托称，该法则是根据他对一些国家的历史统计资料的考察所得出的，经得起经验资料的验证。“帕累托法则”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十分强调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即从根本上说，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和不均等程度的缩小，最终要仰赖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和国民收入的提高。但是，它的缺陷又极其明显，特别是完全忽略了社会经济发展常常伴随着各种经济关系的显著变动和社会成员经济地位的升降荣衰。这种把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状况归结为自然的和无可变更的现象，虽则为维护资本主火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行分配格局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却无助于深化收入分配的理论分析和恰当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于是，它慢慢受到一些西方经济学者的质疑和批评。

二次大战以后，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提出，根据他对英、德、美等国时间序列，资料的分析研究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的相对不平等先是迅速增长，继而又慢慢呈现下降的趋势。因为这种不平等与发展的关系有如“倒U”形状，故库兹涅茨的这个著名理论被称为U型假说。以后，一些西方学者对此又作了剖面研究，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横向比较资料，确认相对不平等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存在一种倒U型的趋势，从而肯定和支持着库兹涅茨的U型假说。到了7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在预测2000年的不平等和贫困问题时也采取了如是观，这就进一步直接认为U型假说同样适用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了。

理论上的这种转变并非偶然。在50和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致力子迅速增加本国的国民收入，展开了“增长率的竞赛”，其中有些国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可是，它们并未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其结果是收入分配状况不断恶化，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相对地位继续下降，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意想不到的局面。就拿巴西和墨西哥这两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它们在70年代以前的经济成就令人刮目看，但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平等性却在同等收入水平国家中名列前茅。1969年墨西哥40%最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份额仅占该国全部国民收入的10.5%，而20%最高收入家庭却占64%;1970年巴西40%最低收入家庭只占全部收入的10%，而20%最高收入家庭占了61.5%。①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收入高度不平等性恰恰是伴随经济增长而加剧的。例如，巴西在1960一1970年间的收入增长率，40%最低层家庭为3.7%，20%最高层家庭则为6.7%;墨西哥在1963一1968年的收入增长率，前者为6%，而后者达8.8%。⑧可见，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间题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了。

如何看待和诊治这个令人挠头的严重何题，发展经济学家们发表了各自的见解。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同样遵循着U型假说所指明的规律，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收入分配状况会逐渐好转，每个人都能分享到增长的利益。换言之，对此大可不必担忧，一切应任其自然。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治背景、社会状况以及人口压力等原因，不能被动地等待这个演变过程慢慢地进行，而必须由政府采用恰当的政策来改善社会分配，以避免社会出现动荡和混乱。具体的做法是，对新增加的国民收入实行再分配。还有一些学者更进一步主张，这种新增国民收入量的再分配数量有限、周期很长且常常落空，并不能有效地解决间题.因此，政府只有向贫穷者提供直接援助，保证他们的基本需要，进而提供恰当的就业机会或更多的生产资料，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以切实增加贫穷者的收入。这些主张虽则不尽相同、争论热烈，却大致暗含着一个共同的前提即U型假说是客观存在的，他们的分歧之点在于如何缩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进程和减缓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然而，U型假说终于遇到了正面的挑战，7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公开怀疑或否定库兹涅茨这个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适应性。托达罗明确指出，对照一下60年展中国家的有关资料，“却发现这种观点并不使人信服”，因为斯里兰卡等一些不发达国家在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也改善或至少保持了原先的收入分配状况。⑧有的人还从技术的和经验的角度分析了阿鲁瓦利亚等人用于支持U型假说和预测不平等与贫困趋势的数据资料，认为它们实际上“展示一种与公认的U型假说相反的关系”。①这表明，库兹涅茨那个经济增长一定要经历一个收入分配趋于恶化的阶段的著名论点，在理论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研究，并不宜简单地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指导准则。

二、经济发展是个产业结构逐步转换的过程。从大的方面而言，它首先表现为农亚部门而大量事实表明，该阶段制造工业和服务撰薰蒸攫蒸蒸蒸撰看，不同行业之间较显著的收入差距恰恰是产业变动的重要前提，而产业结构的变动越大，社会的收入变动相应地也越大，即分配的不平等性可能更为严重。此外，产业的变动必然导致劳动大的大量转移，在此过程中，农村人口大量移往城市，迅速扩大着失业者或低收入者的队伍，加深了贫富悬殊的.鸿内。这表明，产业结构的逐步转换在多方面都可能扩大人们收入分配的差距。又如，经济增长还是一个技术不断变革和生产率逐步提高的过程。技术进步使得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商业农场与分散的小农经营之间的先进的大工业生产与传统的小制造业之间、资本雄厚，规模巨大的厂商与小本经营的企业之间，在生产率上造成显著的差异，从而带来了悬殊的收入水平。再如，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发展商品经济和增强商品经济观念的过程，从而能否顺应商品经济大潮来开展经济活动便成为人们收入差距甚大的又一重要原因。可见，经济增长过程中凡此种种的因素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发挥着某些促使收入分配趋于不平等的负效应。看不到或不承认这点，正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出现过那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况的重大原因。

