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条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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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与1999年相比，提高了2个百分点，与之相对应，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增长也在加速，比1999年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的经济增长用了20％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来支撑。说明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

在均衡市场条件下，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应该是消费。通过消费需求拉动投资进而促进整个经济增长。

在某种情况下；需要通过鼓励投资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但这种投资最终还是应该转化为对消费促进。如果要在新的条件下继续保持快速经济增长，就必须调整经济增长的方式。

为什么会出现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在世界各国的景气分析中，固定资产投资一直都是重要的分析指标，一般地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加速或衰退总是领先于经济增长，并通过这种波动形成长期的经济增长。同样作为最终需求消费和投资，由于它们在经济活动性质上的差别，在波动上也表现出不同的特性。这也是改革开放25年来，每一次的经济增长加速或放缓都伴随着更大幅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变化的重要原因。

消费是由全社会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在持续不断的过程中进行的，投资只是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可以间断的行为；消费是社会成员满足生活需求的一种必需的行为，但投资却是一种为了争取回报的一种风险行为；消费较为刚性，它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发展起来；投资却较有弹性，它和投资者对市场的预期密切相关。正因为这样；投资增长容易表现出波动性。但在另一方面；虽然投资倾向是容易变化的，但是要改变已经发生的投资行为，困难却要比改变个人的消费行为难得多。从固定资产本身的特性上看，它的生产周期要大大长于一般的消费品。经济周期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在宏观调控实施得很及时的那些发达国家，调控措施只能减轻而不能消除经济周期的负面影响。

除了一般性原因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促进了这一轮经济周期中投资的扩大：

首先，新的社会需求不断地刺激着投资的扩大。

一般地说，促进现代社会经济增长的最终需求应该是源于社会成员保持和改善其生活素质的愿望和行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是和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以及逐渐增长的新的生活需求相联系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居民家庭对于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的需求以及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拉动。说明了发展市场经济，通过居民生活需求来拉动投资，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也说明只有良好的愿望而没有正确的途径，就可能因为对某些行业的过度投入而造成生产力的浪费。在这一轮经济周期中，居民对于住宅和汽车的需求对于经济增长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2003年，全年商品房销售额7671亿元；增长34．1％；其中销售给个人增长35.8％，所占比重为92.5％。全年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2.0％。汽车产量444.4万辆，增长36.7％，其中轿车产量202.0万辆，增长85.0％。这两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再考虑这两个行业的发展对于钢材、建材、电力、化工等行业的需求的扩大，它们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投资拉动是巨大的。

其次，国有企业的改造仍需要一定数量的投资。通过改善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这不论对改善就业还是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固定资产方面的投入很大，至2004年3月底，在国家统计局按月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中，和上一年同期相比，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为46.1％，所占的比重为57.7％。

再次，由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仍在延续，能源电力方面的建设规模扩大。

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鼓励基础设施的建设扩大投资需求。2003年，由于电力供应较为紧张，一批电力建设又陆续开工。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较大。除了制造业、房地产业之外，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与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投资增长得非常快。

最后，各个地区发展当地经济的迫切愿望鼓励投资规模的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在各个地区，各级政府都把发展地区经济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事实上，中国目前的经济较发达地区，都是通过一段时间的集中投资发展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广东和福建的迅速崛起、90年代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急起直追以及现在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都有一定时期投资的增长密切相关。从最终需求的角度看；正是投资而不是消费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发展，投资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增长，增加了居民收入，再反过来促进消费。深圳、上海、大连这些地方超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主要的推动力就是投资。有了这样的示范效应；各地理所当然地要以项目带动投资来发展自身的经济。因此；尽管从整个宏观经济来看，不少人提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甚至还有不少人认为经济增长过快，而地方却认为他们的问题并不是投资过热、增长太快，而是不能吸引到更多的投资、经济增长得太慢。

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和当地经济水平（以人均GDP衡量）的非相关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有一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较快的增长，这对他们未来的经济增长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和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不同的是；中央政府现在不再像当年对深圳和上海那样，对一些“点”予以特别的优惠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固定资产投资的“面”分布得更广，地方扩大投资的积极性和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之间，就可能出现矛盾。

总需求上的结构性失衡比总量不足更危险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或者说过热，总是在经济形势好转、经济增长加速的背景下出现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出现过三次经济增长加速的现象，分别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和现在。每一次加速都伴随着较大幅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上两次的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是由经济增长带动的，这一次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则在相当程度上与近年来实行的以鼓励投资为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关。在我们积极的财政及宏观经济政策达到了预定的目标时，对它的调整不够及时，由此导致了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局面。

固定资产投资对于最终需求的拉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种投资的增长必须有一个“度”。超过了这一个度的投资，就可能超出市场消化能力，在不远的将来转化为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造成经济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在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一定的临界值，那么，居民消费就会出现负增长。

从长期趋势看，在国民经济的增量中，居民消费与固定资本形成的贡献呈相反方向变化。居民消费的比重在递减。而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在递增。而从1998年中国开始鼓励投资，固定资本形成的贡献就加大，从2001年开始，固定资本形成的贡献连续三年超过居民消费，而且程度还在不断加大。

