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宏观管理战略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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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不断变换的世界经济环境，相机调整对外开放进程及其指导方针，已成为我国实现开放型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经验。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通过调整出口贸易政策和保持适当的人民币汇率水平，成功地避免了我国本已严重的出口贸易形势持续恶化，同时在世界各国中树立起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重新启动并阔步推进了同世界贸易组织主要成员之间关于入世的双边谈判，从而创造了中国深度融入全球治理架构的历史性机遇。

当前，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及其影响不断加深和蔓延，经济的全面复苏尚需时日，而且日益显著地影响着世界贸易流动。根据WTO的预测，世界贸易将在2009年出现急剧紧缩，实际下降幅度将达到二战以来创纪录的百分之九的规模①。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长期内需不足的事实使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战略地位不容忽视。金融危机不仅使主要出口市场需求萎缩，更为重要的是诱发了我国对外开放的一系列环境变迁。因而，系统深刻地认识新型金融经济的发展与运行及其对全球经济和世界贸易的复杂影响

尤其是对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的国际贸易的影响（Dooleyetal,2009），而不是沿用原有囿于实体经济的分析路径，判断我国外贸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何种质的变化是当务之急，有利于推进出口产品和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为后危机时代出口贸易管理的战略调整提供准确的依据。

一、金融危机改变了我国外贸宏观管理的全球环境

国际贸易正面临着源于金融危机的全球环境变化，具有丰富的贸易政策含义，并对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发展的战略和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挑战。

1.来自需求面的分析I：金融经济对实体经济新的影响机制本次的全球经济危机表明，金融经济对实体经济新的影响机制已初显端倪。众所周知，1929-1933年首次全球性经济大萧条爆发时，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物质内容十分单一，仅限于商品市场和商品贸易，因而采取的措施也全部针对实体经济。战后的国际经济活动日益丰富，不仅经常项目中的服务贸易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迅速崛起，而且还拓展至资本项目，这是工业国工业化高级阶段一个相对于实体经济的新兴部门，即金融经济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必然延伸，其必然结果就是金融经济开始在各个层面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以有形商品为基本物质内容的国际贸易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金融经济的影响。

第一，全球性不平衡获得了新的稳定的地区分布。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揭示的商品市场均衡规律表明，一国商品市场均衡状况及其决定要素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就业水平具有较高的储蓄倾向和较大规律的储蓄数量；尽管边际消费倾向趋于下降，但较大规模消费数量的支持可以保证较高水平的商品市场均衡。然而，战后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为己任的典型的“凯恩斯政策组合”，推动发达国家长期实施低利率和刺激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以至于在商品市场上最终出现了消费大于储蓄的失衡的长期趋势。

与此同时，以若干新型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高速经济增长中积累了大规模的储蓄。它们在提高自身商品市场均衡水平的同时，仍出现了超过本地投资的储蓄余额，并通过货币和资本市场流入发达国家，矫正发达国家商品市场中主要表现为投资大于储蓄的失衡，从而建立新的全球商品市场均衡。新型全球商品市场均衡的重建对于世界贸易流动产生了深刻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将货币市场的因素引入世界市场均衡的构造，从而促使贸易政策和贸易流动同货币市场联结起来。这将为后危机时代我国贸易政策和贸易战略的调整提供更为广阔的运作空间。

第二，商品贸易在继续保持供给刚性的同时，而需求和价格更易于波动。在提高市场效率的同时，金融经济以资产价格变化为主要杠杆、以极其灵活的方式和手段创造财富和需求，并在实体和金融经济间灵活地转移需求，这就不可避免地加大了世界贸易发展所面对的需求条件的微妙影响；与此同时，金融经济日益渗透到商品市场的交易，提供了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代表的新型交易手段，加剧了商品市场价格的波动性。最为典型的是石油等大宗商品通过期货交易显示出价格易于波动的特性，这些大宗商品的行情和价格的波动往往通过商品生产和贸易的价值链实现全球传播。在实体经济提供的商品供给依然保持显著刚性的条件下，我国出口贸易的宏观管理必将面对外部需求较强的波动性，构造出从根本上有别于传统经济运行的需求波动机制。

