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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随着我国国债规模的不断增大,对于如何确定国债的适度规模,理论界展开了广泛的探讨。本文就是在这些探讨的基础上,从金融经济角度对我国国民经济与财政现状的应债能力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并对我国国债适度规模作出定量判断。
一、从金融经济的角度分析国民经济应债能力
国家债务负担率是反映国民经济应债能力的基本指标。从金融经济的角度出发,我国国家债务主要以下几个方面构成:1、中央政府的国内债务余额;2、国家外债余额;3、银行不良贷款等隐性债务。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的准确数据很难得到,于是相关的分析可以采用了国内学者从控制金融风险角度所得出的估计数值进行,即不良贷款占银行总贷款余额比例。目前这一比例在25%左右。2004年至2008年,我国国家债务负担率年均达到了20%以上,如果考虑到银行不良贷款,那么国家的债务负担率一下便上升至45%以上,2008年甚至超过了50%。
虽然,这个比率还低于美国等一些政府赤字很高的发达国家,同时也低于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其联盟内国家所规定的60%最高限国债负担率。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国家国债负担率还不足以真实地反映转型期国民经济的应债能力。主要原因有两点:
(1)发达国家的国债负担率虽然很高,但是他们的财政收入所占GDP的比重也相对较高,一般可以达到4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50%。而且,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都十分强大,国家财力、物力集中程度很高。2000年以后,我国进入国民经济快速增长阶段,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直线上升,由于基数较低,目前,财政收入占GDP比较不过就是30%左右。但是,我国国债负担率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财政收入所占比重的1.5倍多,因此,相比起之前的发达国家,我国国民经济的应债能力还是比较低的。
(2)发达国家发行国债的历史较长,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二级市场,国债的流通性很强。以美国为例,七成以上的国债都可以进入二级市场自由交易。同时,诸如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金融产品的设计与研发能力已经成熟,因此,流通中的国债期限结构和持有者结构也比较合理。再有便是联邦储备银行利用国债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作为主要货币政策调节工具,使得相当一部分国债可以长期稳定在二级市场流通,从而减轻了政府还本付息的压力。但是,我国发行国债的历史不长,目前所发行的又多为凭证式国债,上市流通的比率很小,二级市场的容量非常有限。而且中国人民银行对于国债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才开始五、六年的时间,远远没有形成发达国家国债二级市场上的流通存量,能够稳定地保留在二级市场中的国债数量对于减轻财政负担可以说是杯水车薪。政府还本付息的压力不断增加,对国债的承受能力要低于发达国家。
因此,从金融经济角度出发,目前我国已经存在潜在的债务风险。为此,我国应该放慢国债发行的速度,理性的制定国债发行规模与类型设计。另一方面,要建立起良好的国债流通的二级市场,首先需要化解银行的不良贷款,防范其不良资产影响国家财政的公信力度,同时也减少国家急性的债务余额;其次,要在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之下,不断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降低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缩小两者之间的比重;最后,大力发展国债的二级流通市场,增大二级市场中流通的国债市值,并建立健全国债市场运行机制,快速发展国债公开市场操作作为我国调节货币数量的主要工具,为提高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奠定市场基础。
二、从金融经济的角度分析财政应债能力
一般分析财政应债能力多使用国家预算公布的债务。就目前我国反映财政应债能力的两个指标——国债依存度与偿债率看,两个指标都已经偏高。下文将从金融经济角度对偿债率及其后果作进一步的分析。
由国家统计局所提供的我国国家财政债务收支及偿债率的数据上看,除了2004年以外,其他年份的国债偿债率都突破了国际上公认的8-10%的警戒标准。2008年,我国的国债偿债率竟然达到了23.8%,超出警戒标准一倍多。同时,2004年至2008年,我国国家国债债务规模由1175.25亿元上升到了3310.93亿元,债务的利息支出由499.36亿元上升到2352.92亿元,财政收入中用于还本付息的比例急剧上升,2008年已经超过70%。这表明,我国的国债发行已进入到一种以“新债还旧债”恶性循环模式之中。
凯恩斯的经典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政府发行国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把储蓄转化为投资,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一般情况之下,储蓄是收入流量循环模型中不被经济吸收的部分,如果不把这部分重新纳入收入流量循环,GDP的增长就会下降。目前,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时期,需要有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支持社会方面改革的进行。
