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国民经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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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国民经济活力不足

当前，我国经济出现的问题，主要是需求不足，表现为增长速度相对下降，价格总水平出现负值。但最令人担心的是，国民经济的活力不足。活力最大来源在经济基础，在企业，在各类金融组织，在人民群众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人民群众推动、创造和发展的经济。政府引导作用是重要的，但没有生动活泼、创新开拓的民间基础，国民经济就会活力不足。国民经济增长潜力和实绩，固然是引人注目的，但国民经济是否充满活力，才是更重要的。经济增长不论高一点还是慢一点，通货不论是膨胀一点还是紧缩一点，都不能证明这个经济系统是否有活力。经济大起大落，既可能在无活力的国民经济系统中发生，也可能在有活力的经济系统中发生。经济有活力，增长快慢均正常；经济没活力，增长快慢都不容乐观。

在国民经济大系统中，金融活动有些象是这个有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支持着国民经济大系统的正常运行。前几年，金融机构和金融组织比较乱，需要整顿。整顿使相当多的金融组织关闭或重组，这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个过程，对货币政策传导也产生着影响。可以说，国民经济多年来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问题程度上虽有减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企业和基础金融组织的活力不足，以至国民经济活力不足，是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清理整顿与制度创新，堵与疏，外部约束与内部约束，激励与约束等多种关系，都有待进一步理顺。

现在国民经济活力不足的问题，就其与金融活动的关系来看，主要不是货币数量多少的问题，不是货币政策紧松的问题。就近三年情况看，货币与金融运行中，中央银行的各项措施是及时的，货币政策是正确的，只是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不很理想。其中原因，是货币流动渠道不畅，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体制性的梗阻。货币政策推动了经济目标的实现，但传导机制不灵减弱了货币政策效果。近两三年，货币传导机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比货币供给量影响更大。通俗地讲，我国当前问题，不是没“水“，而是水渠不畅。不是水少造成旱情，是有“水”但渠道不畅造成了旱情。需要讨论的重点不是放不放水，而是如何修整好水渠。换言之，货币传导机制的问题比货币供应量多少更重要。

货币传导机制是以金融体系为依托的，没有健全的金融体系，就没有良性的传导机制；反之，没有好的货币传导机构，就没有可能发展和巩固好的金融体系。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既是货币供应量渗入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过程，又是货币存量与收入流量转化的过程。通过货币政策传导，货币供给量发生增减，对各种产品的价格和产量发生影响。价格和产量变化，又反过来影响货币供给量。渗透在国民经济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国民经济活力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实体经济上出现的结构不合理和供求失衡的问题，既与金融活动存在的问题相关，也是金融活动产生问题的基础条件。货币传导机构出现的问题，究其原因，是货币传导机制的诸多要素缺乏活力，是金融体制性萎缩带来的结果。

二、对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素的分析

通常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析，把重点放在研究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和中介目标以及最终目标上。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确定，是近些年金融体制改革中的一大进步。但是，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不能过分高估中介目标的合理性。没有利率市场化，就没有能判断货币供给合理与否的真正尺度。这里我不讨论货币政策目标问题，想重点分析一下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那些承担传导任务的机构和经济变量所出现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有六方面的问题：

1、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机构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大银行病”，是“动脉硬化”。90%以上的存款在向大银行集中，投资环境不好，贷款风险大资金很难贷出。因此，一度时间，大银行不用央行的再贷款反而还再贷款；大量购买国债不愿卖给央行，胀肚子，消化不良。基础货币投放萎缩，集中反映为大银行上不能吐，下不能泻。结汇渠道和贷款渠道两条大动脉出现体制性萎缩，货币供应自然就下降了。这种情况导致的效应，与美国30年代因银行倒闭而出现货币供应收缩是一个道理。总之，这是货币流动主渠道有了病。从国民经济角度看，就是储蓄持续增长，而投资持续不振，形成了资金的负缺口。二是“小机构病”。基层金融机构困难重重，活力不足，可称之“毛细血管大片溃烂导致失过量失血”。这里既有大商业银行将省市分支机构贷款权力回收，信贷活动越在基层越显单薄。更有一大批城乡金融机构，如城市银行、农村信用社、各种基金会，正在整顿，问题不少。确实是“毛细血管失血”，使县及县以下的经济活动缺乏活力，忙于“救火”，金融支持和服务很难真正有效地开展。