2.来自需求面的分析II：金融经济导致宏观需求和货币流动性管理更趋复杂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经济通过部门创新和工具创新构造出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庞大金融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除了银行部门传统业务外，还有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加上花样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以及银行部门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使得金融经济的结构与运行变得异常复杂。一方面，生产、货币和商品资本通过信用关系和其他金融或公司财务手段延伸为金融经济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公司治理结构的多样性使得社会再生产过程吸收了更多的金融经济成分，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与此同时，金融等服务部门创造财富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债券及股票的承销、二级市场经纪及自营业务、资产管理、投融资咨询及财务顾问等金融创新业务，加剧了金融经济对实体经济失衡的放大作用。根据IMF的估算，本次金融危机造成的资产损失首次扩大到非银行金融部门，其份额高达40%②。著名学者埃德斯坦认为：“金融经济具有异乎寻常的获取资本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却是建立在未来现金流现值的先验估算基础上的，已不再依据过去已有的财富”③。金融经济创造财富的核心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实体经济占绝对优势比重的国际经济的风险生成、承载和规避机制。

金融经济的深化使得宏观层面的流动性管理面对更加复杂的环境。金融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导致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失衡经常出现，着眼于消除流动性不确定因素的宏观管理政策具有依托公营部门的便利，却又难以确保产生与私营部门相同的政策反映和市场预期，加之在金融系统内部信息传递的复杂性，导致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开始发生变异，寻求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努力面临新的挑战（Ca-balleroetal,2009）需求管理效力的不确定性在整体上影响全球贸易流动。与此同时，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一旦生成，结算银行经常整体降低对外开放度，增加贸易融资的困难，妨碍国际贸易的正常开展，以至于如何增加贸易融资业已成为今年四月召开的G20伦敦峰会的议题之一。上金融经济发展的伴生物，使得国际贸易显现的新风险甚至远远高于国际贸易结算中的回款失败，而不管其是源于国家层面的国际收支失衡，抑或是企业层面的信用证欺诈行为。

3.来自供给面的分析：全球化新趋势的微观景象

全球化在继续加快商品、资本和其他要素国际流动的同时，还全面介入以致广泛分解企业价值链。国际学术界的学者和部分政策制定者已经注意到这一新趋势，并着手研究这一新趋势及其对本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新影响。首先，全球化新趋势使厂商价值链被众多经济体和单独关税区不断分割。过去世界经历的国际分工大多限于水平分工，即便是垂直分工，也多数表现为中间产品或大部件生产的国际分工。不同的国家都在从事自己产品的发展，最后参与分工的依然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物化形态的产品，而当今全球化已经向企业价值链广泛渗透，推动供应商价值链在研发、生产工艺、营销和人力资源等环节全球动态配置资源。

其次，供应链不同环节价值增值活动的生产率水平和市场衔接程度差异明显，增值边际的配置比例也随之发生变化，只要国际市场行情出现波动，就有可能使企业盈亏平衡表（BalanceSheet）进入以至突破临界状态，迫使企业退出国际市场，从而导致贸易流动的变化和贸易流向的改变。当前全球性衰退中，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降幅显著地低于新兴经济体，并有明显的收窄现象，而新型经济体的出口贸易波动幅度显著地高于发达国家就是明证。

再次，全球化新趋势使国际贸易流量的科学预测复杂化。缘于贸易流动中与日俱增的全球供应链的出现和能动介入，贸易量的紧缩和扩张不再是一个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贸易流动变化的问题。在全球供应链广泛介入的条件下，任何一种经过生产过程的产成品和最终产品中的零部件都在每次跨界流动后获得了计算。避免这一现象的惟一办法，就是以生产过程每一具体阶段的增加值为对象检测世界贸易流量；可实际上，贸易流量的观测和统计不可能具备全面系统的信息条件。这样一来，因全球供应链介入导致的贸易流量变化，并非直接表现为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中的收入和就业，而且就业和收入的连带和乘数效应也远比基于统计意义的直接测算来得间接和复杂。因此，全球化新趋势的微观景象不仅反映了贸易流量检测中的新困难，而且还隐含着国际贸易对国民收入的决定机制出现了尚未获得广泛认知和充分揭示的新规律和新现象。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外贸宏观管理的调整方向

