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短期长期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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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SARS（即“非典型性肺炎）发生的背景是中国正在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许多原来的制度基础已经不存在，但新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制却还没有建立或还没有完善，那些处于这种转轨时期的制度在处理突发性事件中的缺陷在SARS的冲击下更加明显。

从短期看，虽然近年来中国经历了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抗洪斗争以及近几年来全球经济不景气等事件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与这些因素不同的是，SARS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更大，影响到了人们生活、学习、工作的各个层面，因此，它对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也更大。

在长期中，由于制度性因素的改变，这次冲击对整个社会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应当是提升了经济、政治改革以及医疗、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制度改革的速度，为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奠定稳定的制度基础。虽然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是对它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以及暴露的转轨时期各种制度问题，以及政府与企业在这一过程中采取的策略与措施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思考和总结经验，为进一步的改革指明方向。

二、SARS对国民经济的短期影响

一个经济体系的生产取决于基本的经济要素：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进步。SARS不是经济内在的生产要素，从短期来看，它不影响生产要素的存量，但是疾病带来的恐慌和为了防止预防疫情扩散采取的措施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投资、生产等行为，对国民经济产生了影响。从这一点看，它与东亚金融危机相类似，都相当于经济系统的外部冲击。因此，我们对SARS短期影响的考察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通过它同东亚金融危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的比较来说明SARS冲击的严重性；二是从构成社会总需求的消费、投资、进出口贸易三个部分来分别考察SARS的经济影响。通过比较和国民经济构成的分析，可以较全面地认识SARS对国民经济影响的方式和途径。

（一）SARS冲击与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国民经济影响的比较分析

1.两者都是突发事件，并对国民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东亚的经济增长给整个世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称为“东亚奇迹”。虽然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都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著称，但两者的产品不同，再加上广阔的市场需求，并没有出现激烈的竞争。但东亚危机爆发并持续数月之后，东南亚货币纷纷贬值，使得对外依存度已经很高的中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1998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而外贸出口又受到东南亚国家的竞争，增幅陡降，带来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虽然中国顶住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采取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使1998年的经济增长7.8％，但这不仅在数量上与1997年预计的8％以上的增长率还有距离，而且从增长的结构上看，国家财政的国债投资占了很大比重，而在现代经济学里，政府的投资效率一直是个值得争议的话题。因此，东亚金融危机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负的外部冲击。

自从五六十年代的天花消失以后，中国一直没有爆发过大面积、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在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疾病里也没有SARS这种类型。从2002年11月第一例SARS患者在广东河源被发现到2003年5月，这种病症迅速由广东传到了北京，然后传到了内蒙古、山西、湖北、江苏、四川、河南等地，造成了全国性的影响，引起了人们的恐慌。最开始，医生对这些病症也没有确诊，虽然在2002年12月已经确认这是一种新的病毒造成的疾病，而且对其临床特征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对它的危害、传染性等等都一无所知。一直到今天，研究人员对SARS病毒仍然没有完全认清，它的传播途径、传染性、疫苗等等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这种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它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现在还不能下结论，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海闻教授对此有个粗略的估计：受SARS影响，今年国内外旅游业的直接损失就高达1400亿元，加上间接影响，对经济的影响总额为2100亿元。但如果把外国投资影响考虑进去——2003年4月举行的广交会出口成交只有33.12亿美元，远远低于去年同期的168亿美元，而且许多外商出于对安全的担忧，纷纷考虑把制造业转移到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也比较低廉的国家和地区，SARS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远远不止2100亿。在对外贸易方面，SARS对贸易逆差的影响可能到

五、六月份才能显示出来，但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经处副处长高辉清博士认为如果目前的SARS危机延续到七月，中国在这三个月期间的逆差将会是50亿美元。

2.SARS对国民经济影响比东亚金融危机更加深远。

从性质上说，SARS冲击不是经济危机，更确切地说是一场导致经济问题的危机，而东亚金融危机是一次纯粹的经济危机。性质的不同以及传导机制的不同，导致了两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完全不一样。

在影响总需求的传导机制上，由于资本帐户没有开放，因此，国外资本不能直接通过国内的资本市场影响人们的消费和投资，东亚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进出口贸易、外资流动而对总需求产生影响；与此不同，SARS对消费、投资、政府的消费、进出口贸易等等都产生了直接的冲击。为了避免交叉性感染，人们尽可能不在人多的地方集聚，超市、旅游、餐饮、交通等行业都在这次冲击中受到重创。以北京市为例，今年4月与去年同期比，北京接待海外游客人次下降59.9％；北京涉外饭店接待国内游客下降21.4％；北京旅行社业务出现萎缩，国际旅行社外联组团游客下降76％；饭店出租率大幅下降。北京主要旅游景点游客明显减少，其中20家主要旅游景点统计，国内外游客人次下降51.7％，营业收入下降49.6％。（注：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3年5月16日。）