另一方面。在固定资产投资过度的情况下，将产生大量的重复建设。这些重复建设从地区或者企业这样的局部来看可能会取得效益，比方说，一个企业可以通过提高科技水平、改善管理或者是一定时期内的市场机会在竞争中取胜，但从宏观的角度看，这种投资意味着某一个领域的过度竞争。更何况许多过度的投资并不具备科技和管理上的先进性，只是一种利益趋动下的盲目行为，这就孕育着更大的投资风险。这些企业正在扩大或准备扩大的生产能力，如果在未来缺乏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支持，将会成为过剩的或者是无效的投资。这种增长下的成果可能形成当年的GDP，但是不能形成长期的生产能力，不能够形成有效存量。更进一步，反而可能由于对自然和其他资源过度开发和使用，要用未来经济增长的放缓或衰退来弥补。

表1列出了用算术平均法计算的1981年～2003年的GDP、全社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居民消费年平均增长率以及它们的标准差。

|增长率(%)|______样本标准差(%)

GDP|9.54|2.99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13.21|10.73

居民消费|7.76|3.98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中国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9.54％．13.21％和7.76％；这种平均指标反映的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种长期趋势，而标准差则刻画了实际运行过程中偏离这种趋势的波动程度。可以看出，比起GDP和居民消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波动较大。而目前的情况正是固定资产投资又一次对集中趋势的严重偏离，它反映了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总需求上的结构性失衡，比总量不足的危害性还要大。总量不足可以通过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来改善，它的问题在于经济资源不能得到开发和利用，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而结构性失衡则是在表面的繁荣下，对有限的经济资源过度使用，对目前和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危害。

如何应对当前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局面

不少经济学家提出，如果目前的经济增长导致了这样的局面发生，与其未来承受损失；还不如现在就对过热的经济增长进行控制，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和总需求上的结构性失衡。

我们认为；解决中国目前的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矛盾，当然要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考虑。但我们应该在保持经济增长的条件下来解决过热。具体地说，为达到此目的，我们认为应该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快速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必要的。

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双双突破了1000美元（但农村居民纯收入仍然只有2262元），这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应该说每月不到700元人民币的这样一种人均水平，无论从中国现实的购买力还是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都很低。在这样一种人均水平基础上的9％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高。从发展上看，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的解决，如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国企改造问题、地区间发展不平稳问题等，都要依赖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保持中国的可持续高速增长，是解决我们前进道路中各种矛盾的重要保证。

其次，要分清穷竟是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加速的经济增长引发了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政策选择。

显然，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是和近年来中国实行的以鼓励投资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及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分不开的。这一点和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那两轮经济增长周期不同：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加速，是由居民消费拉动的，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加速，发生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央实施的一系列鼓励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措施，在短期内产生了巨大的效应，并由此导致了投资和消费和增加；这一次的经济增长加速，却是由固定资产投资带动起来的；是一个较长时间努力所获得的结果。消费拉动虽然已经开始显现（如汽车消费），但只局限于一部分领域。没有迅速扩张的消费，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也较小，正是我国目前未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是扬长避短，采取温和的调控措施，减缓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增加其他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必要对整个经济增长进行抑制。

第三，增加消费和扩大内需应该成为积极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

改善人民生活是我们发展经济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增加消费和扩大内需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手段。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主要途径是通过提高人们的消费意愿带动投资并且进一步带动整个经济增长。这和计划经济下为生产而生产最终导致经济停滞形成鲜明对照。但从目前情况看，虽然在少数行业中出现了基本生产资料紧张、一部分商品价格水平提升的情况，从全局看，企业生产能力过剩、社会消费不足的情况仍然存在。因此，优化资源配置比简单地继续扩大投入对增长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扩大消费需求、改善人民生活主要依赖于两个方面：从供给上看，消费品供给应该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供给结构应该反映消费者的需求；从需求上看，应该增加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近些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了居民收入中的储蓄倾向。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是扩大消费的重要途径。

与此同时，在鼓励中高收入人群增加汽车、住房这样的高价商品的购买时；对于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应该予以更多的重视。统计研究表明，收入越低的群体，收入中的边际消费倾向就越高。通过各种手段增加他们的收入，不仅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从整体上看，也将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

第四，在目前情况下中国有可能避免严重的通货膨胀。

在抑制投资的前提下鼓励内需、扩大消费，有没有可能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呢？就目前情况看，发生这种现象的可能性不大。在目前消费不足的情况下，按照目前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下的货币供给水平，避免严重的通货膨胀完全是有可能的。至于社会物价总水平2％～3％（甚至更高一些）的轻微上扬，社会还是可以接受的。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重要的供求关系还需要价格杠杆来平衡；轻微的价格总水平的上扬。有助于我们在经济增长中解决一些重要的价格矛盾（如公用事业的收费、煤电价格的矛盾、由国家指导的一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调整等）。

从总体上看，我们认为，中国目前应该加强的是总需求结构性失衡下的需求管理，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进行宏观调控。在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时候，仍应该有预见性，避免投资增长的过度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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