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波动与对外经贸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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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波动

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周期的研究源于对市场经济发展中波动现象的认识。美国经济学家密契尔对经济周期的定义是:“经济周期是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国家总体经济活动的一种波动,一个周期是由很多经济活动的差不多同时扩张,继而以普遍的衰退、收缩与复苏所组成,这种变动会重复出现。”一个完整的周期相继经历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古典经济周期以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的上升和下降为观察和研究测定值,而现代经济周期则以经济发展的相对水平的上升和下降为观察和研究测定值。

对于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是否存在经济周期问题,人们的认识有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的论断。中国经济学界曾认为,经济周期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经济周期。但是这一认识无法解释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国家经济几轮攀升到高峰又滑入谷底的客观现实。改革开放以后,思想得到解放,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波动性变化的理论研究逐步开展。对于这种现象,有的学者称之为经济周期,也有的学者称之为波动。本文取后者。经济波动最具代表性的指标是GDP。从下列经济平衡等式寻求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支出法的GDP=消费+投资+净出口。

在中国的GDP支出中投资倾向大于消费倾向,因此首先是观察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然后是消费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政府财政支出既用于投资也用于消费,因此将政府财政支出列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至于净出口,公式中指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出口减进口所剩差额。其影响方向和力度较为复杂,学者们研究不多。

对中国自按计划经济开始实施到目前整个历史时期的划分,学者们趋于总共存在10轮波动,其中改革开放前后各5轮波动,但对于起讫年份认识不尽一致。就改革开放以来的波动而言,分歧主要表现在第4轮与第5轮波动的分界点上,有的主张第4轮波动在1991至1999年,相应的第5轮波动始自2000年;有的主张在1991至2001年,相应的第5轮波动始自2002年。本文按许蕾、段旭捷的划分(2008)对有关问题进行归纳。

中国经济波动的特点:第一,波幅显著下降。改革开放前的特点是“大起大落”,改革开放以来是“高位—平缓”。第二,持续时间有逐渐加长的趋势。改革开放前平均为4·8年,此后(不算第10个周期)平均为5·75年。中国经济波动的形成机理:改革开放前是典型的“计划—供给”型,改革开放以来是从“计划—供给”型向“市场—需求”型转变,但并未完成。这决定于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前是典型的中央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各轮经济波动中的宏观调控

由于国民经济在改革中发展,因而在中国经济波动中,既有经济周期性因素,也有经济转轨时期经济体制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依据经济运行特征和经济体制基础,针对经济波动中出现的不同问题,分别出台不同的调控政策和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从而保障经济在30年间持续、快速、平稳地发展。

进入21世纪之前的4轮经济波动中各有一次调控,都是收缩型宏观调控,但采取的手段逐次进步,由单纯行政命令和强制计划发展到以财政手段和货币手段为主,由硬着陆发展到软着陆。具体是:第一次在1979—1981年,是典型的计划式宏观调控;第二次在1985—1986年,是“双紧”式宏观调控;第三次是在1989—1990年,是“硬着陆”式宏观调控;第四次是在1994年“软着陆”式宏观调控。

1999年开始的最近一轮经济波动,历时已经9年,在2008年第四季度走过高峰,但远未进入谷底。这轮波动时间长,开始时仍然是事后应对,但方向是提升。中间是事前应对,预防过热,有压有提。现在则是事后应对,确保发展速度。这样的变化说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更深,情况更复杂,因而也需要以复合性对策应对复杂多变的局面,不像前几轮那样单方向调控。

关于宏观调控,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讨论,一是中央政府这几次调控的效果,二是政府在经济波动中所应起的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次调控,仍然延续以前的单纯计划经济手段,虽然强制地平衡了供求矛盾,但对经济抑制过猛。后来改用主要依靠综合经济手段是一大进步,但是力度不当,容易造成反弹。再往后则在调控力度和着力点上有新的进步,使得“硬着陆”变成“软着陆”,调控效果趋于良好。最近一轮波动中交替采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是调控进步的表现。总之,在对于改革中出现的经济增长和波动问题,坚持用改革的手段去解决。30年的较为平稳的持续、快速增长,年均增长9·8%,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奇迹,正说明中央政府的调控从总体上是成功的。

西方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主张尽可能减少政府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尽可能多地交给企业去决策,交给市场自身去调节平衡。中国也有一些学者对中国经济波动持如此主张,认为政府只应扮演市场的“培育者和监管者”。另外一些学者通过回顾和总结30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正面赞许政府的调控作用和措施的进步。笔者认为,第一,一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应该参与或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诸如下达指令性计划、批条子、拉项目等等);另一方面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必须承担起宏观调控的责任,在必要时运用各种资源和手段干预经济走势。第二,政府的调控应该更多地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伴以法律手段,尽可能少地使用行政命令。第三,政府的调控应该,在措施上有保有压,具有结构上的可操作性,尽可能避免“一刀切”,不搞“硬着陆”,减少反弹力度。这次美国政府的“救市”行动,被认为是对自由主义传统政策的背离,甚至被讥为“社会主义”政策,也从反面说明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三、对外经济贸易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

对外经济贸易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主要通过外国投资和对外贸易来实现。一方面是利用外资和外贸为中国经济增长作贡献当中直接影响经济波动;另一方面是外资和外贸把世界经济波动(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和与中国有密切经贸关系的相邻经济体的经济波动)传导到中国境内。

