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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无论是思考中国文学发展的出路,还是开辟中国文学创作的“新纪元”,都无法忽视中国元素。但中国文学创作又不可能“闭门造车”。因此,中国文学的发展在固守传统文学内在特质的前提下,还需要摄取更多西方文学的有益因素来发展中国文学,实现二者的融合。此举既可以为中国文学的创作注入新的时代内核,又可以为开辟中国文学创作的新出路进行开创性的实践和探索。
关键词:文学创作;中国元素;西方文学;融合
中国人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学理论的时间是在上个世纪初,随后,西方文学不断扩大在中国文化领域中的影响。纵观西方文学在中国发展的整体脉络,由最初的“全盘西化”,一直到中国的先进人士希望能借助于西方的文化理论来解释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在自1919年新文化运动起的一百年的时间里,中西方文化理论不断融合,也不断发生摩擦与碰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文学的发展能够反映中国不断追求民族启蒙与民族解放,实现自身不断进步的过程。可见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提高自身主体性,实现独立的过程。
一、西方来“客”:西方文学创作思潮的引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一)中国传统文学作品创作
“中国小说观念的建立,最终是引进参照西方小说观念体系而实现的,西方小说观念对中国小说观念的最后形成及其在现当代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到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第一种主要以王国维为首。王国维接受了德国美学思想,因此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学不应该继续“文以载道”的说法限制,而是要回归自然。他认为,文学就是单纯用来描写人生痛苦和欲望的一种手段,无论是哲学还是文学都不应该与政治牵扯太多的关系。在封建社会不少朝代,很多文学家又同时是政治家,因此文学自然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导致文学不能拥有正常的地位和应有的价值。王国维的观点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开始受到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并试图将传统文学理论向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转变,这表明文学理论开始掺杂现代化的因素。第二种主要以梁启超为首。轰轰烈烈的运动遭受残酷镇压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逐渐向文学领域发展,以求通过文学作品达到移风易俗、强国富民的愿望。梁启超将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文以载道”等观点进一步发扬光大,大力宣扬小说在富民强国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小说是改良社会的最有利工具,小说的地位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被抬到这样高的地位,这在客观上也促使小说向更广阔的方向发展。从这一点来说,它与现代化的文学发展相统一的。
(二)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西方文学创作思想
西方文学从上个世纪初开始源源不断进军中国,并从不同角度开始影响中国文学。尽管创作题材仍然属于传统内容,可是经过作家充满新意的创作,传统的题材便成功引入新的元素,从而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新思想的传播期,更是中西方文化大融合、大吸收的时期,这个时候的“中国近代一大批先进或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调整自我的文化心态”[2],他们将这种自我文化心态的调整,在文学作品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比如在郭沫若先生于1923年创作完成的新编历史剧《王昭君》中,反对封建主义的特点十分鲜明。在作者的精心刻画下,昭君藐视权威的形象跃然纸上,她甚至敢于面对君主直接谩骂:“你究竟何所异于人,你独能恣肆威虐于万众之上呢?”这部作品除了显示反封建的思想,也充分显示出作者对人性以及个人价值的弘扬。昭君执意嫁到沙漠,说明她有自己的选择,这也是显示她个人价值的所在,而毛延寿的孩子同父亲关系破裂,也说明她有自己的选择和价值。从作品内容可以看出,作者的观点受到了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从剧本的艺术性来考虑,整部作品被一种强烈的悲剧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氛所笼罩,其实这也正是西方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3]。从纵向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中题材和主题的变化过程恰恰反映出中国文学发展变化过程;从横向的角度来看,它能够反映出存在巨大差异性的文学体系之间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的过程。因此,这一点就是我们讨论中西方文学互相发生作用的最根本原因。
(三)西方文学创作思想
在我国文学创作的发展我们知道,“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其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同,中西方文学的创作,在创作内容、情趣特征以及美学标准等各方面都呈现着各不相同的特点,但这种差异性并未成为中西文学交流的障碍。”[4]从五四时期西方文学思想引入我国,中国文学作品创作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我国文学作品创作从表现形式以及写作的技法上都能看到西方文学的“影子”[5]。一是表现形式上的模仿。中国人的模仿能力很强,中国文学开始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学的精华的形式也是以模仿来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先进的文人,如鲁迅、巴金等注意到西方文学中有许多比较活泼的表现形式,于是他们开始利用西方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来展现中国传统题材,也就是“洋酒瓶装茅台”。从整体来看,中国对西方文学作品的模仿主要体现在表现形式方面,而且也主要发生在文学发展到达一个新阶段的最初时候。尽管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借鉴了西方文学作品,可是这却标志着中国文学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二是写作技巧上的借鉴。西方文学汇聚了西方文化中的很多先进内容,而且西方作家在写作技巧和表现形式的运用上的艺术性很高,远胜于作品的思想内涵,它就像书法家挥毫书写时所运用的毛笔一样,只是一种表现工具,因此,可以直接拿来为我所用。很多作家都潜心学习西方文学中的写作技巧和表现形式,也都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不同程度地体现出这一点。郭沫若先生在年轻时候作品风格与惠特曼和歌德的创作风格具有相似性,喜欢使用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来展现独特的内涵。而田汉热衷于席勒作品,并将席勒“处理斗争,突出性格”的表现手法领悟透彻,使谢瑶环、关汉卿等丰满的人物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二、路在何方:多元文化视角下中西方文学创作思潮的“博弈”