2、传导机制的客体即企业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由于整体经济尚没走出供大于求的困境，因此，相当多的企业缺乏生机，甚至不少奄奄待毙，需要重组或者关闭、破产。作为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货币供给的主要接受者，这样一种状况，大大降低了对货币需求能力，大大降低了银行贷款的信心。现在金融界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国有企业信用等级呈走低趋势，贷款存在“资金陷阱”问题。客观上讲，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转轨中面临的种种困难，并不完全是自已的过失，但并不能因此而不付出改革的成本。为支持国有企业发展，国家要求国有专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给予贷款支持。虽然《商业银行法》的出台和金融风险加大，迫使行政性干预有较大收剑，但以各种名义下来的政策性倾斜贷款，仍然不可能根本上杜绝。而且，越是大型企业，越是贷款大户，行政性干预就越难拒绝。其中，相当部分的企业用贷款去维持和解决生存问题，比如发工资，或者还欠款。这种情况使金融机构行为变异，也使货币政策效果很少达到预期目标。

3、货币政策传导的路径过窄。这里有三条路径可以考虑。一是基础货币投放路径。这是央行与国有大银行关系为主线的，也是与结汇和贷款情况相关的。去年以来，在再贷款上有所作为，使这个路径上基础货币投放有所扩大。面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贷款增量占基础货币比重上升的态势，进一步设计央行的相关举措，进一步引导好大银行的认同，是很重要的。二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这也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发达国家经验证明，金融市场是否发达，对货币政策传导很有影响。但现在我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反映出来的不是对货币政策的正向响应，而是没有反应，或不正常反应。这与我国金融市场现状有关。比如，前两年，银行同业折借市场有行无市，自然缺乏应对货币政策的传导的相应行动。在证券市场上，也多次出现对货币政策比如调利率的无反应，或逆向反应。其中问题还是出在体制上。又如，保险市场银行利率下调后保险公司上存商业银行的保费收入因受到利息降低影响本应减少存款，但实际上不降反升。这些情况，反映了进一步完善贷币和资本市场的必要性。三是财政渠道。当基础货币投放通过金融渠道确实困难时，可以考虑动用财政渠道。财政通过特种融资形式，代替了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直接将货币供应到社会上。（注：请参考我去年在《财贸经济》第8期《通货紧缩、需求不足与政策思路》一文）当然，相对于货币传导其他路径，这是辅助性的路径。同时，这只是货币传导路径，而不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

4、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下降。如果继续用血液循环系统的比喻，那么，在这里出现的是“血粘稠”问题了。反映在货币流通速度，就是相对的下降。我们常用GDP与M2的比例（GDP/M2）作为判断货币流动性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从1996年以来一直在下降，1999年上半年，这个指标为1991年以来最低点。人们持币倾向提高，往来减少，资金沉淀，资金的流动性严重不足，使货币供给量大大下降。这方面，已有若干文章专门进行过论证，这里就不再重复。

5、货币政策传导的动力和信号有失真问题。执行积极的货币政策，除了直接调控时的手段外，间接调控手段往往存在着利益引导机制。当货币政策传导的动力不足或信号失真，由此会引起“血压偏低”现象。以利率为例，现在利率没在完全市场化，重要金融产品流通没有价差或价差过小，就形成不成有力的流通，也就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不力。这两年这个问题有所缓解，1998年央行扩大了商业银行对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1999年将县以下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20％扩大到30％，不久前央行又批准中国银行调高外币存贷款利率等，但利率市场化远没完成，最重要的金融产品如存贷利率，也必须市场形成，才能真正形成货币政策的良好反应机制。其次，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信号，起着调节供求的作用。在调节资金供求过程中，就会出现无效调节、逆向调节或过度调节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看，可以说在货币传导机制中，还存在“神经系统紊乱”的问题。

