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哲学中的管理模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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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永嘉单位：北方工业大学

一、问题存在的背景

管理哲学作为一门分支哲学诞生以来，国内外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不少，但是在业内尚未形成有足够影响力和领袖气质的大家。除了这门学科诞生时间短、研究方法庞杂等客观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业界对一些概念没有达成“一致性的同意”①。比如说，就管理哲学中的“管理概念”来说，学界就有不同的认识。从大家研究的对象来说，事实上包括了政治管理、公共管理、企业管理等各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横跨古今东西②。那么，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把各种部门管理和具体管理都包容进来，进行一般性的抽象和分析。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应该把管理的概念收缩于近现代以来的管理理论。否则，什么都谈等于什么也不谈，容易把概念泛化了③。苏州大学的周可真等人也认为管理哲学是20世纪初叶哲学“向下发展”(从形而上学转向科学哲学)和管理学“向上发展”(从管理艺术转向管理科学并从管理方式研究上升到对管理本质、意义及规律的研究)而造成的科学哲学与管理科学之间交汇、合流的产物。显然，他们是把管理(包括管理思维和管理行为)看作了科学活动的特殊形态之一④。就现代科学体系的精细化要求和专门化要求来说，后一种观点好像更能站的住脚。但是从哲学本身的研究特点(宏大叙事)以及“管理哲学”产生的背景来看，我们认为前一种观点更有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和推进⑤。现代的科学精神经过后现代的洗礼和批判早已脱下了神秘的面纱，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个角度，单纯的“科学眼光”应该从属于“人义论”的研究背景。最近所提倡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正好反映了这样一种主张。我们认为，现在的人类应该有这样的高度对有文明以来的各种管理模式进行梳理，并为将来的各种管理模式提供参考。这也许就是“管理哲学”诞生和存在最为现实的意义。

二、从语源学角度的分析

从语源学的角度来看，管理在西方有两个对应的词汇:分别是“management”和“administrate”。这两个词的英文解释略有不同。“management”更倾向于企业的管理以及更为精细的管理，而“adminis-trate”则更接近于宏观的管理以及政治管理的概念。从国外研究“管理哲学”学者的著作来看，二词都用过，比如目前所知道的管理哲学方面的第一本书，20世纪初的谢尔登所写《管理哲学》书名是“manage-mentphilosophy”，而在80年代加拿大著名学者霍金森所写《管理哲学》的书名是“administratephiloso-phy”。我们认为不能因为吉登斯写的第一本书用的是“management”就应该把管理哲学的研究概念偏向于企业管理或现代管理方式上。因为一门学科的诞生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应该包括20世纪一百年来整个学界对此问题的著作和看法⑥。如果进一步分析，manage的语源有操纵(hand)的意思，因此management多带有管理艺术、技巧的意思。administrate词根有服务(serve)的意思，而政府本质是作为服务公民的机构，因此政府管理就用administration多一些。management来自manage，16世纪中期英语即出现此词，原意为put(ahorse)throughthepacesofthemanage，意即在驯马场遛马⑦。该词可追溯到拉丁语manus(hand，手，驾驭的意思)，该词与英文词manual有同源关系。所以management作为管理，倾向于通过操作一定的对象达到一定目标，没有凸显为对像服务的意思。ad-ministrate由拉丁语administrare转化而来，该拉丁词则由前缀ad(to)与ministrare(serve)组成的。现今英语单词minister(部长、大臣等)同样继承了拉丁用法，拉丁原意为仆人servant，词根为minor，今天mi-nor已经是一个英语词了，代表未成年人，小的意思。

