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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不能够持续,怎样才能持续?吴敬琏就这个问题提供一些个人的思考给大家。一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二是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它的根源;三是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难点;四是克服这些难点的出路在于落实党的十七大的决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不能够持续,怎样才能持续?近来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议论的热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发展和怎样才能持续发展的问题,不但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今后的走向。
一、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虽然前一个时期在国内有极少数人鼓吹“今不如昔”、现在不如“”时期之类的论调,但是可以看到全世界所有尊重事实的人,不管是对中国采取友好态度或者是采取怀疑、敌视的态度,都一致地肯定中国经济在最近3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有三个最重要的指标:
第一是经济的高速成长。最近3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之下,中国的GDP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长期积弱。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面,GDP增长近14倍。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是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量是世界第三。
第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前的2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粮、布、住房、食用油等基本消费没有任何提高。在最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增长了6.7倍。
第三是减贫取得的成效。我国农村最基本生活未能得到保障的贫民,已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6年的2148万人。据联合国在2003年发表的最新的减贫统计,世界减贫人数的90%是在中国实现的。
二、中国经济现在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曾经一再引用((双城记))开头一段狄更斯描述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期欧洲“两头冒尖”状况的话,指出中国现在情况的类似之处。在社会大转型期中出现了这种情况并不奇怪,问题是我们要认真地去对待它、解决它。不能不承认,这个挑战是很严峻的,所以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向坏的方向发展。
从经济社会生活的现象层面上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资源短缺的程度越来越严重,最近几年一些可贸易资源因为中国需求量的急剧增长,把全世界的价格都抬上去了;至于一些不可贸易的资源或准不可贸易的资源,比如石油,则出现了供应短缺甚至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困难。环境的恶化更不用说了,水的污染、空气的污染以及其他的污染的情况,使得有些地方甚至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这种爆发性的环境危机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环境的恶化。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一个是腐败的蔓延,另一个是贫富差距扩大。这些,都是目前社会经济生活中,天天都能接触到的现象。
从宏观经济的深层结构看,问题的发生可以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过度投资而消费不足。这里说的消费不足,不是说绝对量增长不足,而是相对于投资的增长不足。世界上许多机构的研究结果表明,近30年来中国人消费绝对水平的提高速度,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但是因为投资在以更高的速度增长,消费在GDP中的相对份额不断下降。
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是货币的过量供应或流动性泛滥,而货币的过量供应又必然导致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泡沫的形成或通货膨胀,即消费物价指数(CPI)的上升,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个问题在2007年下半年以来开始浮出水面,进而变成一个人人都能感觉到的危险。
从中长期的观点看,这一问题的危险还在于,它会使我们的金融体系变得非常脆弱,当遇到外部或者内部冲击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系统性风险。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经历过高成长的时期,成就了所谓“东亚奇迹”。但是,它们大多数都因为内外失衡的处理不当,而没有逃脱金融系统的危机,以致损失了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所以,我们必须尽力地防止出现这样的问题,防止我们大好的经济成长形势出现逆转。
三、转变发展模式的难点
问题在于,转变发展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只不过口号虽早已提出,却长期没有做到。且不说苏联早在1960年代后期就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就说我国,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要求在“九五”期间转变增长方式。10年以后,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的经济工作的重心。由于2006年的执行情况不是太理想,所以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
一、第
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第一点,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比如说信贷资源,因为我们的银行体系、金融体系改革没有到位,所以各级政府依然对信贷的发放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再比如土地资源,因为土地的产权制度不明确,依然是由各级政府自由裁量运用。1992年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在确定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时就已经明确,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在资源配置中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我们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所谓市场起作用,就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起作用,因为这种价格是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的。但是现在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不是由市场、而是由党政领导机关按自己的意图在配置。
第二点,把GDP的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不仅在党政机关考核干部时如此,社会舆论也是如此,导致整个社会都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