除了国内的消费，世界卫生组织还把中国许多发现SARS病情的地区列为疫区，建议不要到这些地区旅游、公务，这不仅影响了旅游业，而且SARS何时能结束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国外资本的流入，一旦工厂不能按时开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与经营战略就会受到影响。

相比之下，东亚金融危机的危害要小得多。首先，它是通过进出口贸易以及外来投资渠道影响国民经济的，采取一定的财政货币政策可以抵消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扩大内需弥补外部需求的不足；其次，中国资本帐户不开放避免了投机资本炒作对资本市场冲击，并通过资本市场的扩散效应，损害国内企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成本，从而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损失。因此，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国内的产业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在国家实施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国民经济仍然实现了高速的增长。

从发生的地域看，全国大部分省都发现了SARS患者或疑似病例。SARS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还表现为由于生产和经营不能正常进行，影响了国外投资者的投入和对外形象。SARS的重灾区在4月之前是广东，之后是北京。广东是中国制造业的中心和产值最高的地区，对外联系紧密，许多跨国企业都在这里设有工厂，生产电脑配件、外围设备、服装、机电等等。由于SARS的影响，使得工厂不能正常开工，而且一旦工人感染SARS工厂将停产，就面临无法及时供货的风险，而这种风险的考虑可能导致海外客户分散下单或者转移采购地点，劳动力同样低廉的东南亚或南美等国就可能成为它们选择的对象——这对于依托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增长的中国经济将造成严重损害。许多跨国企业的中国总部都设立在北京，不仅如此，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还具有特殊的政治影响，很多外国使节和外国友人居住在这里，北京也是世界了解和评价中国的一面镜子。5月初，摩托罗拉北京总部的一位职员感染SARS，拥有1600多名员工的北京总部暂时了停止工作。（注：资料来源于摩托罗拉（中国）公司主页新闻，网址：http：//。）北京成为SARS的重灾区不仅影响了当地的经济，而且容易给国外投资者造成中国整体环境不安全的印象。

从已经产生的一些国际影响来看，由于SARS的发生与蔓延，原定于在中国举行的国际会议纷纷取消或推迟，WHO建议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者不要到中国旅游，截止5月20日共有124个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旅游团或参加国际会议的代表团以及个人采取限制措施，其中有些国家甚至不准中国来的人入境（注：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外交部主页通知，网址：http：//）——这些事件严重损害了中国在国外投资者、旅游者以及进出口商心目中的形象。而与此相反，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这对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吸引外资和促进对外贸易等方面都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综上所述，尽管SARS风暴仍在继续，但它对消费、吸引外资、进出口贸易、国家形象等等方面的影响都要远远大于东亚金融危机。

（二）SARS对总需求的影响

从今年春天开始，蔓延中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非典”疫情成了人们最关注的话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有关地区的经济发展。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9.9％，人们曾经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以高达7.5％以上。鉴于SARS流行，今年四月下旬，世界银行把中国经济增长率向下调了0.2个百分点。有些经济学家指出，SARS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有限，现在中国人暂时不愿出门，但只要潜在购买力还在，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还在，如果他们想买汽车或房子，完全可以等到SARS风暴过去再实现，虽然消费行为延迟，只要供给方面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中国经济整体还是健康的。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完全准确，需要分析。一般来说，国民经济总量的衡量指标通常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这两者都是流量概念，统计的是一年之内一个经济社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增加值，如果消费的速度加快，那么企业的生产经营也就跟着加快，于是按照年度统计的国民经济指标值就会大大增加。SARS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从消费和生产两个途径得到了强化，从而减少了当年的经济活动，因此，从这个角度考虑，SARS给国民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虽然全国，特别是北京的疫情已经逐渐减弱，感染人数、确诊人数和疑似人数都有下降的趋势，但SARS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最重要的诸如：这究竟是什么病毒？它的构成怎样？有哪些传播渠道？有没有可以治疗的途径？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仍然不清楚，SARS就无法得到真正有效的控制，它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仍然在继续增加。