6、货币政策传导的环境不容乐观。首先是经济形势的大环境，这是最关键的。相对而言，当经济活动旺盛时，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也大大加快；当经济偏冷时，比如出现市场疲软时，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也大大下降了。这就好比，天热了，人的血液循环加快了，反之，就会慢一些。究其原因，经济大环境对经济主体的决策和投资选择影响很大，进而会影响到各类经济主体对货币流的态度，影响到货币政策传导的速度。比如，1999年大环境比较偏冷，既使有货币，但贷出并不流畅。而今年经济形势有恢复迹象，在向回暖的方向前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似乎就通畅一些。其次，是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服务的关系。这也是大环境中的周边环境建设问题，是金融系统运行中最关键的问题。如果协调得不好，不论是那方面位置畸重畸轻，都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忽视金融服务，货币政策就传导不下去；忽视金融监管，货币政策传导中就会出现过度反应，出现过热。就当前存在的倾向看，现在似乎这样讲比较有针对性：没有贷款的增长，不良资产化解难以收效；只有在经济发展中，金融风险才有可能化解。

最后，还有一个货币传导的规模问题需要讨论一下。对货币数量规模判断人们多用M1或M2，并把它们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这个问题讨论很长时间了。我这里只是想指出一个问题，即在发达国家信用工具极为发达和方便下的标志，短期和定期存款，可以视同货币供给。正如西方人身上携带的各种存款信用卡，就可以直接当货币使用。而在我国，信用卡并不流行、普及，使用起来也没有那么方便，因此，存款额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现为可以随时使用的货币。简言之，存款增长就是存款增长，很难直接成为货币供应量的标识。正因为如此，虽然经常我们借用M0、M1和M2比较好的增长，说明货币供给量合理时，却往往会发现，与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反应经常不一致。过去两年情况就说明，真正使人们发现货币供给不足的，还是基础货币这一指标。当然，货币传导规模还有一个放大机制问题，即货币乘数问题，指金融机构通过派生存款机制放大倍数地向社会供给现金和存款货币。这里也不展开讨论了。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与实体经济体制的不健全的相互影响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货币政策，只有信贷政策。资源配置是计划机制。“钱随物走”，“物”由行政确定的，资金供应自然也是由行政或说计划确定。传统体制下体现的是供给管理下的资金需求，与市场经济下的需求管理及其伴生物货币政策不是一回事。这一时期，货币政策传导也因体制特点而很少存在阻滞。货币供给完全服从于国家的物质资源配置，是由经济运动决定，因此货币是内生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不断深入，中央银行调整货币的手段发生了变化，金融宏观调控由直接调控逐步转向间接调控。货币供应总量由完全通过指令性计划控制的变量，变为间接调控下内生性和外生性并存的变量。中国的货币供给机制也初具市场经济的框架，初步形成了“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企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但是，在转轨时期，完备的金融制度和环境还没建立起来，在以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的转变过程中，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受到一定限制。由此也决定我国的货币仍具有很强的内生性。

在实体经济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内生性常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并与实体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的关系。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往往造成实体经济缺血或贫血，国民经济活力不足，无疑会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健全发展；而实体经济体制不健全，国民经济缺乏活力，势必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滞，资金在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间空转，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

（一）从“中央银行—金融机构”这一环节来看，由于金融化程度低、银行体系不完善等原因，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操作上是不尽成熟的，这无疑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效果，从而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健全发展。

1、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并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实行改革。这两项改革将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具有市场经济的含义，并成为金融深化改革开始的标志。但是，央行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还需要一个培育过程，限制了央行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存款准备金方面，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商业银行备付率相对偏高，资金使用不充分，开拓市场、开发客户的内在激励和动力不足。再贴现方面，受经济转轨时期商业票据市场尚未建立、商业信用度很低的影响，商业票据尚不能成为有效的信用工具，中央银行再贴现操作实际上一直处于萎缩状态。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一方面由于中央银行缺乏国债存量，公开市场规模一直难以扩大；另一方面由于转轨时期商业银行体系庞大，资金管理粗放，再加上资金较为宽松，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收回资金容易，投放资金则较为困难。