不仅如此，随着世界经济格局越来越呈现出互相联系和彼此依赖的重要特点，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文始终同不断强化对外经济联系紧密相关。这又为收入分配趋于不平等提供着一种新的推动力，或至少可以说是一种适宜的外部条件。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面对着不平等交换的国际分工格局，为了保护本国民族工业健康发展和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总需要采取某些保护贸易的政策和措施。但是保护贸易政策的实施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有力地推动本国进口替代工业的迅速发展。在本国政府的支持和扶植下，进口替代工业既无强大的国外竞争对手，又不愁其产品的国内销路，还常常可以得到种种优惠待遇和特殊照顾因而多数能够赚得丰厚的或可观的利润。相反，非进口替代行业就得不到这类明显的经济利益。、二是人为地抬高了进口贸易的赢利率。在限制外国商品(特别是消费品)进口的条件下，外国货的需求弹性常常显得较低，就是说，在国内消费者的需求比较旺盛的情况下，即使进口货的价格抬得较高，其需求量的减少也较有限。不难着出，这就使得进口贸易行业具有相当可观的利润率。而且一国的保护程度越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该行业的利润率就越丰厚。必须指出丫在大多数国家从事这种进口替代工业和进口贸易的生产或经营活动的都是些私人或私人公司，即使是国有公司也存在相当的垄断程度，这就形成他们与一般人之间的巨额收入差距。

另外，发展中国家匣乏资金、技术和设备，是其经济难以起飞的重要障碍，解决这个问题，自然构成它加强对外经济联系极其重要的内容。于是，吸引外资在本国开办现代化大企业便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毫无疑间，引进外资对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诸多的显然利益，但就扩大分配不平等这点而言，它起的消极作用却不可低估。这类现代化大企业实力雄厚、劳动生产率高，常常迫使东道国的传统工业在激烈的市场竟争中陷于失败和破产，从而造成了大量的劳动后备军，这些人自然生活在贫因线下，它们所付的薪金或工资按当地的标准来看相当高，这种示范效应导致着“攀比心理”的普遍流行，即把当地的工人和雇员的胃口吊得高高的，从而使得他们不安心在本国企业工作，有的甚至情愿失业而不想接受收入低微的就业机会。它往往吸引了当地最优秀的技术人才和企业家，这就进一步降低本国企业的生产效率，枯竭了本国传统企业的发展潜力和后劲，还进一步扩大了它与后者的收入差距，造成了新的两极分化。必须看到，在具有多方面二元经济特征的国家里，即并存着现代化大工业与落后的传统农业，先进的发达的城市与落后的偏僻的农村或边远地区的情况下，外资企业导致收入分配的两极性分化是颇为严重的。至于“飞地”这种引进外资的极端形式的弊害则更加广泛。

尤其须强调指出，发展中国家具有的一些特征，如二无经济、市场机制不完善、各方面的经济刚性以及大量非商品性经济利益存在等，是导致其收入分配更易趋于不平等性的特殊原因。本来，上述诸种对于分配不平等性的诱发因素或刺激因素，在此较灵活的经济体制和比较健全的社会结构里，它们的直接负效应还可能被减轻甚至被抵销。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征对此却相反地起着放大作用，扩大或加剧了分配不平等的范围或程度。例如，权力和市场垄断就成了发财致富的二大来源。其结果是，同样为实现工业化的过程，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消极影响一面远比发达国家原先经历过的要复杂和广泛。

还应看到的是，收入分配存在高度的不平等，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财产所有权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极不平等。这是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的主要根源。高收入阶层的个人收入主要来自土地、资本等生产资料以及“财产积累”的所谓“报酬”，即利息、利润、租金等收入，而不是本人的劳动报酬。这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其早期阶段，这类借贷资本的需求相当高，但其供给相对总是十分有限，加之其时人均国民收入又较低，从而对未来财富的贴现率也很高。这样，财产的“报酬率”即借贷资本利率相对而言总相当高。②这意味着，财产越多的人，其收入分配的份额往往越大，其财富收入也就膨胀得越厉害。至于直接充作生产资料的“财产”，由于剥削率一般都很高，其利润额或地租额之高更不待言。反之，依靠本人劳动收入来维持生活的“工薪阶层”，则不可能积累起很多钱财。大量事实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保持和发展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听任国民之间私人财产的鸿沟不断加深，从而在根本上扩大着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总之，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可能要付出这种代价，就其最终的根源而言，它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基本一样。

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大国，倘若不重视经济增长过程本身给予收入分配的种种消极影响，必然会为此付出昂贵的发展代价。最近几十年不少国家的经验教训便为朋证。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平等性对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起着明显的阻碍和破坏作用。大量低收入者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被剥削”，而且个人对自己生活水平的评价取决于和其他人相比的相对收入淞水平及其增长率，因此，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不但违背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愿望，严重挫伤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热情，甚至直接导致社会动荡乃至危机。①尤其是，发展中大国在这方面所可能付出的代价将更巨大。这是因为，由于它们地域广阔和发展不平衡性突出，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其经济上的特点更容易趋于扩大人们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例如，二元经济特征更显著，统一市场形成更困难，产业转换要求更高、周期更长，出口导向型经济既非发展不可又不宜充作总体发展战略，人文背景的消极影响更多等等，这一类因素正如前面所述，都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性的重要诱因。

不过须强调的是，收入分配不平等性并不是经济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也就是说，U型假说不能讲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大量事实表明，它是完全可以恰当解决的。事实上，现实经济增长过程中同样也有一些抑制分配不平等的因素，例如，竞争机制对劳动者所起的激励作用，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普遍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才干，等等。就连西蒙·库兹涅茨本人都承认:“在考虑可能影响不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分配的长期趋势的因素时，……我们可以找出很多因素，有些使收入分配朝这个方向变动，而其他因素却导致相反方向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