(一)崇洋媚外的迷痴,西化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
西方文化以及文学思想于上个世纪初传入我国的时候,那些具有一定进步性的人士亲身去西方文化宝库中自己去选择自己需要的东西。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西方文化所呈现出的矛盾和冲突,发生在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分别代表了新旧两种思潮,属于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为发展中国文化的必然产物。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将西方文化成功地引入中国文化之中,使之在新的发展道路上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另外,新文化运动中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认为要积极学习西方文化,但是也不乏更为理性的观点出现。这种新的观点既看到了中西方文化在本质上的差异性与对立性,同时又看到了文化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具有同一性,即文化是相通的,中西方文化可以在相互碰撞的过程中实现融合和互补的局面。
(二)拿来主义的盲从,照搬模式对中国文学的否定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在认真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基础之上,认为人权论、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是使社会出现新面貌的三大因素,而这三大论述是西方新思想启蒙下的重要理论。东方文化则以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文明古国为代表,正是因为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也让中国和印度的文化烙上了浓厚的封建思想色彩。所以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更具有先进性。所以陈独秀认为,中国只有全方位地学习西方文化,才能追赶近代文化的发展步伐。鲁迅对待中西方文化的态度与陈独秀比起来,更坚定,他明确建议年轻人只读西方的书籍,不能接触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观点彻底颠覆了几千年以来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文化,将掩盖的虚伪和堂皇呈现在世人面前。
(三)文学反思的觉醒,中国传统文学创作价值内核
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弈加剧,中国作家开始在自己的能够反映本民族气质特征和风格的作品中加入一些新的元素,使这些作品在描绘中国的同时体现出人类的其他优秀文化形式,也就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学作品比先前的中国文学作品更具有鲜明的与本民族文化心理相符的特征,而且审美表现形式更加自如,它主要先从变革文学开始,逐渐发展到改变传统文化,进而重新塑造传统文化,从先前的建构具有社会功能的文学框架,转向搭建具有审美功能的文学框架。在当前文化全球化的大环境之下,在研究中国文学作品之初,首先要更新思想,认识到在建构新文学中的民族性的过程中,除了要对中国传统艺术和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之外,还要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不能简单地认为将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地复位就能实现建构民族性的目标,也不能简单将西方文学不加辨别地拿来,要充分认识到这一过程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
三、一脉相承:中西方文学作品创作中的共同元素
“与中国的传统的文学创作思想而言,近代以来文学在精神内涵上的变化是十分巨大的。尽管这种变化还没有从总体上脱离传统文化的精神框架,但西学东渐所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强大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开始具有了我们通常所谓的“现代性”气息。”[6]这一时期,从近代小说的发展过程来看,起初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与西方小说观念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对另一方产生影响,进而实现合流。在西方小说观念中,属于个人本位主义与自然本位主义的结合体,而在中国的小说观念中却体现出集体本位主义和社会本位主义。之所以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小说观念,主要原因在于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西方文化属于科学型,崇尚个人的自由、和谐,进而在个人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与之相符合的社会结构。而中国文化属于伦理型,追求社会的主动性和个人的被动接受,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一定的社会秩序。在中国小说创作中,尤其擅长语言描写、动作描写以及外貌描写,忽视人物形象的内心描写。直到十八世纪中期,《红楼梦》的问世打破了这一僵局。作者用大量的笔墨进行人物心理的刻画,使人物的内心变化鲜明地展现出来,而且能够以独特的视角来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红楼梦》的艺术性达到很高的水平,可谓空前绝后。它的问世使古典小说的发展向前推进了几个世纪,丝毫不低于同期西方小说的艺术水准。可是,在这之后,古典小说的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在这之后的小说,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思想内涵都无法与《红楼梦》并驾齐驱。中国古典小说尽管在人物刻画上出现了新的突破,可是在艺术性方面却没有登上下一个台阶。西方小说与中国古典小说状况截然相反,人物一直是小说重点刻画的内容。尽管西方小说比较重视展现自然和神灵的力量,却没有将人忽视。比如中古时期流行的市民传奇、骑士小说等都是以人物为重点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人物的主体地位更加牢固,就像培理所言的那样,诗人和小说家主要关注人类的变化。在刻画人物的具体方法上,西方小说从未停止过探索的脚步。后来经常使用的刻画人物的方法主要有服饰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等,而刻画人物内心一直是西方小说比较擅长的,无论是荷马史诗中阿基琉斯从开始发怒到怒火消失的心理变化,骑士传奇中的骑士心理刻画,还是到小资产阶级的爱玩情绪展现,以及人们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激动与消沉,还有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摧残下的愁苦,无法改变目前现状的自虐心理,借助于宗教的心灵感悟等,这些内容在西方小说中都有较深刻的描写。总之,西方小说重视展现人物的内心和行为,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偏重于展现人物内心,同时表现人物内心的途径也越来越多。正是由于西方小说以刻画人物为重点的特点,那些鲜明的文学形象才能在人们的心目中长久不衰。中国开始出现西方的小说观念是在晚清时期,随之推动了中国小说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并最终实现合流。新文化运动使中国文学出现了崭新的面貌,而且中国的小说中也出现了一些个性特征十分明显,同时具有人类一般精神的人物形象,如阿Q。