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不是所有的消费都可以通过延迟来弥补（比如黄金假日“五一”）。因此，旅游及相关产业的损失已经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对于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的餐饮等行业更是如此，以北京为例，资料显示：北京餐饮业四月份实现零售额8.3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月下降4个百分点，与一季度相比，增幅回落近40个百分点。在贸易以及投资领域，海外客户分散下单或者转移采购地点造成的损失不能通过以后投资的增加加以弥补；由于以上分析的消费方面的原因，国内企业投资需求的减少也不能完全通过事后投资的增加来弥补。再考虑到投资具有的乘数效应，SARS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容忽视。

三、SARS冲击的长期经济社会影响

（一）信息不对称与管理体制的变革

对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的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取得的最重大的进展之一。信息不完全包括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后者可以通过保险或多样化转移或分散，而不确定性却无法消除和转嫁。信息不对称则是由于经济参与人之间拥有的信息量不对等而造成的决策失误、生产无效率等等问题。在这场危机中，促进信息交流，提高政府决策透明性对增强政府政策效果、降低决策成本等带来的好处却是通过生命的代价和试错法得到的。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北京最早的SARS病例是在3月初由外地输入，在此之前，在广东已经有数十名医护人员在治疗患者的过程中染上了SARS，已经有患者死亡。广东的医生也对这种病的症状和一些临床经验进行了总结。但是由于一些原因造成信息不畅通，北京医院的一线医护人员不知道对于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病需要采取特别的防护措施，在接诊SARS及非SARS患者的过程中，很多护士和医生与之前的广东同行一样不幸染上了这种致命的疾病。没有人提醒他们，更没有人提醒北京的市民，SARS来了！

在以前计划体制下，完全按照条条块块管理，各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不互相交流，对于问题则是以中央或上级的文件为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虽然打破了这种教条主义，但是地区之间、地区的部门之间有效及时的研究合作交流渠道的建立仍然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在广东发现了很多例SARS患者的临床特征不属于卫生部列举的传染病之列，但是在没有正式公布之前，对这种病的认识也只能局限于广东，与其他兄弟省份的医院、研究机构之间缺乏及时的交流的渠道。在制度转型形成的灰色地带里，信息的不对称造成了本来可以避免的牺牲和危机的扩大。

在政策的实施上，最开始对这种不知名的疾病，为了尽量不引起社会的恐慌，维护社会稳定，基本的政策是尽可能地减小SARS消息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在知道了SARS引起的后果后如果仍然没有权威的说法，人们更容易相信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各自采取措施来实行自我保护，从而加剧了恐慌，比如最早在2002年底在广东产生的抢购白醋、抢购板蓝根等的风潮，以及后来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治疗SARS的偏方等等。

与疫情初期相比，4月下旬以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加入SARS研究的世界开放实验室，共享国际资源；争取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技术、人员等方面的援助；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等媒体，及时公布各个地区SARS疑似人数、确诊人数以及由疑似转为确诊人数等信息，以及世界各国有关SARS研究的最新进展——信息不对称分布的改变不仅赢得了国家社会的援助，有助于改变由SARS带来的中国在国外消费者和投资者心中的形象损失，而且大大降低了国内社会对不确定性本身的恐惧。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的重要性在这次冲击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由此看来，SARS冲击带来的制度性影响是促进了整个政府管理体制以及卫生管理体制的变革，向一种更加透明、信息反应更加及时的制度转变。

（二）增长与发展的选择

在增长和发展的关系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经济增长并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指标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要包括人均寿命、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居住环境等等。但是在实践中，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位置上。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都处于中低收入国家水平，（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1）》，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而且在经济转型时期需要处理各种制度以及非制度上的矛盾，因此，我们一直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即使是在1998年，遭受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影响和大洪水之后，中国政府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仍然是“保八”。

在经济增长目标导向下，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相对减少，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时，由政府财政拨付的卫生总支出中，还有19％用于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到了1995年，这个数值下降至12％。可同期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却是连年以两位数的比例在增长。（注：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以及《卫生年鉴（2002）》有关数据计算。）与此同时，卫生医疗制度的改革是与社会保障体制、企业改革等等相联系的配套改革，而且滞后于后面两者，经历若干年的改革，政府的公共卫生职能和医疗卫生市场仍然无法分开。在农村，改革开放以后，原来的以公社、大队为基础的医疗体系已经解体，而新的以合作医疗为主要形式的医疗制度由于乡镇财政困难以及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等原因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就使得我们应对诸如SARS之类疾病冲击的预防与治疗基础设施上从一开始就存在不足。在疫情严峻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紧急派人来华，有个叫拜努力的该组织官员前往北京南部的一家大型疾病防控机构考察，发现该机构设备破旧不堪，已处于半瘫痪状态。经估算，该机构要想有效运转，至少要投入500万美元的资金，即使是这样的机构，在全国也只有五六家。（注：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2003年5月6日。）