2、商业银行对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反应不敏感、不充分。作为货币政策传递的主要媒介，国有独资银行的商业化程度逐渐提高，风险约束机制虽已初步建立，但利益刺激机制却不完善，责任和激励的不对称造成在现行条件下放贷者的过于谨慎行为，商业银行更关心的是贷款的风险，而不是贷款的盈利。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整就不再步步紧跟，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利益相违背时，货币政策的传导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阻滞。信贷政策的窗口指导作用，难以真正落实。

3、中小金融机构游离于货币政策传导之外，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变化中遇到的新问题。近两年来，信贷重新向国家银行集中，与此联系，中央银行窗口指导主要面对国家银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全面传导。另一方面，存款向大银行集中，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增长缓慢，为防范流动性风险保持了较高的备付率，金融体系的货币派生能力受到抑制。

4、在转轨过程中，计划手段和市场工具共同作用，增多了传导环节，加大了磨擦系数，增强了货币政策作用的时滞性。货币政策通常存在6—9个月的时滞，但1998年的货币政策运行1年多后，其作用仍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这救险是货币政策的效应时滞已延长。

5、分业管理使货币政策成为央行的独角戏，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上的资金调控与货币政策缺乏有机联系。金融市场发育不成熟，直接融资不畅和货币市场发育不正常，使货币政策失去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传导媒体，货币政策的导向作用不能有效发挥。

(二)资金需求结构与资金供给结构严重不对称，直接紧缩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来源，导致货币政策在“金融机构→企业”环节上传导的不充分。这是金融体制性萎缩所带来的结果。

1981到1996年，非国有经济投资平均年增长率为29.9%，高于同期国有经济的年均20%的增长率。而非国有企业在97、98年投资增长率低于同期国有经济投资增长率0.4和11.6%，仅为8.6%和8%。其中短期原因在预期，中长期原因在体制，在于资金需求结构与资金供给结构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问题。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只有30%，但能在体制内得到70%的信贷资金的支持，降息并不能满足其“投资饥渴症”，国有企业仍然存在大量的亏损，盈亏状况没有根本改变；非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达70%，却只能主要在体制外得到尚未合法的资金，降息并不能提供它们急需的资金，这种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的不对称，使得货币政策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

(三)在“金融机构—企业或居民”的环节上，资金成为一种商品，受有效需求制约，央行想增加货币供应量受市场的限制，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实体经济对信贷的关系由主动的吸纳型变成被动的央行驱动型。

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市场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也是企业发展和经济效益提高的关键因素。由于对经济悲观的预期心理，居民和企业对货币政策所发出的信号缺乏敏感度：（1）大量的普遍的下岗和失业，使公众对支出的预期（包括购买住房、社会保险支出、教育支出等）增加和收入的预期下降，强化了对经济形势发展的悲观看法，增加了货币储存行为，减少了投资和消费，使投资和消费需求均不足，也使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进一步加强了价格的下降。这也是一种体制性的原因。（2）企业经营困难，对经济前景缺乏信心，因此其对货币政策的变化表现为不反映，或不正常反映。随着央行连续7次下调利率，企业投资的直接成本的确明显降低，负担大为减轻，但由于产品销售不畅，企业价格竞争激烈，多数企业生产经营的利润十分微薄，加上企业各种负担仍然沉重，造成社会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投资收益明显减少。在企业对未来投资收益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即便利率进一步下调，银行愿意贷款，也未必能刺激企业的投资意愿。因此，在目前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能力过剩，新的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尚未形成，投资找不到好项目和投资热点的情况下，各经济主体对信贷的关系由主动的吸纳型变成了被动的中央银行驱动型，这种“被动性”，无疑会给货币政策的传导带来一定的阻滞。

另外，微观运行机制未有改善，企业负债率过高，“三角债”又长期困扰，社会信用环境恶化，使银行信贷投入风险增长，阻碍信贷资金增量的投入。银企之间、企业之间过度的债权债务不能到期清偿，形成货币减慢的乘数效应，使货币流通速度大大下降，这是一种体制性的流通速度下降。

