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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理论的视角,正确看待我国宏观经济的内在周期性运动规律
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事物发展规律性的理论,对整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做出了基于宏观层面的科学界定。对于人类的经济认识的总体趋势,我们给出这样的认识:即总的趋势不断向前发展,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曲折。纵观近20年来的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轨迹,这种经济周期的起伏波动贯穿始终。事物存在的质、量、度。事物发展中的量变和质变及其相互转化。事物发展中的肯定和否定及其辩证关系。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矛盾。因此,宏观经济的冷热、起伏等周期性问题是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全过程的。
西方经济理论从不同方面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做出了说明。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中存在引起波动的内在力量;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波动不过是随机的和未预期到大冲击的结果;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把波动主要归结为错误导向的货币政策的结果;而新凯恩斯主义者把波动看作来源于经济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原因,不过他们认为现代经济的内在特征扩大了一些这样的干扰,并使其作用持续存在。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几次周期性波动。引起波动的基本原因,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不平衡的矛盾。随着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缓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趋于缩小。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总需求的快速扩张与社会总供给的增长之间存在较大矛盾,因而经常引起社会总供求的失衡。这种矛盾的动态趋势是在不断减弱的,其原因分阶段来看: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需求的迅速增长也带动了供给能力的提高,总供求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推移迅速减小。同时,经济加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也使从政府到社会各方面对加强宏观调控的认识趋于一致,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越来越多地转向通过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对客观经济规律越来越重视,宏观调控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这是经济周期性波动幅度减小的重要原因。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和核心价值
第一,稳定的国家政治格局,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高速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国家保证。现行政治体制,有利于将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广大领土国家有效纳入高度的集权掌控。各种政策能够以最快的效率传达和实施。国家有能力排除各种不必要的超出经济生活之外的干扰,一心一意的发展经济。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完全应该按照这个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实际要求去选择,但是在目前现阶段的中国,这无疑是最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政治制度。全世界对中国政府的信心也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第二,相对健全的综合生产体系和较好的自然资源,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经过建国几十年来,几代中国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工农业生产基础,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也随之有了较快的发展,加上我国较大的国土面积能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自然资源保障。因此,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发展终于经过数十年的积累,步入了快车道。中国近几年来的经济热潮也就孕育而生。
第三,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有政府管理的市场经济。政府的调节和管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进行宏观调控,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第二是超过市场监管,促进公平竞争增进微观经济的效率,保护资源生态和环境,维护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等等。第三是通过财政税收等杠杆,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总共进行了六次宏观经济调控,由于这几次宏观调控比较顺利,成效显著,减少了损失,保证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第四,中国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劳动资源,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巨大力量。中国劳动力后备资源非常丰富,中国不仅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经过实施九年义务教育,青少年一般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中国具有巨大的不断扩大的市场,十几亿人的大市场,吸引着各方面的投资,还有中国基础设施缺口很大,投资机会很多,建设的推进,经济增速快,人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国内居民消费不断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的竞争加快,使中国的市场空间非常大,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最广阔的场所。
三、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国家经济博弈趋势
作为“市场化”的延伸,我国面对的世界经济开放的新特点:一是贸易和投资范围扩大到全球;二是市场制度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采用。然而,经济全球化是“双刃剑”,它给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带来机遇,同时也带来更多的挑战。
