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传统管理与现代管理学研讨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农村传统管理与现代管理学研讨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作者：王亚民王东明单位：吉林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管理哲学在国外早已得到重视，在国内也已进入了深化系统研究、凸现个案分析的阶段，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今天，拙文就管理哲学在农村中的应用进而构建现代农村管理哲学的问题略作思考，这一研究思路正确与否，敬请方家指正。

一、传统乡村管理思想的发展理路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喜人景象，各家分别发表了有关乡村管理方面的思想主张。管子主张推行什伍连坐制的管理体制，以加强包括乡村（野）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管理，与管子的管理体制思想交相辉映，墨子从“尚同”出发，鲜明地提出了实现“乡治”的思想，主张高度统一人们的思想。有别于法家与墨家，农家则指出了重农对社会治理与国家利益的意义，强调了重农对于乡村控制的重要性。由此看来，从完善乡治体制到统一乡民认识，从重农到乡村控制，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传统乡村管理思想渐成体系。

隋唐时期不仅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几个盛世时代，而且国家倡导的安抚流亡、解放奴婢、休养生息、无为而治、改革田制、轻徭薄赋、农技推广、重农抑末、抑制豪强、乡里自治等乡村管理思想，为后世所效法，从而奠定了我国传统乡村管理思想形成的基础。宋明时代，由于传统社会开始转型以及北虏、南夷两个外来力量的强大压力，乡村社会不仅动荡不安，而且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这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与深深思考，于是从多个角度加强乡村建设的思想陆续出现，朱熹、王阳明即是其中的代表。有学者指出，“王阳明的乡村管理思想及实践体系是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乡村管理问题的历史延续，他把乡里体制、保甲制度同乡规民约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集政治、军事、教育诸功能于一体的乡村社区共同体，形成了一套较前人更完备的农村基层控制体系。从思想倾向来看，王阳明的乡村管理思想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同民本思想和王权专制主义相结合的复杂混合体；从实践特性来看，王阳明的乡村管理措施具有宽猛相济、恩威并用的特点，地方官僚在乡村管理中具有主导地位，广大农民则是被控制的对象；从阶级立场来看，王阳明作为官僚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关于乡村管理问题的思想与实践旨在维护岌岌可危的明朝专制统治，因而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王阳明的乡村管理思想及实践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与启示”。在中华民族思想发展史上，清朝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朝代，尤其是晚清中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这实为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此种历史大势之下，传统乡村管理思想经过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化、激进与保守、国家与社会的长期博弈，首先经过“乡镇自治”，然后逐渐过渡到今天的“村民自治”，近现代乡村“自治思想”日益取代传统官方“牧民思想”而成为乡村管理思想的主流，管理的主体发生根本性改变，由昔日的官府过渡到今日的村民。至此，我国乡村管理思想经历了“牧民”到“自治”的历史性演变。

二、传统乡村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及特点

我国传统乡村管理思想来源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历经数千年的演变，内容庞杂，其基本内容如下。

（一）思想原则

综观我国传统乡村管理思想，我们发现，“教养兼施、先教后刑”的“牧民”思想长期以来为人们所认可，成为传统乡村管理思想的总原则。“教”是指教化、化民成俗，“养”是指休养生息、兴利而除弊，“刑”是指通过刑罚而强力压制。在教、养、刑的关系上，我们的先人指出，“及民之政，分之有万端，约之只二事，曰：教与养而已。而养又为教之本”，不仅如此，而且“为政先教化而后刑责，民得以安居”。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养为教之本”，但是“教化”在现实实践中亦十分重要，前人指出，“千古治化，全在风俗”。“教养兼施、先教后刑”成为总原则的同时，“孝治”也不失为另一思想原则。在这方面，当今学者指出，“汉朝以来的以孝治天下，宋朝以来的‘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统治方法，在清朝发扬光大”。清代循吏蓝鼎元指出，“孝为百行之原，推其极可以格天地、洽神明，驯致乎笃恭而天下平之盛”。康熙皇帝认为，“孝者，治天下之本”。卷八，圣治道光皇帝指出，“我朝以孝治天下。崇孝治，而维风化”。卷七十八，厚风俗

（二）官治与民治

虽然“牧民”思想成为官方的共识，但在复杂多变的乡村管理实践中，“官治”并不排斥“民治”，相反，民治成为官治的需求与补充。我们一般认为，传统乡村官民善治包括三个基本点。其一，诚信且与民休息。前人指出，“立法之初必诚必信，言必践，禁必伸，万万不可移易。民知在上之不可犯，而教易从”。不仅如此，而且“民气本靖也，使为地方官者，以地方为己任。悉心抚守，与民休息”。其二，官民相亲与以民治民。我们的先人指出，“官民相亲，其事易举”，更为重要的是，“以官治民难，以民治民易”。其三，官民分治。在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知县叶春及深有感触地指出，“盖耆老里甲于乡里人，周知其平日是非善意”，为此，他认为，“奸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赴官陈告。户婚田土、一切小事，务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是以知县钦遵圣制，一切小事付诸耆老”。