关注金融经济对外贸发展的内生性，适时加强金融经济监管

可以预测，金融经济发展进程中所暴露的弊端和全球加强金融监管的呼声，必然推动后危机时代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国调整金融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运行方式，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会根据本次金融危机暴露的种种矛盾，规划本国新兴金融经济的发展。但需要注意的是，金融经济在世界经济的深度介入及其与实体经济间的互动所强化的长期趋势难以逆转。尽管新兴经济体在利用多年来出口规模扩大形成的庞大外汇资产积淀，参与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解决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时，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包括增持危机策源地的主权债权和增大相关国际组织的运行头寸，扩大和提升了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参与度和地位，但在相当时期内，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金融经济发展仍将局限于市场调控活动。只要新兴经济体民间资本的金融经济活动未能上升至优势比重，金融活动的国际化未能同伙伴国的私人部门相对接，金融经济就不可能替代实体经济成为其参与全球分工的新的优势部门。因此，依据比较优势定律，囿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定结构，我国仍将主要立足于实体经济参加全球分工，尤其是同发达国家分工的格局在短期内难以改变，而早已深度介入国民经济的金融经济将成为我国未来出口贸易发展环境的内生变量。

2.适应经济周期性的阶段性特征，相机实施外贸宏观调控

较之传统的经济萧条，由金融经济驱动的世界经济周期，在整体上和周期的不同阶段上均具有明显差异。在传统经济中，实体经济是经济的主体，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主要来自实体经济本身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当金融经济深度融入国民经济后，金融经济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金融衍生工具、银行部门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等形式，增强了企业融资能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财富创造方式，但同时又造成流动性失衡、流通及支付手段失衡，当这种失衡超出临界承受范围时，便形成金融经济诱发的金融危机，进而扩散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虚拟经济体从低迷到高涨形成泡沫，再到泡沫的破灭，每个阶段都将通过资金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流动而对实体经济形成冲击，通过影响居民的收入总量、收入分配方式和预期作用于社会需求。金融经济融资功能影响着企业的融资能力、资产价值和扩大再生产能力，进而影响着社会供给。因此，应当重点分析和把握新兴经济体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变化的一般规律，分析宏观调控在新兴经济中的传导路径和作用方式，把握金融经济诱发的经济周期性迥异于传统经济周期的特征，建立和实施灵活的、相机抉择的外贸调控机制，实现经济的内外部均衡和长期可持续发展。

3.把握各地区和部门均质开放的机遇，建立国内外需求的统筹调节机制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对外开放进程，本质上构成了我国整体经济转型实践的一部分。为了满足渐进式经济转型的整体战略部署，我国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事实上践行梯度开放战略。部分地区和行业率先开放，开创了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内经济的“贸易品部门”，与原有体制和未开放的“非贸易品部门”相对应。这使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呈现出完全不同于“林达假设”④的特定语境，即一国的生产首先用来满足国内需求，形成核心竞争力和潜在的全球品牌后再推向世界市场，体现在国内部门和地区间的外贸发展则显示出明显的均质性。美国等发达工业国的全球化进程，就是一条“林达模式”的开放道路。我国已进入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新阶段，这一重要战略转型表明我国已进入依据比较优势，在不同部门和地区，多个层面全面推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基于地区和部门两大层面的均质性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条件业已成熟。国际经济学意义上的“林达模式”在提供均质性开放型经济发展条件的同时，必然赋予厂商和政府统筹协调内部和外部需求的重要功能，从而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动态均衡。为应对金融危机所呈现的全球化新趋势，统筹国内和国际需求应不再局限于政府决策层面，还应扩大到厂商管理架构、渠道建设和全球价值链的互补配置。尽管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固有消费模式，使国内市场需求在诸多方面不同于其他国家，但仍应整合价值链的功能，包括研发、制造、分销和公司治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环境的这一重大转变，为调整外贸发展战略、企业组织及治理结构提出了新的工作任务。

