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项目管制格局有教无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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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项目管制，是指国家通过法规和有关政策及相应的方法，对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下外汇资金的流出入、兑付及资本交易等行为的管制，即包括对资金的流入和流出两方面的管制。

一、我国资本项目的非均衡管制格局

1996年12月1日，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开。目前，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的范围和程度已有所提高，2002年10月10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在“东盟与中日韩10+3短期资本流动管理和资本账户开放”高级研讨会上指出，“对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的资本项目下43个交易项目，中国完全可兑换和基本可兑换经登记或核准的有12项，占28%；有限制的有16项，占37%；暂时禁止的有15项，占35%。”但是，我国的资本项目管制属于非均衡管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资流入管制趋松，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FDI）逐步增大。相反，我国对资本流出还有着严格的管制，外资“进来容易出去难”的局面长期存在。总之，货币当局在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过程中实行着不同程度的管制，即实行的是非均衡管制。

国家在管制上实行的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的政策，导致我国资本项目的非均衡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底，我国实际接受外国的直接投资累计达到6919亿美元，而对外直接投资仅635亿美元。虽然这几年国家一直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但是，接受外资和对外投资仍然很不均衡，2006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比上年下降了4.1％，但仍有695亿美元；相反，虽然对外直接投资额比上年增长了31.6％，但仍仅为161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外投资金额仅占世界对外投资总量的0.15％，据统计，发达国家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比例平均为1∶1.14，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0.13，而中国仅为1∶0.09，尚处于起步阶段。

二、资本项目的非均衡管制的不利影响

1.导致了我国非正常的净债权国地位。我国的经常项目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顺差状态，这意味着对外投资净额为正，也就表明了我国的债权国地位。通过分析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我们可以知道，经常账户的顺差是由其它三个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净误差和遗漏、储备资产）的总体逆差来加以平衡。如果忽略净误差和遗漏不计，那么经常项目差额=－（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储备资产差额）＝对外投资净额。我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也就意味着我国的对外投资净额为正，是债权国。而我国的资本和金融账户从1993年开始（1998年除外）也一直处于顺差状态，也为正，和经常账户的方向一致，所以弥补经常账户顺差的是储备资产，也就是说，我国拥有的债权就是巨额的储备资产。但是，我国的净债权国地位没有收到理想的净投资收益，反而产生了大量的投资收益逆差，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国的对外投资是以储备资产的形式而非直接投资的形式存在。这些储备资产大部分以各类债券和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与直接投资相比，收益率低。相反，金融账户的外汇流入，代表的是我国的对外债务，其占比最大的是外国直接投资，收益率高。我国在以低回报形式向国外输出资本的同时，以高代价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从而导致了高额的投资收益逆差。并且，由于储备资产缺乏股权性投资，也就缺乏了对东道国经济的控制权和影响力，这也就是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一直无法提高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我国的债权国地位一直得不到国际上的重视，如IMF定期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至今仍把中国归在净债务国行列。

2.导致了大额的投资收益逆差。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外汇紧缺年代，根据国际金融“双缺口”理论，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资金和外汇资金不足，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是必然的选择，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本项目顺差的意义尤其重大。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外国投资的净流入，增加了对远期利润、利息流出的资金需求，其流入越多，就意味着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收益项目的逆差将越来越大。1992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对外开放新局面，外商投资热情高涨，该年实际利用外资规模首次超过100亿美元大关。1993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投资收益这项就开始出现负数，为－12.84亿美元。1993～2003年间，我国投资收益账户的逆差总共冲减了41.3％的贸易顺差。外国直接投资的急剧增长除了因为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潜能以外，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我国对外资在税收、产业政策、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各种“超国民待遇”。而且，这种政策诱使国内相当多的资本境外注册，境内投资。根据商务部相关统计，2005年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来自维尔京群岛、西萨摩亚、开曼群岛这三个离岸法区的投资占总投资的14.26％，这些所谓的“外资”多属我国民营小企业，它们迂回投资的资本虽然来源于国内储蓄，然而其投资收益却计入了外国投资收益账户，从而使得该账户的逆差进一步扩大。

我们可做一个估算，假定实际利用外资从现在起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并且投资回报率为10％的话，那么这意味着5年以后由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本和金融项目盈余将无法弥补投资收益汇回引起的经常项目逆差。

