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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积极的对外经济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外经济联系对日本经济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开放前的日本经济停滞了将近200年,而打开国门后才开始了真正的经济发展,虽然最初的通商带来了日本民族经济的危机,但是正是开放后引入的外界压力带给了日本奋发图强的动力,让日本痛下改革的决心,可以说,没有与外界的接触,日本不可能有发展的最初动力,更不可能出现由统治阶级主导的社会改革,对外经济联系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改革过程中,日本的对外经济联系发挥了积极的信道作用,联系了日本国内与西方先进的知识体系,使日本能够获取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
“求知于世界”是日本改革的基本方针,西方国家繁荣的经济和强大的国家实力让日本对西方世界充满了向往。1871年12月,明治政府派出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包括大藏、工部、外务、文部等51名官员对欧美国家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岩仓一行参观了西方国家的工厂,体验了西方先进的社会生产模式。这次出访对日本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实现社会知识增长具有深刻意义;首先,“使日本在政治体制上找到了所要追求的方向,那就是德国的立宪君主制。”第二,此次出访使日本政府官员发现了当时东西方在价值观和教育方面的差异,“东洋之学自政治道德出,唯据修身一科推究”,“耻于研究一草一木”这些认识促使岩仓使团代表回国后积极主张兴办现代教育,鼓励国人重视务实,发展生产;第三,岩仓代表团走遍了英国先进的工业城市,深入学习了欧洲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和工厂制度,为日本引进和使用先进生产技术、兴建现代工厂学习到了经验。岩仓使团的欧美之行可以说是日本积极对外联系的开始,是日本主动与世界先进知识体系接触的第一步。
“贸易立国”是明治维新的重要措施之一,通过贸易,日本不仅开辟了海外市场,为本国工业发展提供了拓展需求范围,更重要的是,日本实行了有选择的进口政策,工业生产的机器最初全部从英国进口最先进的设备,例如1883年,私人投资建立的大阪纺织厂内所使用的全部都是进口的精纺机,并直接效仿英国兰开夏公司的经验,获得成功。“二战前,日本的新技术几乎完全依靠进口,主要集中在进口一般设备、蒸汽机、纺织机等”。
人才交流也是日本对外经济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曾经向发达国家派出大批留学生,这些学生回国后带回了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直接促进了日本的知识增长。
2日本良好的国民素质基础保证了新知识的吸收
与美国不同,日本在发展初期并没有高素质的移民所奠定的良好的国民素质基础,长期处于封建统治的剥削和贫困落后的生活状态下,大多数日本国民并没有接受过现代科学教育,但是这并不等于日本缺乏高素质的国民,从德川(江户)时代起,日本国民就开始普遍接受私塾教育,在1868年,私塾多达12000~13000所,学生数达到837000人。私塾教育使日本国民具备了基本的读写能力和对事物的理解能力,这让国民能够迅速接受明治时代的新的教育。
明治时代,统治者将建立现代教育制度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1872年,政府开始实行义务教育,1873年,日本社会人学率达到28%,并且通过1886年的新的学校条例、1889年的《帝国宪法》和1890年的《帝国教育公告》,依据国内实际情况,不断完善教育制度,使之更加符合日本国情。1892年,开始兴办职业教育,为现代工厂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虽然对于明治时代的教育效果存在争议,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是较江户时代的退步,但是事实上,明治时代所建立的现代教育体系将西方科学正式引入到日本的人才培养计划中,国民能够熟悉并理解“西方技艺”,培养了一批在日本经济发展中做出重要贡献的现代企业家。
进入20世纪,日本教育加速发展。小学入学率达到90%以上,基本普及了中学教育,更多国民接受大学教育,从国民平均接受教育的年限来比较,日本的国民素质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了。二战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日本政府选择率先恢复教育,在当时社会居民基本温饱都难以实现的条件下,要求儿童就是光着脚也要上学,集中了社会大量资源支持教育。教育在日本作为最基本的要求,被政府和民众所重视,形成了良好的教育传统和风气,为日本培养了大批人才,提高了日本国民的基本素质,是日本经济从落后到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因素。
3日本的社会规范发挥了保证知识增长的作用
首先,日本社会正式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日本的社会法律、法规起到了保证知识传播体系建立以促进知识增长的作用。倒幕运动废除了封建割据,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维新的许多政策能够在全国贯彻执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另外,统一的中央政权能够集中全国资源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提供财力保证。作为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下的小国,日本不能象美国一样,依靠经济个体的自发力量发展经济,只能依靠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集中分散的资源,带领人民克服无处不在的封建残余影响,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
1889年,明治宪法公布,这是日本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现代政治原则的融合,虽然明治宪法保证甚至加强了天皇高于政府的绝对权力,但是也对总理、内阁、议会等现代政体形式做出规定,奠定了近代以法统治的基础,并且在机构设置上给予了国民参政的发展机会。以宪法为代表的各种法律、法规都遵循明治维新“富国强民”的基本目的,以“殖产兴业”为导向,保证以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积极鼓励与西方世界的对外联系。
其次,日本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日本的社会道德、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人们经济行为起到了潜在的约束、引导和引导作用,进而使经济主体能够为实现社会目标而做出行动决策,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保证和激励作用。
日本国民对国家状态的认识和对发达国家的向往保证了日本经济的对外经济联系。日本开国后,面对国外发达的西方世界。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向往和学习的氛围,而不是盲目抵制外来文明。日本在领略到西方先进知识的巨大力量后,正确认识到自己落后国家的位置,明确将自身定义为落后国家,全体国民接受这种地位并渴望通过学习改变现状,形成了学习西方的社会风气。
另一种社会价值观——集体精神保证了国民主动通过各种努力去提升自身素质。明治维新向日本国民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并将这种思想贯彻到经济生活中,转化为对企业的忠诚,形成社会的集体意识。日本的集体精神是基于个人奋斗基础上的,也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只是价值的评判是以对企业的贡献为标准的,日本企业大多实行员工的终身制,这种企业制度安排中,员工的贡献能够被真实的考核并作为升迁的标准,所以这种集体精神并没有产生“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而通过集体的肯定激励个人努力奋斗。在认识到只有掌握新知识才能促进企业发展并获得个人晋升机会后,日本国民积极接受教育,学习不断从西方涌人的新知识,提升个人素质。
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日本的社会规范都以激励积极主体掌握新知识为指向,保证了知识传播体系的建立和社会知识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