三、后危机时代我国对外贸易管理的政策建议

1.统筹运用金融、货币、主权信用等手段，创造良好的对外开放环境

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衰退和需求骤降，其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大有泛滥之势，金融危机策源地尤甚。即便是后危机时期，针对实体经济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不会销声匿迹。因此，立足于发挥我国比较优势，进一步扩大出口，应当认真研究金融经济同实体经济的相互依存机制，从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新的平衡视角，调整我国同主要伙伴国经贸关系的新思路，改善我国的出口贸易环境。事实上，尽管当前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国内需求萎缩，失业率上升，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日甚，但主要工业国尚未将贸易保护主义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究其原因，就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持有的危机国家政府债券的任何异动，都有可能影响以至决定该国治理金融危机的效果和经济复苏的趋势。因此，可以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巩固的国际收支地位和物质基础，灵活和统筹运用金融和货币特别是主权信用手段，通过国际商务谈判中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间的综合补偿，谋求长期宽松和协调的出口贸易环境。

2.整合全球分销网络，建立动态配置和调节需求的新机制

全球分销实践表明，一个遍布世界的跨国供应链和营销网络，可以在不同经济体间调剂加工需求和终端需求，从而最大限度地缓解大部分产业和产品的销售约束。例如：沃尔玛的全球配送体系既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灵活地选择供应商，又可以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相机配置终端销售。因金融危机的冲击，今年一季度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幅度的出口下降，但大部分主要商品在出口市场上的销售份额并未下降，不少商品甚至有所上升，凸显出经济危机时期，大多数消费者将购买力转向低成本零售商的“沃尔玛效应”。这表明，我国比较优势决定的出口竞争力仍然存在，构建一个能够全球动态配置需求的分销网络，将有助于实现和保持出口竞争力，继续发挥出口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引擎功能。然而，在这一点上，我国企业做得并不好。虽然我国企业已从单方面引进外资转向实施“走出去”战略，但大多数企业境外投资仅限于单一的资产保值增值目标。尽管部分大型中央国有企业着眼于世界市场，制定并实施了海外战略投资计划，但主要是为了解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大宗资源供应（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尚未针对全球经济新格局和我国出口形势的新变化，制定全球分销网络的境外战略投资计划。

构建全球分销网络，需要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企业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实现在世界范围内灵活动态的配置需求和终端销售，企业必须充分认识全球分销网络的重要性，将其上升到对外投资的长期战略目标；其次，企业只有分清在全球分销网络中，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实现的价值链活动特征和环节差别，分别确定各自的重点，才能依托全球分销网络的桥梁作用，实现内需和外需、国内各地市场需求、全球不同经济体的进口和零售需求的动态调剂；再次，要充分发挥全球分销网络广泛的市场渗透和零售连接功能，将获取订单、品牌管理、销售营运与管理等活动融为一体。从政府层面看，构建全球分销网络需要商务部等相关管理部门认真分析我国制造业和大型零售企业物流和配送网络建设的现状，制定政策，分类指导，循序渐进，建立起由我国企业主导、主要经营我国出口产品的全球分销网络。

3.加强新兴贸易品部门的监控

金融经济的迅速发展早已突破国界范围，带动了国际服务贸易的扩张，影响着相关实体经济部门及产品的市场运行。以金融经济为代表的新型服务贸易部门提高了市场效率，但创造财富和服务提供的独特方式，使风险生成与扩散机制复杂化和隐蔽化，控制难度显著增大。因而，我们必须加强对新兴服务贸易部门进出口的科学检测与调控。金融经济等新兴服务部门通过三种方式影响一国经济和市场，包括数量传递、价格传递和数量价格混合传递等。通过扩大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范围，金融经济可以数量传递方式传导外埠风险，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和广泛运用则表现为典型的价格传递。尤其是一国股票和期货市场的剧烈波动往往仅通过价格行情本身，而非商品的实际流动影响其他国家的相关市场变化。例如，由于近年来美国战略利益集团利用期货业务操纵世界石油和贵金属市场，使得上述商品市场的运行更多地表现为金融经济活动的影响，而非商品价格的实际变化，同时带动实体经济和国际贸易中现货市场的行情出现剧烈波动，而外部市场的价格传递通过国内相关厂商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实现一系列的“价格穿越”行为，显著影响着相关企业的成本结构，侵蚀着企业财务的稳健性，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增加了诸多不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