在国内外两个市场分割或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联系不紧密状况下,中国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周期不具有直接的关系,即同步变动关系,但后者对前者仍然有方向和程度不同的影响。由于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经济总态势是供给不足和投资冲动,造成出口增长难以满足进口投资品的需要,所以一旦经济过热,必然出现大量外贸逆差。在1977—1981年这轮波动中,由于大量引进外国设备,1978—1980年三年的外贸逆差分别达到11·4亿美元,31·2亿美元和27·6亿美元,当时曾有“洋跃进”之说。1982—1986年这轮波动中,外贸差额不但由正转负,逆差还跳上三位数,1985年和1986年两年分别达到448亿美元和416亿美元,创下空前纪录。

从20世纪80年代未,一方面外贸体制改革调动了出口积极性,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使得进出口平衡局面得以逐步稳定。1990年以后,除了1993年出现逆差701·4亿美元外,其他年份都是顺差,且上升很快。1995年达到1403亿美元,1998年达到3597亿美元。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9年顺差回落。1999—2003年(最近一轮波动的上行区一段)增长缓慢。经过恢复,到2005年跃上8000亿美元台阶,到2007年跃上20000亿美元台阶。

展示改革开放以来30年中国出口额环比增长率与GDP环比增长率的走势对照。由于我国没有编制进出口物价指数,出口额增长率是按现价计算的,为保持一致,GDP增长率也按现价计算。从整个30年期间看,两者走势之间看不出相依关系,经计算两者相关系数为0·12。而自2001年起的7年中,两者走势表现出较为清晰的同向变化,经计算两者相关系数为0·56。之所以GDP增长与出口增长大致同步,是因为中国在入世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加深。

外贸依存度上是测定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对外贸依赖程度的指标。从看,中国外贸依存度1985年跨上20%的台阶,1991年跨上30%的台阶,2002年跨上40%的台阶,然后迅速逼近70%。这么高的外贸依存度一方面对国内经济是强有力的推动因素,另一方面外部经济波动向国内的传导作用也增强了。2007—2008年上半年,国际市场粮食、能源和铁矿石等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扬,给中国造成了输入式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式通货膨胀。如果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经包括贸易等的渠道传导到境内,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副作用的话,那么最近到来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导致中国主要出口伙伴的需求大跌,造成中国出口乏力乃至单月份的同比负增长,对整个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一个相当大的副作用。贸易依存度不断提升乃至达到目前过高的程度,是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外贸政策的产物。过高的贸易依存度意味着外部和内部经济失衡的风险高,这在目前已有共识。

外资对一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主要是投机性资本或曰热钱,其流动性、易变形和投机性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能够形成冲击力量。在不少新兴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际资本看好经济增长而大量流入,导致国内出现经济泡沫、货币升值打击出口,从而最终使经济基本面因素恶化,外资抽逃导致货币贬值和金融危机,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投机性资本的流向主要为外向,即资本外逃。到亚洲金融危机时,因为预期人民币贬值,资本外逃量达到高峰。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出于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投机性资本的主要流向又表现为内向,大量热钱涌入加剧了国内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而当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后,投机性资本又呈撤离趋势,这股热钱外流和直接投资企业撤资合在一起,给国内经济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热钱的国际流动既可以通过投资途径也可以通过贸易途径,惟其数量很难准确计量,大多数学者也只是估算。刘树成等(2005)认为热钱属于非FDI,并提出测算非FDI的方法,即以国际收支表中储备变动额减去经常项目差额,再减去FDI差额。国际收支统计的金融账户分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储备资产。上述算法是把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都归为非FDI,但其中有多少是正常的证券投资和信贷往来,又有多少是热钱,很难分清楚。美《商业周刊》2006年5月29日刊登文章说,经过大量的假定和推断得出: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只有350亿美元,另外670亿美元是隐藏的非贸易资本流入。Ferratino等(2008)提出在中美贸易中进出口商通过低报或高报通关数据,来达到其规避国内税负和关税、转移价格和洗钱的目的,并对这种行为给双边贸易数据差异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

还有一个贸易贡献和拉动作用的测度问题有待于纠正。有关方面按照本文前面列出的支出法GDP的组成公式分别测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和拉动作用,其中贡献率=各分项增量/GDP增量,拉动系数=GDP增长速度×贡献率。这样的算法对于投资和消费没有问题,但对于贸易则欠妥。这等于说贸易顺差对GDP是正面贡献和正向拉动,而贸易顺差对GDP是负面贡献和反向拉动;贸易顺差越大对经济发展越有利。其实如本文前面所说,并非贸易顺差越大对经济发展越有利,我们不需要片面追求巨额贸易顺差。贸易差额是出口和进口双向流动造成的,即使出现逆差,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对经济发展具有副作用。关于贸易贡献和拉动作用的认识,需要将出口和进口分开看,还需要进一步将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分开看。只是这样的测度很复杂,目前尚未研究出来实用的指标和公式。李军(2008)推导出来计算出口和进口对GDP贡献率的两个公式,但其本人认为“从理论到实际测算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9年要“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进一步增强抵御外部经济风险能力”。“坚持加强政府调控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促进,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内在活力”。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大力拉动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贸易结构,使对外贸易与GDP保持适度的平衡增长,适度降低贸易依存度,有利于减少外部经济不利因素向国内传导的力度,有利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