原来名词性的minister是小臣的意思，可能是相对于国王而言，今天已经是部长、大臣的意思了。所以administration侧重于服务型管理。在“管理”概念的演变史上，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组织的演变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家及政府可能居于一个重要的组织地位，作为经济的商会和家庭作坊式经营是从属于它的。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尤其是西方国家先后进入金融寡头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大企业或者跨国垄断企业的管理范围和管理对象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越国界的。因此，今天不能简单的从宏观管理或微观管理上来区分不同组织的管理特征。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宏观中有微观，微观中有宏观，各种不同组织所利用的管理模式也是交叉进行，这事实上是符合辩证法的。同时，除了部门管理不同的管理特征，完全还有可能有一般的管理概念和管理理论存在，这就是管理哲学应该研究的对象⑧。换言之，哲学应该是研究一般概念的，对具体管理技巧和管理模式的研究不应该是管理哲学的研究重点，而且也是超出哲学的研究能力的。今天对于“人本主义”回归的呼声，正是对管理哲学研究的最大动力。事实上，在现代英美语系中，这两个词一般情况下是可以通用的。也就是说，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谈及管理已经包括了公共管理、政府管理等宏观方面的管理也包括了企业管理、具体管理等微观层面的管理。这也从一个侧面给我们以旁证:管理哲学对管理的研究千万不能沉溺于对部门管理和具体管理技巧的研究上，它必须对“管理为什么存在，管理是怎么产生的，什么样的管理模式是好的，管理将走向何方”等这些更基本的问题予以回答。

三、已有立场和现状

从研究现状来看，侧重于从整体上把握管理和从现代科学理性的角度研究管理，这类研究成果不少。前者的代表人物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梅奥和福列特等人，他们的出发点虽然是解决工业生产中的效率问题和组织问题的，但是在不同程度上都涉及到了人性以及管理与人的关系问题。比如梅奥的代表作《工业文明中的人的问题》、《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以及散见于福列特政治哲学论文中的管理观点都反射出人性的光辉，梅奥在开篇之后不久的一句话就指出:“定型社会以它的学徒制度来同时发展个人的处理技术的能力和处理人事的能力;但是在适应变动的社会里，在发展处理技术的能力和处理人事的能力上是存在着不平衡的。”

“我们曾经笃信‘经济人’会给社会带来进步。但是，如果我们面对工业社会的事实，我们所知道的不幸而为工业社会的全部特点时，当各式各样的团体组成后，他们并不热望全心全意同其他团体合作。相反的，他们的态度常常是戒备和敌视”⑨21。福列特创造性的提出“建设性冲突”这个提法，她说:“尽管处理冲突的方式主要有控制、妥协及整合三种，但是我希望大家暂时将冲突看作是不好不坏的;不带任何道德上先入为主的判断去考虑冲突;不要将它看作斗争，而是将它看作观点或者利益差异化的表现。……”⑩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还有巴纳德等人，他的著作《经理人员的职能》更多的从人在组织中的地位而不是从工业效率的角度探讨了管理问题。按照巴纳德权威接受理论来说“一个命令是否有效取决于接受命令的人，而不决定于权威者或命令的人。”

后者的研究人物就更多了，现在一般认为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代表了管理从艺术上升到了科学时代，后来的研究者包括有传播效率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尔•巴斯、亨利•甘特，哈林顿•埃默森等人。他们一般认为劳资方面的冲突很多种情况下都囿于工作效率的问题，只有把蛋糕做大了，矛盾和冲突相对就减小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研究时必须注意全面把握作者的本意，比如泰勒在《国会听证会纪录》的第1387页就这样谈到:“科学管理不是一种有效率的方法，不是一种获得效率的方法，也不是一串或一批有效率的方法;科学管理不是一种计算成本的新制度，不是一种支付工人工资的新办法，不是一种计件工作制，不是一种奖金制度，不是一种付酬制度，也根本不是一种支配工人的计划;……科学管理在实质上包含着要求在任何一个具体机构或工业中工作的工人进行一场全面心理革命。”

从我国的研究现状来看，由于管理哲学的概念引入时间不长，又由于我国所处的工业化的历史阶段。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管理的看法和研究也是放在科学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这从我国长期以来对于管理的学科界定就可见一斑瑏瑢。而由于现实需要，市面上流行的书籍更多的是企业管理或工商管理方面的内容，这也从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人们对于管理概念的全面把握和理解。