四、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行效率的建议

笔者认为，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行效率，可在以下方面做工作：

处理好防范金融风险和扩大银行信贷的关系。改革中政策安排要有辩证法。什么事情都要从两方面考虑，如只强调一方面，就会出现新的问题。比如，防范金融风险，完全正确，但只考虑这一条，就把金融机构管理死了，约束与激励需要对称。其实，金融风险直接源于不良资产比例过高，但更重要原因是贷款的效益太差。化解银行的不良资产，停止贷款是消极对策，还是需要从提高贷款效益角度，在金融资产动态运动中来进行。金融机构整顿，完全正确，但关后门、歪门同时，还要开正门，否则，经济发展会受影响。

扩大基础货币投放，探索央行投放基础货币新渠道。利用好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贷款，合理调控货币供应量。现外汇占款减少，政策性银行贷款减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贷款增量占基础货币持续上升，此时，央行应增加对中小银行的再贷款额度，在保证本息归还前提下，简化手续，提高效率，拉动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扩大公开市场操作，开发新的交易工具，允许承兑贴现票据、CD、大型企业债券进入市场吞吐。为缩短货币政策传导的时间，人总行可否授权省会中支在一定金融机构和期限的范围内对辖内金融机构进行再贷款融资？发展商业票据再贴现，促使商业信用在一定程度上替换银行信用，减轻货币不足时对货币政策的压力。

扩大商业银行对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按央行的设想，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再放开贷款利率，最后放开存款利率，取消对利率变动的行政性限制。逐步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形成机制。

改进窗口指导的方法，加大商业银行对有效益有市场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央行分支行不仅需要搞好金融监管，也有责任为促进和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作贡献。就央行的支分行看，现在一种倾向，即只考虑金融监管，而忽略了金融服务问题。现在需要进一步从法规上明确分行和省会中支行在执行货币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范围和权责。

加快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投资融资体制；自主决策、行为规范、责权利统一的多元投资主体体系；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市场有效约束的融资体系；自主经营、自律性强的投融资中介服务体系；以间接方式为主、覆盖全社会投资融资活动的宏观调控体系。改革的突破口将是政企关系，应将政府管理社会投融资的职能与政府直接投资职能分开，强化企业、个人和社会团体的投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解决国家投资无人负责的问题。

创造条件，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逐步改造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1994年是国家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的第一年，当时我提出转化过程两个阶段的看法，一是国家专业银行走向国有独资银行，第二步将是走向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1994年第7期《金融研究》）第一阶段经过了7－8年，下一步就应在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的同时，考虑其如何走向股份制银行。

改变央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充当独角戏的局面。分业管理，使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受到局限。为此，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应加强协调，提高整体监管水平。一是建立定期磋商制度，及时界定交叉业务的监管责任，解决分业监管中的政策协调问题，二是建立监管信息共享制度；三是要联合组成专门小组研究重大专题问题，及早提出对策。（戴相龙）

进一步开拓农村金融市场，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在经济发达地区，可考虑建立农村商业银行。同时，继续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建立非国有金融机构。

进一步改革货币市场体系，建立统一灵活高效的货币市场。发展货币市场，首先是发展同业拆借市场。金融机构在同业拆借市场上的融资，也是吞吐基础货币，比如，买卖商业银行的短期国债等有价证券。而货币市场上的头寸调剂与票据清算结合，有助于调控货币传导和资金供给。我国货币市场工具还显单调，今后可逐步扩展，使央行的融资债券、国际短期借贷进入货币市场。拥有股票的居民，其金融资产价值会因价格总水平上升而下降，也会因价格总水平下降而上升。这种行为方式和刺激机制，就把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联系起来了。如果做得好，就可以使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形成一定的缓冲，一定的运作空间。如果从国民经济角度看，资本市场是储蓄到投资转化的重要渠道。

当然，国民经济活力是多方面原因才能促成的。比如，就当前情况看，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的，政府要成为真正的国民政府，不仅是国有经济政府，才能保证这个经济整体上正常运转。这就要求政府职能的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