这次危机促使很多人反思我们的发展目标。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是处理国内经济改革中各种问题的基础，但忽略发展问题则会减少用于公共风险需要的投入，降低了整个社会的风险反应弹性，由此带来的种种缺陷在这次危机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三）非正式制度的变化：社会道德与社会心理

与正式制度相比，社会道德和社会心理都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一套社会认可并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有利于约束“损人利己”的行为，提高社会的信用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不仅如此，道德规范的出现还可以改变信息在社会各阶层、部门之间的分布，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但是，社会道德的冲突、比较与选择只有在危机和突发性事件中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非典”来势汹汹，传染性强，危害性大，短短几个月迅速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及个人生活的头等大事。与以往碰到的疾病或危机相比，非典还超出了国界的范围，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这对一个现代社会在危机中的应变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以及道德规范都是极大的考验。

在互联网络发达的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大致有四个层次：一是采取果断措施，在彻底的解决危机的办法产生之前，对危机范围进行控制，不使其扩散；二是政府以及相应管理部门应通过各种媒体以及互联网及时向社会权威信息，避免谣言、传言等非权威信息对管理危机造成消极影响；三是开展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获得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技术、人员、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四是取决于企业与个人应对危机的能力加强。采取各种自我保护措施，尽可能地减少感染疾病的机会。

如果应对危机的措施采取得当，那么人们对危机本身的恐惧就会消失，整个社会面对危机时的心理承受能力就会增强。从目前发展的情形来看，中国在一开始并没有这种现代危机意识，在局部地区出现了一些恐慌的现象，但随着形势的变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深了人们对这种疾病的认识，人们开始平静地对待非典，社会生产与生活逐渐恢复。

具体来说，在这次SARS冲击中，这种非正式制度提高了政策效果，同时降低了政策实施的成本。比如作为面临的公共风险，对外来人员的隔离应当由社会共同支付，由政府支出，但村民自发组织替代了政府的号召和动员，由于相对政府而言，村民可以及时获得最新的消息，因此，这种自发的监督和隔离显得更加有效率。

对工作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社会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些重点高校纷纷宣布优先录取参加高考的医护人员的子女；保险公司也积极为他们提供免费保险；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还决定对一线的医务和防疫工作者的特殊临时性工作补助等免征个人所得税。这些社会导向都有助于形成一种“恪守职业道德”、“为他人、为社会服务光荣”的良好风气。

与正式制度的形成相比，非正式制度需要更长的时间，然而其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不轻易改变。SARS冲击对我们的道德观念、社会心理承受能力都是一场考验，经过这次危机，整个社会对突发性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都得到了增强，而社会道德规范的变迁也有助于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应对突发性事件和危机的处理能力、控制能力，并降低了政策的实施费用。

四、小结

SARS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在短期中，SARS对国民经济确实造成了损害，但是损害究竟有多大，不同的学者和研究机构观点也不尽一样。（注：笔者对截至5月15日各媒体公布的专业机构和专家学者的14种预测进行了整理，主要分布在0.3％～0.9％区间。）虽然遭受灾害最严重的旅游、交通运输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但是它对旅游、交通运输、餐饮等行业的消费冲击是当期的，而投资、进出口贸易等影响则有“J曲线”效应，考虑到这些滞后影响，在短期内，SARS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可能要比东亚金融危机严重。

然而，SARS发生的背景是中国正在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长期来看，这次外部冲击对经济体系最深远的影响是通过加快对现有制度的改革，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注：这和美国1918年的流感不一样，当时美国有60～70万人死于流感，但资本存量不变，消费减少，人均资本存量和储蓄提高促进了长期的经济增长。）不仅如此，冲击和危机还导致了社会道德、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有利于形成一套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社会对突发性事件和危机处理控制能力的社会规范。因此，长期中，SARS对国民经济的冲击有正面的影响。

SARS冲击使中国的转型体制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牵一发而动全身”，问题的复杂性已经显露无遗。因此，应当加快推进医疗、财政、企业、社会保障等等相互关联体制的系统性改革进程，以增强社会抵御突发性事件的能力，并为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