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对社会信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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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开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一点：从整个社会层面上来理解，市场不是一个纯经济学上的概念，而应将其视为人们有自主选择机会的社会状态。换言之，就是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活动自主地选择从事某种行为或不从事某种行为的社会状态。市场经济也不仅是一种经济形态和经济运行模式，同时也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所采取的一种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文明方式。而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文明方式，对社会信任的不断发展完善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现代市场经济对经济主体的独立地位的确立从客观上推动了社会信任的建立。

与前市场经济相比，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已被历史的实践所证实，并成为我们的共识。与此相联系，市场经济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信任的不断完善，同样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众所周知，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是金字塔式的等级关系，社会通过强制力保护等级制度及其对财产的任意占有和使用。而在市场经济的市场中，每一个参与市场活动的人都是有着自主权利的主体，人们之间的关系是自由、平等的，彼此有着对等的权利和义务，公平竞争地参与市场活动，享有相互对应的公正的权利与义务，从而熔解了自然经济社会遗留下来的人身支配关系和奴役关系。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使每个商品生产者、经营者都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独立目标、独立价值追求的真正意义上的主体，他们可以自主地使用属己的生产资料并决定经济行为，并对自己的活动承担道德与法律的责任，从而形成了有一定经济基础支持的经济领域的独立个体。因此，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为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提供了客观的价值尺度，把人从过去的自然经济时代的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把个人从以往等级的社会身份中分离出来。不仅如此，市场经济也破除了计划经济中人为的分割和封锁，使市场走向开放。全面开放的市场日益强化着国家之间、民族之间、部门之间、生产经营单位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从而使人在平等的多层次的交往中形成较为丰富的社会关系，同时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遇。市场经济打破了血缘、地缘对个人的限制与束缚，使人们的流动性增大，个人的自主性、独立性不断增强，人们不必再长期依附于某一个特定的地方，而是可以有所选择并建立起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人的存在模式必将经历从“家庭人”、“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过渡，而越来越成为“社会人”。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回归到哈耶克所谓“扩展秩序”的过程中的社会，人们已经从被毫无弹性的制度焊接在组织的网络中解脱出来，不再只是按照组织系统为其规定的方式进行行为或思想。在这样一种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下和自主自愿的契约关系中，真正意义的主体间关系即平等的主体之间对彼此主体地位、利益、权利给予理解和尊重，以及在相互沟通、相互理解中形成的对双方都有效的原则和规范，才被真正确立起来，这是形成人类社会共同感的根本前提，也是社会成员相互信任关系建立的真正前提。它是一种自主性责任性的信任，而不是过去的义务性的被动性的遵守规范，这就从客观上推动了社会信任的建立。

第二，市场经济培养锻炼提高了主体的责任心和风险意识，也养成了主体必须学会信任别人与生人打交道的能力以及知法懂法用法律保护保护自己合法权利的能力。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迷失在国家迷雾中的多元利益主体重新获得自我发现，被泯灭的权利意识亦因利益的不断刺激而被唤醒并逐步发育成熟。然而权利与责任是辨证统一的，没有无权利的责任，也没有不承担责任的权利，权利总是内在地包涵着连带着相应的责任，只想享受权利带来的自由和好处，而不愿负担义务和责任的“自由骑士”，不会成为现实的权利主体。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经济自由权利和政治自由权利的普遍享有，从责任的角度意味着个人一旦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就必须自己为自己选择的结果承担责任，而不能再将自身行为的责任推给集体、国家和社会。具体说来，在经济领域，个人有了经济的自由选择权利，就要自己承担经济的风险：个人经营失败，不论有多少客观原因，政府也不再有责任伸出援助之手，而只能自己吞咽破产倒闭的苦果；合作合资不成功，政府不会去承担责任，甚至连出面调停的角色都不会充当。在政治领域，个人在享有政治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对自己的政治选择负责：既然政治权力的承担者都是通过公民选举产生的，那么对于这些掌权者所做出的政治选择，无论其适当与否，选民都不能完全推脱自己的责任。在社会领域，个人自由选择机会的增加使得个人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一个人的从业、收入、医疗、住房、养老等工作和生活的几乎一切问题都完全依赖于工作单位加以安排和解决，而必须对自身生活的保障承担更多的责任。在文化领域，个人在文化创作方面的自由权利，也使得个人必须对自己创作的文化作品及其所负载的信息传播行为承担责任。对于个人来说，这种责任无疑是一种沉重的压力，但同时也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它反向强化了人的风险意识，也锻炼了责任主体知法懂法用法律保护自己合法权利的能力以有效规避风险从而在陌生人社会建立信任关系的能力，这也对社会信任的建立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和正强化作用。