当下,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处于政府收入与储蓄不断下降,社会公众收入与储蓄不断增加的阶段。我国城镇储蓄总额已经达到20多万亿元,如果能将这部分储蓄投入到国民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来,将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现阶段,我国进入到物价快速上涨,经济发展速度有所下降的发展时期,人们对于通货膨胀有很高的预期,负利率使人们也希望可以找到更多的货币保值的投资途径。此时,如果政府大量发行国债,因为国债的利息高于银行利率,同时也有政府的信誉作为保障,其销售应该不会成为问题。在这一条件下,中央银行便可以慢慢建立起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物质基础,从而有利于加强央行对于金融经济的宏观调控,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公开的市场业务操作的不断进行,可以增加沉淀于二级市场的国债比例,从而既可以扩大政府财源同进又降低偿债率。政府将发行国债筹集到的资金用于国内基本建设项目投资,除了推动经济发展,拉动内需以外,还可以通过投资项目的收益对一部分国债进行偿还,如此,国债发行才可能进入到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数据显示,自1994年政府大规模发行国债以来,国家财政用于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升反降,2010年仅占财政支出的12%,而80%以上的财政支出都被用于了非生产性支出。如果将挖潜改造和新产品试制、农业支援等也纳入建设性支出的范围,建设性预算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仅为25%。有证据表明,一部分生产性财政预算被挪作他用。如果国债发行后增加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满足政府本身的消费性需求,那么储蓄通过政府债务转化为投资的作用发生渠道就会受到严重的限制。
以上对于国债偿债率的金融经济分析表明,我国财政应债能力相当薄弱,财政债务风险正在与日俱增。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途径有两条:一是,在财政支出无法推动偿债机制的前提下要降低国债发行规模,从而降低政府财政还本付息的压力;二是,及时调整国债的限制结构,以发行长期国债为主。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规模以30%的速度急剧扩张,但发行的国债大多为半年至十年期的中、短期国债。考虑到国债总量的政策惯性及以扩大内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要求,在今后要大量压缩国债发行规模并不现实。因此,在不对发行规模作出重大调整的前提条件之下,只能选择改变国债发行的限期结构,以长期国债来替代现行的中短期国债,从而减轻中短期内还本付息的压力,并降低近几年的偿债率,与此同时,应该思考其他途径来增加财政收入,从而降低我国财政体系当前所存在的风险隐患。
三、适度国债规模的前提及判断
由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反映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和财政收入偿债能力指标反映金融经济体系内存在潜在风险时,国债的发行规模(或者结构)就要作出适时的调整。在一定时期内,一国举债规模应该具备以下的前提条件:
1.经济增长水平。一国可发行的国债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时期该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如果在较长的一段时期之内,比如十年,该国的GDP都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增长速度,那么国债规模就可以在此前发行量的基础之上进行稳定的扩张。对于相应的国民经济与财政负担来说,国债的偿债将趋于一个较为稳定值,国家债务风险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
2.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这里说的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绝对数据的增长,另一方面是指在GDP中的比重上升。如果一国的财政收入在一国的GDP中所占的比重越高,那么它的偿债能力也就越强,国债规模扩大的信用风险就会越小;相反,如果一国的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那么国债规模扩大的信用风险就会越大。
3.完善的国债发行条件。在这些条件中包含有较为完善的国债市场、健全的法律法规、高效的发行方式以及合理的持有结构和期限结构等。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如果这些基础条件越好,那么国债的发行规模就可以相对较大。
4.合理的成本收益比。国债成本包括了其发行成本与可能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发行成本一般是指债券利息,国债的印制费、推销费、发行费、兑付费等费用;对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包括了国债还本付息的财政支出压力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问题。另外,由于国债发行还会造成一部分的挤出效应,特别是当大量发行国债后引发了通货膨胀将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效应。而国债的收益则是指由于发行国债增加了财政收入后,财政收入投资于社会建设而产生的各项收益,其中包括弥补财政赤字,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建设资金,取得投资收益等。在经济理论上,发行国债的合理规模应该是满足每增发一单位国债的边际成本与其获得的单位收益相等,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经济学最优规模原理。
如今,对于国债规模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财政借贷关系的范畴,成为了国家对于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度的国债发行规模应该以上述前提作为判断标准,以此确定出国债发行的最优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