四、把根留住:全球视角下中国文学创作历史机遇
(一)明辨与借鉴,辨析西方优秀文学创作思想
中国文化处在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之下,无论在传播还是接受方面都表现出一些独特之处。因此,新的研究课题也随之出现,并吸引着众多的文学研究者。这些研究人员尝试向社会大众宣扬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现状以及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正在打破“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以及随后出现的“西方中心”的论断。从事实来看,中国人了解西方的程度要远远高于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程度,而出现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东西方文化处于一个失去平衡的关系中。这就像季羡林先生在《东学西渐》的序中所谈到的观点一样,中国人不但能拿来,也能“送去”。在历史上的“送去”,可能是无意识的。所以,我们必须把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送给世界各国人民,使全世界共此凉热。这说明我们除了要及时总结中西方文化在历史的碰撞中所产生的融合现象,还要通过一定的途径,系统地向西方国家介绍国内知名文化学者以及相关优秀成就,这样才能尽力减少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失衡现象。
(二)吸收与创新,融合中国元素深化文学创作
首先,秉以“求同存异”的理念,抵制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同时积极吸收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以推动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进程。随着经济和文化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推行的一体化政策真实目的是在经济和文化上实现“霸权主义”,使全球国家最终接受美国的控制。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西方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而是仔细考察,找出最具有价值的部分,并将其吸收,进而用来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创新民族文化,提高文化的主体性,使民族文化出现既能充分反映民族特色,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特点,最终实现使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熠熠生辉的根本目标。其次,持以“文化传承”的使命,将民族文化的地位抬高到核心竞争力的高度,继续发扬民族特色,使它在世界民族文化中的影响力越来越明显。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属于国家竞争力的内容之一。民族文化中那些最优秀的部分,不仅仅代表了本民族的文化,更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也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基础之一。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如果固守本民族文化的单一性,阻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最终只会导致本民族文化越来越落后,甚至不能进入全球文化的整合过程,由此,本民族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日渐微弱。因此,本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迈出国门,走向世界,会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是本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同步发展的一大途径。
(三)传承与发展,丰富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
关于民族认识问题,费孝通提出了由“自在”至“自觉”的论断,他认为正是中国在抗击西方列强的过程中才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自觉的民族主体,而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民族主体出现的历史却已经达到了几千年的时间。何谓“自觉的民族主体”,一般特指近代那些不堪国家沦亡的有志之士对国家形象的一种认识和称谓,用于书面传播,可以说是华夏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结晶,也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的“文化重心”所在[7]。“自在的民族主体”属于民族主义的前身,是推进自觉民族主义进程中的重要力量,构建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前提。我们所说的建构文化的民族性,指的是不能脱离历史上已经出现的、具有一定稳定性、获得普遍认可的价值文化传统。传统体现着民族性,而民族性是民族认同自我的表现形式,从这一角度来看,传统增强了民族表现内容和表现力量。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要想更好地实现文化的民族性就要放宽眼界,参照多种文化体系,在思想上长时间的积淀,突破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界限,站在世界的角度察看民族文化的独特之处,并通过适当调整文学创作过程中的民族文化,赋予艺术表现形式民族特性,使其更好地表现人类精神特质,从而获得更高层次的超越。
五、结语
文化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总有其内在的相通性和融合性。尽管中西方历史文化的发展和民族文化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化,中西文学之间有了深层次的吸收和融合,西方文学创作思潮通过20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发现了20世纪以前的古老中国,而中国文学也正是在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起点上重新发现了自己[8]。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文化的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各民族文化在日益增多的交流中不断显现出各自的差异性。我们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不同之处,采用辩证主义观点来对待西方文化,找到中西方文化的最佳结合点,使民族文化顺利走向世界,并向世界各国展现中国传统的东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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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思阳 单位:吉林化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