第三，市场经济使得交往普遍化，节约交易成本的内在要求对社会信任提出了普遍的要求，促使了信任的供给。

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经历史阶段，使人的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在非市场经济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是基于血缘或类血缘（地缘、职缘）共同体基础上的，这种交往方式的狭隘性决定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只能是一种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因此，传统社会人的日常生活总是要受到“在场”的域际性活动的支配。而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后则是通过对“缺场”活动要求的培育，将人的活动日益地从地方性场景中“提离”出来，放在了一个脱域的环境中。特别是通过人的交往手段的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乃至否定了传统的熟人间的社会交往方式，将人们置于一个广袤无垠的超越交往活动具体场所限制的，并跨越距离时空分离基础之上的交往世界之中。在这种“缺场”的全球背景下，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并不要求每一个人与世界上所有他人面对面的“在场”直接交往，而是通过信息化的媒体符号标志系统的不在场的“在场交往”。这种时空分离基础上的交往方式的改变，扩大了人际交往的空间与范围，使得交往普遍化，“相逢何必曾相识”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这是现代人个体社会化程度提高的标志，它为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和全面发展创造了优越的现实条件。但与此同时，节约交易费用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如上所述，社会信任度与社会交易成本之间成正比关系，高度的社会信任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社会运行效率、节约交易费用的最有效途径，这就决定了建立高信任度的社会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进而促使了信任的供给。

第四，讲求信任和诚信是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法则自发作用的必然结果。

市场经济机制的有效运作是通过市场竞争来推动的，是凭借竞争来完成其资源配置优化功能的，而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是全面、持续和公平的，即所有参与竞争的主体都必须承认和接受竞争的规则，不允许任何人凭借社会特权取得收益“附加权”和亏损“豁免权”。竞争对市场主体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社会信任的自动供给机制。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方面，竞争是推动个体不断前进的一种巨大精神力量，它充分调动起人们的智慧和潜能，有助于其树立必要的自信心。而自信无疑属于信任的一个层面，即信任自我。何谓自信呢？自信，是人对自我的一种肯定。自信心就是积极地、有效地表达自我价值、自我尊重、自我理解这些内在情感。它是人的内在的力量与品格，它往往使人保持一种“心理的自由”和永不枯竭的进取心和创新精神，而这也正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另一方面，市场竞争是公平的竞争，是在规范的经济秩序中进行的。它对人们的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约束，要求信息公开、遵守游戏规则，拒绝欺诈，排斥投机取巧，鄙视一切不守信用的行为，这些都自发地促进了社会信任的提高。诚如美国伦理学家R.T.诺兰所指出的：“没有不断的竞争威胁，生产者就会固步自封，其产品就会以次充好，他们也就再无降低商品价格的积极性。竞争是对自由道德意识的强烈刺激，它鼓励而不是阻止个人对其行为负责，培养一种切实可行的责任体系，并给人强加一种道德责任感，以作为维持生活标准的一种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规范的自由竞争市场中，拥有最终的“裁判权”的是广大消费者，而消费者只会把货币“选票”投给最诚实守信、货真价实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所以他们之间的竞争从本质上看正是在竞争消费者对他们的信任，竞争诚实守信。这样一来，诚实守信就会从大多数市场主体在自由竞争中被迫做出的一种被动选择和被动接受变成他们战胜对手赢得竞争优势的有力武器和自觉行动。由此可见，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不仅会产生对信任的强烈内在需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形成信任的自动供给机制。

第五，市场经济促使了各种规则的完善，使得系统信任成为可能。

相对于前市场经济而言，市场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它以经济主体多元化、经济关系契约化为特征、以竞争为基本的运行机制；它排斥行政权力的直接介入却又不能缺少国家的宏观调控与管理。市场经济的这些特点，客观、内在地要求有一种以平权和公平为特质的运行规则，来确保它得以顺利建立和正常运转。而能够担此重任的运行规则，只能是产生于现实经济生活却又与现行经济活动密不可分的法律制度。从此意义上讲，现代市场经济是规则经济，或者进一步说，现代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严格地说，是法治经济。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一切经济关系、经济活动和市场主体的行为都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全面规范并依靠法制的完善、强化和有效实施来加以引导、规范、约束与矫正，这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各种规则各项法制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动因。而日益完善的各项规则制度为使系统信任成为可能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所说：“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