3.对国内资金形成了“排挤效应”。目前，我国不再是像十几年前那样资金短缺了，我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截至2007年3月，我国已拥有120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我们努力吸引外资流入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的同时，国家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却出现了闲置，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且，对外资的利用会对国内资金的利用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国外跨国公司凭借其技术和资金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国内企业的投资空间，也使国内金融机构难以找到收益良好的投资点，从而在实际中形成了外资对内资的“排挤效应”而非“互补效应”。再者，如果流入的外资中包含大量游资，则更会对一国的金融稳定、经济安全带来威胁。所以，在目前外汇资金过剩条件下，放松资本流出限制，允许境内居民寻找境外投资渠道，对于推进我国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有积极的意义。

4.外资没有得到高效的利用。退一步说，即使我国目前仍然处于资金不足的阶段，现阶段吸引外资的策略也还是存在缺陷的。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根本原因是国内资金不足，特别是外汇资金不足，不能从国外进口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所以，引进的外资应该转化为进口，反映为进口的增加。然而，在我国，外商投资却与进口关系不大，反而是转化为以人民币计值的国内采购，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形成了出口加工业，导致出口的增大。大量的贸易顺差对于中国未必是好事，因为贸易顺差赚回来的是美元，是增加外汇储备，从资源的角度讲，可能是一种浪费。而逆差实际上等于是买生产性的设备，相当于投资，只要选择比较好的投资项目，投资比存在银行里所带来的效益更高。这样做，一方面能够很快地提高生产能力、增加就业以及增加经济总量；另一方面，通过进口可以补充一些短缺的原材料，将其转换为生产能力，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的优化。

如果引进外资不是为了进口国外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技术，而只是为了扩大以人民币计值的投资规模，那么内资和外资的功效是相同的。当外商投资完全被外汇储备吸收时，可以认为外商是在用人民币进行投资，这与央行扩大货币供给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只是利用了外资的管理职能和技术职能，而没有利用外资的资本职能，因此存在外资利用方面的浪费。

另外，中国对资本账户较为严格的控制只能是一种暂时的制度安排。一方面,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使资本项目管制难以有效，资本的流动是与贸易项目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外贸规模的迅速扩大将继续增加资本管制的难度和成本；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封闭的国内金融市场使本国丧失了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来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的利益，国内融资者不得不承担远较国际水平为高的融资成本，封闭的金融体系还有造成国内金融部门的低效率，金融市场缺乏竞争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行等缺点。所以，逐步放松对资本流动的控制特别是资本对外流动的控制是我国不可回避的方向。

三、放宽资本流出限制，合理进行资本项目管制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目前这种非均衡管制的格局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了，我们应适时改变这种格局。简单来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1.理性对待资本流入，注意风险防范。一方面，在我国经济发展和利用外资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我国引进外资不宜再像过去一样多多益善,来者不拒,我们应将利用外资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避免利用外资中重规模轻效益、重流入轻流出的思想，通过引入公平竞争原则，防止只享受优惠政策、不带管理和技术的低效的外商投资行为，并且可以从源头上杜绝从国内外逃的资本以外资的形式回流到国内享受优惠待遇。

另一方面，由于目前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导致大量短期投机性资金的流入，这部分资金的流入势必影响到国内金融及经济的稳定性，对此，我们应做好风险控制。

2.合理放宽资本流出，加大“走出去”力度。加快资本流出步伐，实现资本项目流出入的对称管理。加大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力度，鼓励本国企业到国际市场上广泛参与国际竞争。

一方面，面对入世后的国际竞争国内化和对华频繁的反倾销制裁等因素，中国企业应将对外贸易转化为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境外投资企业，把生产活动的不同环节分解到全球不同区位进行生产，使国际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发展空间，将中国产品带入国际市场，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

另一方面，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国际的资源，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全球化提供的便利。通过拓宽资本流出渠道，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提高本国的资本收益率。此外，还可以通过本国企业投资收益的汇回,为我国国际收支保持长期平衡奠定良好的基础。

总之，改变我国资本项目的非均衡管制，就应当适时放开资本流出，同时取消对资本流入的鼓励措施。并且，在此基础上，从中国实际出发，借鉴国际经验，以放松资本项目交易限制、引入和培育资本市场工具为主线，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依照循序渐进、统筹规划、先易后难、留有余地的原则，分阶段、有选择地逐步推行资本项目开放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