四、问题与展望

尽管如此，由于近年来西方式管理暴露出来的弊端越来越多，而对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中西深度对话的呼声越来越多，因此从中国的传统角度对管理进行梳理和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了。在此举四个例子:美籍华人哲学家成中英教授一贯致力于从本体论的高度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和分析，为我们进行深度对话奠定基础，他的代表作《C管理———中国管理哲学》以《易经》为基础，注重管理功能与中华文化资源的整合与组合，将中国传统学术七家(易学、儒家、道家、兵家、墨家、法家、禅学)之言渗透在各部分管理的功能与整体的管理体系中，是这方面较全面的著作。台湾的曾仕强等人，注重管理方式发生时的文化背景，他们通过现实的案例和心理分析，为中国管理文化普及做出了贡献，代表作有《中国式管理》等等。中山大学黎红雷教授等人的研究路向和前者应该是比较类似的，只不过他们的研究更为深入和系统一些，他们从史、论、经、注等各个方面都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进行了梳理，并实现了现代管理文化的对接。代表作有《人类管理之道》、《东方管理智慧》等。中国人民大学的葛荣晋教授也是这方面研究的翘楚，他敏锐的看到中西管理的本质区别是对管理对象的看法:“西方管理强调管理手段和管理目标，偏重于从管理程序和职能来界定管理的本质。在他们看来管理学只是如何管理别人，而忽视如何有效的管好自己，这就势必在管理场中造成管理主体的‘缺位’……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和谐的‘价值理性’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所以，中国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德性’文化，把管理的本质规定为一门大写的‘人学’……中国管理哲学所谓的‘人’，不只是被物化了的‘机器人’或‘经济人’，还是有道德、有智慧、有理想的‘全面人’。强调管理是始于‘正己’(或‘修己’)而终于‘正人’(或‘治人’)的过程。‘人’是中国管理哲学的出发点，也是它的落脚点。”瑏瑣以上学者研究的共同之处是都没有和现实割裂开来，他们经常把中国传统思想和现实生活中的案例结合起来，使人看到有一些传统思想和文化在今天还有旺盛的生命力，使人清楚的看到除了历史的沧海桑田之外还有一种不变的东西完全可以横亘古今。

如果考虑到上文所谈及的管理哲学的研究立场来说，我们当然愿意对“一般管理”方面的研究更关注一些。这方面西方集大成者应该是德鲁克，他的文章一般既注重组织管理的功利性要求，比如提出“目标管理”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注意组织中的人性分析，比如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提到的一些管理原则显然在各个领域都是有效的，也就是说这些原则符合一般性的哲学法则，由于他的案例一般比较具体，研究的内容也比较琐碎，而且缺乏历史哲学方面的分析，因此很难称其为管理哲学家，但是他的不少思想仍然值得研究者借鉴。上文已述，由于国内对于管理研究的工具性的要求，因此学者大都从工具的角度研究管理，企业管理、工商管理方面的著作比较多。当然，他们谈及管理必然摆脱不了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这也就是管理哲学的本质要求。另外，从打通中西，提炼一般管理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的也有一些学者，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哲学研究所的刘敬鲁、李萍、彭新武等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有一些文献问世，比如《管理哲学导论》、《西方管理哲学》、《西方管理名著赏析》等，还有公共管理学院张康之教授的《一般管理学原理》等等。但是由于一般管理所涉及领域的宽阔性和内容的复杂性，需要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另外，近年来还涌现出一些年轻人，他们从纯思辨的角度对一般管理进行了思考和研究，比如冯军及其著作《管理价值研究》，还有郭海龙及其著作《现代化与自我管理问题研究》，这些著作可能还不够成熟，但是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管理哲学发展的方向。总之，现代社会对于管理的研究有两个不同的路向，一种是向部门化走，越来越精细化、工具化;另一种是从管理的一般意义上走，这只有站在“人义论”的立场上才能理解。管理哲学作为一门新兴哲学不应该在具体管理模式和技巧的研究上锦上添花，而应该更多的从历史的角度，从整个人类的角度对管理进行梳理和反省。这应该是解决马克思“异化难题”瑏瑤的一条出路。在此，笔者想起梅奥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的著名论断，“对于人的研究，现在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