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意识现代化需要纠正传统法律意识消极因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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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深受“家”与“国”一体化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与“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以及以追求社会稳定为宗旨的政治文化等因素之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形成了蕴涵“无讼”的价值诉求的显著特征。这种法律文化自春秋战国发轫起，便被当时民众所接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以降，尽管中国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之间发生了诸多的碰撞与融合，中国法律文化呈现出近代化的趋势，即西方的一些法律文化因素渐趋融入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即便如此，“无讼”的价值诉求依然是中国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民国孔令贻的《忍讼歌》就鲜明表达了民众的这种“息讼”、“厌讼”观点。如说：“世宜忍耐莫经官，人也安然，己也安然。听人挑唆到衙前，告也要钱，诉也要钱。差人奉票又奉签，锁也要钱，开也要钱。行到州县细盘旋，走也要钱，睡也要钱。约邻中正日三餐，茶也要钱，烟也要钱。三班人役最难言，审也要钱，和也要钱。自古官廉吏不廉，打也要钱，枷也要钱。唆讼本来是奸贪，赢也要钱输也要钱。听人唆讼官司缠，田也卖完屋也卖完。食不充足衣不全，妻也艰难子也艰难。始知讼害非浅鲜，骂也枉然悔也枉然。始知讼害非浅鲜，骂也枉然，悔也枉然。”[1]《忍讼歌》所描述的现象虽然并非完全符合社会现实，但它非常形象地刻画了民众力图远离“诉讼”的心态。在这种以追求“无讼”为尚的法社会背景下，民众对法律往往采取远离的态度，他们的法律意识水平低下是可以想见的。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法制建设事业领域我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根据梁启超的观点——“法律不是创造的而是发达的”[2]，这种倡导“无讼”的法律文化特征不仅没有因法律制度的近代化历程而消失殆尽，反而被当前中国社会所因袭与继承。尤其在乡土社会[3]中，这种“无讼”的法律文化特征表现地更为明显。当然，这种法律文化传统对维护当时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从法律意识现代化层面着眼，它的消极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对法律的无知是导致法律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法律既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又具有调整人们社会行为的作用。它规定了人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以及对个人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做出预测。换言之，法律能够起到指引人们行为方向的作用。它在当前民众的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传统法律文化因素的影响，必然导致民众对法律采取逃避态度，这样做的直接后果便是导致民众法律知识的匮乏、法律意识低下。现实生活中因对法律意识低下而导致犯罪的个案举不胜数。下面仅择其中两例来证明这一观点：案例一：2002年10月20日3时作用，某派出所办案民警将以刘某为首的5名盗窃犯罪嫌疑人抓获，带回当地派出所内连夜突审。民警陈某、徐某、尉某负责对刘某进行询问。在审讯过程中，上述三位民警均对刘某进行了刑讯逼供，最后导致刘某胸部左边肋骨骨折6根、右边肋骨骨折1根，身上有多处创伤、皮下软组织损伤出血，最后刘某因创伤性休克而死亡。[4]案例二：2005年12月20日，昆明市嵩明县、年仅40岁的农民工邓树贵不堪忍受工地日以继夜的高强度工作，劳累而死。邓树贵在昆明市第一建筑公司的小麦溪工地上“打震动棒”——一个很多建筑工人干不了、也不愿意干的“累活儿”。邓树贵为多挣工钱，最长一次连续在工地上“打震动棒”50多个小时没有回房休息，工作时间最少的一天也有9个多小时。据包工头李山说，许多工人为了多挣钱，他们都完全自愿加班在案例一中，民警陈某、徐某、尉某在询问犯罪嫌疑人刘某的过程中动用了暴力，最后导致犯罪嫌疑人死亡。这种行为是我国《刑法》及《刑事诉讼法》中都严以制止的。执法干警竟然顶着国家的法令而不顾，频频进行刑讯逼供，其主要原因何在？尽管其中原因是复杂的，但“侦查人员观念的落后，只要有人控告，他脑子里先入为主进行了有罪推定”[6]，然后按照传统的刑讯方式进行询问。究其内涵，还是“有罪推定”的传统法律意识在作怪。随着法律意识的发展，“无罪推定”已经成为我国各界公认的原则。而某些执法干警由于对现代法律知识知之甚少或法律意识淡薄，从而触犯了刑法。在案例二中，表面看来，包工头为追求个人利益，不顾我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任意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置工人的身心健康而不顾，是导致这场惨剧的主因。而从包工头的谈话中，我们也能清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包括包工头、工人邓树贵本人以及其他多数供他人在内，都认为只要工人自愿，即便累死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他们的法律意识之淡薄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可以这样说，民众法律意识淡薄是造成这场悲剧的主要原因。[3]按照梁治平的观点，“今天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不但比之于100年前已经全然不同，就是与费氏写作《乡土中国》的1940年代相比也有了极大的改变。乡土社会一直是在蜕变当中，而且今天仍在变化之中，只是，所有这些变化尚不足以使它消逝。近年出现的意义重大的乡村工业化并没有带来城市化，而是造就了一批‘半工半农的村庄’（黄宗智，1992：291~304）。换言之，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乡土社会’的轮廓依然清晰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