1、人民币持续升值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热钱”(HOTMONEY)流入是炒作人民币升值的结果,不能成为升值的理由和根据。“热钱”就是逐利,人民币升值的炒作越大,“热钱”的流入越多,而表面上会形成外汇的积累更快。这样的循环是炒作的结果而不能成为升值的理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外国资本的流入是对中国的各产业以及中国市场和政府有信心的货币选票。但是,这些国外经历过无数风浪的资本和掌控它们的投资人,深知投资具体产业的漫长而艰辛过程,所带来的利润远不及利用经济博弈手段获取的收益高效而轻易,特别是当面对拥有强大政治、资本、人才、信息等优势,经验丰富的外国资本博弈老手们,那些新参与进世界资本博弈游戏中的发展中国家简直不堪一击。这些“国际资本大鳄”欣然享受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为它们提供的饕餮大餐。热钱不具备外汇储备的支付功能,也不为央行所控制。当中国经济有任何风吹草动,特别是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显现出来,“热钱”会快速流出。大进大出造成的冲击可能就不是经济不稳定的问题了。虽然我们有资本管制,但是他们自己有办法进来,就有办法出去。“热钱”靠炒作制造市场波动赚钱,要他们以及专门为“热钱”服务的咨询行业不炒作是不可能的。中国将越来越深地融入国际经济之中,面对越来越多的压力。我们要采取措施化解一些“幻觉”和“错觉”,抓紧汇率暂时稳定的时间,加强银行和金融体系的改革,进行经济结构特别是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
2、中国的房地产热潮,是内外资本、政府与普通民众这四方面交叉博弈的恶果。我们将中国的房地产热潮梳理一下,能够得到以下信息:房地产开发无论对地方政府短期的财政收入,或者所谓的当地GDP增长目标,以及地方基本建设,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那些地方主要官员在房地产开发的热潮中能很轻易的将手中的行政权利“寻租”转化为个人的私利,地方官员受个人利益驱使,参与这种巨大利益的分配博弈,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中国房地产业膨胀的因子。因此,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热潮的私下认同,甚至是推波助澜是情理之中的。
在外资大举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同时。国内开发商对写字楼、商场、酒店等资源型地产项目的投资也愈加看好起来。内外资本为了争夺资本博弈过程中的“制高点”,不惜代价的控制以土地作为永恒稀缺资源的房地产开发行业,加剧了中国房地产热潮的发展势头。中国有句俗语:“神仙打架,凡人遭殃。”正是由于这些强势力量时而互相倾轧、反复争夺,时而狼狈为奸、彼此勾结。使得那些真正需要住房的普通百姓成为中国的房地产热潮中最大的受害者。炒作房地产的不仅是企业,而且有许多个人参与。特别是各地都出现了假按揭现象,有多少这类现象不得而知,但的确有不少高收入者将购买住房作为投资行为。
3、中国股票市场游戏里正上演着一场零和博弈的大戏。造成目前中国证券市场走牛的基本因素有两方面:其一,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这一制度变革,解决了制约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大制度性缺陷,从根本上使上市公司大小股东利益趋同,全流通时代即将到来,大大增加了股民的信心。其二,中国经济的持续向好。一直以来这被看作是股市走牛的最坚实基础。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使股民对中国股市产生良好预期,成为拉动由熊转牛的最重要引擎。需要警惕的是,当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全球流动性过剩的一部分、当中国经济日益成为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一环时,不管是否存在泡沫,大量资金涌入中国股市将在未来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我们需要一个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可是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变为一个充斥着投机和冒险氛围的赌场,繁荣不能是仅仅是一时的需要,那无异于杀鸡取卵、饮鸩止渴。
四、结论
赌徒心理是人性的基本特质,人性对于物质资料(财富)的追求永远是贪婪、冷酷、充满野心的。在追求占有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人们逐步发现,个人所能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物质资料(财富),永远不能满足自己对物质资料(财富)的期望。因此,通过各种手法来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了。因为有社会的基本契约的限制,在一定规则条件限制下的经济市场的博弈,看来是如此的直接简洁并且充满诱惑。当然,更高层次的方法是人们理性的结合起来,采取政治手段或者军事手段进行更行之有效的占有。那又另当别论了。是另外一个话题,在此不作累述。
人类之间这种广泛的博弈行为的结果,就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有实际需求的人没有能力得到物资资料的满足,而那些拥有大量物质资料的人,自身却根本使用不了这么多物质资料。一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健康循环被少数能够掌控财富的人,以物的形式冻结起来(这种物的形式以土地为最普遍、最有效力的手段),社会生产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四个环节中的有机运行机制被人为破坏。那将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的灭顶之灾。回顾上个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爆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究其原因同现在的中国的经济热潮,本质是一样的。笔者认为:“从人类社会形成开始,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事实上不存在量的问题,因为,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条件下,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资源总体上是能满足甚至超出那一时间节点上,人类自身的需求的(如果不能满足,人类也就不能演进到今天的状况)。然而,正是因为人类社会是由单个的生命个体共同组成的,人类自身作为生命个体的自然首要属性同来自人类群落的社会属性构成一对的矛盾,这对矛盾的对立统一的复杂运动过程,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人类的经济生活也是围绕这一核心矛盾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的。所以,人类社会的经济应该只存在解决运动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因为,我们人类所面对的经济现实,从来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乐观或者悲观,那只是因为的心理和心理影响下的行为往往超越了对现实的正确认识。平衡一旦被打破,人们的心理以及为心理所支配的行为会在首先被突破的方向上保持强大的惯性,这种惯性的力量同时有反过来验证人民在事实上看来是非理性的判断,经济运行的正常结构将被彻底破坏。”国家作为这种超越人的生物自然属性的机器,应该对人的非理性经济心理和行为负起责任,进而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