（三）政德与情法

在反思管理实践与汲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朱熹认真地指出，“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就情与法的关系而言，前人严肃地指出，“情法分明，任其自择，庶可净尽根诛耳。正惟好生，不得不以杀止杀。乱贼不杀，害及善良，刑法将安所用”？由此看来，“情法分明、以杀止杀”的乡村治安思想简明而实用。

（四）动静与宽严

在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幕友蓝鼎元指出，“治安之政宜严不宜宽，将安将治之民宜静而不宜动”，不仅如此，而且清人汪辉祖总结性指出，“宽以待百姓，严以驭吏役，治体之大凡也”。由此看来，相对于政德与情法成为乡村管理的两类基本手段，动静与宽严则是两种基本技巧。

（五）重农与变通

早在春秋时期，《吕氏春秋》“尚农”篇即详尽地论述了重农思想，“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由此看来，“重农”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公认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不仅关系到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且事关社会安定与国家安全。在长期乡村管理实践的基础上，清人陈盛韶亦指出，“宰邑者所宜贵农重粟，预谋积贮”。

有学者认为，传统重农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重农、劝农和奖农，轻徭薄赋，抑商政策，整顿农吏，这是今人对传统重农思想的一个较好的概括。在台湾出任幕友期间，蓝鼎元提出了变通的乡治思想，“凡事有经有权，似当随时变通”。县官陈盛韶亦认为，“为政之道，不可拘于成法也”，他曾经指出，“而执此治诏安之民，令必不行，惟仿义男女婿酌分之律变而通之，更为严禁溺女，董行育婴，劝抚苗媳，怨夫旷女久而渐少，俗亦将变焉”。作为一种实践性思想成果，我国传统乡村管理思想具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理论性弱而实践性强，简约、综合而实用。其二，虽然我国传统乡村管理思想内容庞杂，然而总体看来乃属于一种“牧民”的思想体系。

三、传统乡村管理思想与现代农村管理哲学的构建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继续解放思想，必须结合农村改革发展这个伟大实践，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农村发展难题，为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提供不竭源泉。如此之下，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的全面开展，思想文化层面现代农村管理哲学问题也理应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国是一个农业、农民、农村占绝对优势而又快速走向现代化的东方文明古国，来自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的特殊国情共同要求我们，不仅要探寻东方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哲学在这一领域有效结合的路径，而且必须全面考量影响传统乡村管理文化与现代乡村管理文化有机对接的诸多面向。为此，我们一般认为：其一，“管理哲学应从管理实践的现实需要出发，构建科学的管理理念和模式。对于西方的管理理念不能一味简单模仿，而应从中国自身的文化特质出发进行吸收、转化和创造。我们应当对传统的管理理念进行具体研究，以利于在当代管理实践中借鉴运用”。

在东西方文化深入交流而“中国化”日益加强的今天，批判地继承传统乡村管理思想，实现传统乡村管理与现代乡村管理在思想文化层面上的有机对接，进而完成现代农村管理哲学的构建，则有赖于对我国传统乡村管理思想的正确解读。其二，我国传统乡村管理思想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不仅有其发展的内在理路与特点，而且富含管理哲学的诸多因子，这其中包括综合而实用的民族思维方式、“教养兼施、先教后刑”的行为习惯、重农的核心价值理念、孝治与官民善治的管理伦理、政德、情法与宽严、动静的辩证法则、变通的发展观念等。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今天，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村管理哲学，离不开对传统乡村管理思维方式的承接，离不开对传统乡村管理价值观念的择取，离不开对传统乡村管理习惯的继承，离不开对传统管理伦理的汲取，离不开对传统乡村管理辨证法则的吸收，离不开对传统变通理念的发扬光大等等。我们觉得，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乡村管理思想既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先人曾经庄重地指出：“重建一新的社会构造（新的社会组织），须有待于实际生活的进步开展，其主要的是经济上要进步，而如何使经济进步，则又必靠第一段所说的有其适宜的政治环境”，“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所在。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如此之下，我们理应积极汲取我国历史悠久的乡村管理文化的智慧，主动吸收东西方各国先进的现代管理文化，深刻思考现代农村管理的的终极问题与价值取向，尝试性构建现代农村管理哲学，为最终创造出与当代城市文化相互辉映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做出哲学思维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