第三点,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相联。从收支两方面看都是这样。从财政收入看,各级预算的主要收入是所谓生产型的增值税,生产型的增值税跟物质生产部门的速度是直接挂钩的,所以使得我们的各级政府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上。从财政支出看,在前年财政部召开的“财政体制与和谐社会建设”国际讨论会上,一些学者提出了非常深刻的见解,他们说中国的政府支出结构现在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
最后一条,正好是前面三条的反面,就是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压制。这表现在价格没有市场化,很多生产要素的价格是行政定价的或者受到行政机关的影响,而行政定价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因为要素价格压低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而土地、资本、劳动力价格的扭曲促使了资源以浪费的方式进行生产。
四、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如果上面结论正确,出路在哪里也就很清楚了。最后一个问题是,出路在于消除旧体制遗留,建立起一个规范的市场体系。也就是像党的十七大要求的那样,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让市场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在2003年年末开始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中提出了一种完全相反的解决办法。它认为,中国目前遇到的各种问题都是由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造成的,应当摒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回到1976年以前的旧路线和旧体制去。党中央驳斥了这种主张。对应于这种主张,我觉得总书记有三段话讲得非常好,值得我们仔细地品味:
第一段话是:"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第二段话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第三段话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一个问题,现在有一种舆论认为改革过头了,或者改革急于求成,甚至改革的方向不对了。应当就此具体分析一下,看看碰到的问题,到底是因为市场取向的改革造成的,还是由于改革没有到位造成的。比如说,前面讲到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低收入阶层基本生活和福利得不到保障,其中一个原因是社会保障体系迟迟没有建立。这应不应当归罪于改革呢?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说明问题。中国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不完善。
第二个问题,打破垄断,消除微观干预。如今在一些很重要的部门存在着行政垄断的情况,这是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符的。与此同时,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的情况,近年来也十分盛行。打破垄断、消除微观干预,都牵涉到有关部门的权力和利益,所以推行起来非常困难;但是不打破垄断,不消除行政部门的微观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无从谈起。
第三个问题,把我们的市场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虽然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就提出来要建设法治国家,十六次代表大会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而且不只是建立法治国家的问题,还有一个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都提到日程上来了。建设法治国家有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执法。从立法的方面来说,数量是不少的,但是从一些基本的立法看来,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党中央一再强调《物权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基本的法律,但是这个法搞了多少年?13年!如果没有党中央的干预和坚持,很可能就在2006年就给搅黄了。
总之,我们要靠改革开放建立一个好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或许有人会说,你讲的这些都是一些虚道理,群众要的是实际的利益。其实,上面所讲的并不是空洞的原则,所有这些原则都包含着非常实际的内容。我个人在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担任一些工作,信息(IT)产业或者叫做信息通讯产业(ICT)方面的情况接触得多一些。我可以举个例子,说明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基础,中国的信息产业可以顺利地实现产业的升级转型,会给我们的人民、国家带来巨大的、具有根本性质的利益。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提出一个任务,就是搞好市场制度,在这个基础上创建新型的产业结构。
目前,世界的信息通讯产业正面临着一次大的升级转型:一个是移动的宽带化和宽带的移动化,一个是电信网、广电网、计算机英特网“三网合一”,还有硬件、软件、服务融合等等。这些变革实现以后,整个信息通信产业的面貌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说,世界上的信息产业正面临着一个大的飞跃。如果我们继续维持旧的产业格局,像陈志武教授所指出的给外国人“卖硬苦力”过日子,就会越来越艰难。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很值得我们警惕的现象,就是信息产业的增长大大高于GDP增长、盈利也大大高于国民经济的平均盈利的状况最近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这表明,旧模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努力实现产业升级。
那么,我们有没有条件改变旧的产业模式、实现信息产业的全面升级转型呢?我认为条件是完全具备的。我这里说三条:第一,中国有世界最大的信息产品市场。比如说,无论是移动通信网还是固定通信网,不管是网络容量还是用户数量,中国从2003年以来一直稳居世界第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我们就掌握着这种资源。第二,中国有世界最强的硬件制造能力。现在许多信息产业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或者是中国代工的。
能不能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取决于各方面的努力,而这其中政府机构是否能够端正自己的行为将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进一步推进我们的改革,需要各方面的努力。一方面要营造一个好的气氛,实现最近广东省委提出来的,用解放思想来破除旧的思想观念和机制体制的障碍,来推动改革开放和新一轮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也要在这个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大潮里面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最后,我想指出,关键的关键还在于党政领导机关自身的改革。党政领导机关最重要的职能,应当是努力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职能,这些职能都需要完善。我赞成有些经济学家说的,对好的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所谓“有限”,是说它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而不是“全能”的,应给市场提供秩序,提供条件,而不应当去处理微观经济事务,更不应当在市场上有自己的利益;所谓“有效”,是说它廉洁奉公,办事有效率,提供公共产品是低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