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路径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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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的减少及中等收入陷阱与逆全球化紧密关联。新时代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而目前面临五个方面的挑战，即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结构失衡、基本公共服务欠缺、城乡户籍固化、收入分配机制不合理。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需要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因此结合中国中等收入倍增的背景及挑战提出四条行动建议，即培植“扩中”基数，加强消费和就业的“有效供给”，完善分配与社保制度，重视教育创新提高人力资本。

［关键词］全球化;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陷阱

一、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背景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中等收入群体

当今世界，逆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非传统安全对世界稳定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究其原因，中等收入群体的减少及其生活质量的下降是重要的“导火索”。中等收入群体(MiddleIncomeGroup)是在中产阶级(MiddleClass)这个经济学分组上深化出的社会学概念。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收入分布的分组类别，而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社会群体概念［1］。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可以更好地概括与反映社会的结构与变化。中等收入群体的减少反映了全球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产业升级后，欧美发达国家制造业逐渐转移或外包到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大量岗位流向海外，工资增长乏力，低技能劳动者纷纷失业。而这些产业工人又不能及时更新自己的技能以转投到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公司或高端服务业，造成传统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减少。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虽然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但由于缺乏合适的分配、社保等体制保障，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持续上升，也面临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数量减少和新兴经济体中等收入陷阱矛盾叠加，使全球中等收入群体都面临“何去何从”的焦虑。事实上，如果将世界看做地球村统计收入与财富，全球的贫富差距与社会分化正日益加剧，全球80%地区的分化差距正在增加。［2］P190－191全球的中等收入群体都面临“上不去”(无法进入高收入群体)和“掉下来”(掉入低收入群体)的危机。

(二)倍增:“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关键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小康也成为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2016年5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美好生活需要”这个民生问题摆在日益重要的位置。由此可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仅是简单的增加社会财富，更关乎社会的稳定、结构的优化，以及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认为，收入的增加赋予人以“可行能力”，而这种可行能力让人更好享有发展的权利。［3］P88－89从某种程度上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是赋予国民以更强的“可行能力”，进而缓解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3980元(约等于8155美元)，距离世界银行设定的12616美元这个高收入国家标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仍有一定差距。然而，根据2016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研究显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仅有3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不足25%。［4］可见，在中国尚未实现人均财富富足前，财富分配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显现。根据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般经验，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普遍超过50%，社会结构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结构。因此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核心就是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

二、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挑战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而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其实质就在于“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然而在做大与分好这两个环节，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都面临着多重挑战。

(一)经济增长模式粗放。“中国长期经济问题的重要根源在于粗放的增长模式”［5］P494。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中国经济主要依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增长，由此造成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三高一低”的发展后遗症。而以低工资、低成本、低端产品为特征的“世界代工厂”模式，也让中国产品为获得竞争优势而人为压低人力资本回报和劳动力要素价格。这不但限制了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空间，也直接制约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事实证明，“跛足前行”的三驾马车以及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既不可持续，也严重影响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成为制约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深层次原因。

(二)三大产业结构失衡。有研究指出，产业结构扭曲会显著提升一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6］目前，中国三大产业比例失衡，高附加值、高创新技术产业产值及从业人口比例偏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2016》显示，截止2015年底，我国第一产业GDP占比仅为8．9%，而从业人口却有28．8%，可见第一产业人均收入低，这一群体大多无法纳入中等收入群体之中。而传统制造业在第二产业中仍占据相当比重，部分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粗放落后，甚至存在不少僵尸企业，造成第二产业中低端蓝领工人占绝大多数，基本从事技术含量不高的重复性劳动，收入偏低。虽然第三产业增加值为7．8%，高于6．7%的GDP增速，但“小、散、弱”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仍普遍存在。加快产业、行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环节。

(三)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不充分。长期以来中国优质教育、医疗、财政支出等公共资源不均衡，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的社保标准差异巨大。有研究指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难以扩大最重要的原因是公共产品短缺。虽然收入上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但因为上学难、看病贵、房价高等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造成生活品质仍处于较低水平。［7］P135－136此外，由于低收入群体及中等收入群体低收入部分抵抗突发风险能力弱，普遍面临“因灾返贫”“因病返贫”的风险。加上教育落后，观念陈旧，贫困极易形成“代际传递”，造成贫困问题的恶性循环。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保障体系无法有效为贫困群体兜底提供制度性保障，这是制约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壮大及稳定的直接因素。

(四)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固化。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与人口城镇化进程密切相关。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尽快破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人员、资本的束缚，使2．5亿农民工有效融入城镇。［8］目前，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越来越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不相匹配，成为阻碍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有研究指出，户籍制度人为地形成了城乡两个封闭的循环圈，使原本就存在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9］二元户籍制度加剧了本就不均衡的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资源的分配。更严重的是，先赋性的制度性障碍严重影响了占我国人口相当比重的农民后天努力奋斗的积极性。

(五)收入分配机制不合理。“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混乱动荡的方面”。［10］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效率优先进行财富的分配，虽然有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城乡间、行业间、地区间人群收入差距却日益明显，且低收入群体比重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为2．72倍，基尼系数为0．465。在行业上，少数国有企业凭借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而多数企业一线职工和少数弱势群体收入偏低且增长缓慢。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体制性因素造成的收入分配的差异逐渐积累，形成“马太效应”，甚至产生了利益固化的危机。

三、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国际经验与行动思路

(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世界银行2012年的研究报告《避免中等收入增长陷阱》显示，在1960年认定的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中，1960－2008年期间仅有以色列、日本、爱尔兰、西班牙、中国香港、新加坡、葡萄牙、中国台湾、毛里求斯、赤道几内亚、韩国、希腊和波多黎各等13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稳定跻身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值得注意的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新加坡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典范，日本用了12年(1973－1985年)，新加坡(1979－1990年)用了11年，韩国仅用7年(1988－1995年)［11］，其经验对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等收入倍增极具参考与借鉴意义。日本于1955－1975年间推行“昭和遣唐使”项目，派出由日本企业家和工会人员组成的海外考察团学习现代化企业管理，将技术超越与制度革新相结合从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12］也有学者对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税收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日本提高了一般性税收负担(国税部分)，增加了居民间接税的比重(如酒税、物品税等)，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事权和财权(如设置事业所得税作为地方税种充实城市税源)。［13］自然资源匮乏的新加坡则牢牢抓住“人才”做文章。有研究指出，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新加坡确立了“职业教育配合经济”的发展理念，建立了“政校企行协同治理”的体制机制，执行了“政府主导下校企并行”的发展模式。［14］此外，实施创新发展战略是日、韩等国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关键因素。创造“东亚奇迹”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技术创新激发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步实现经济由低端向高端的发展。［15］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统计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2015年日本、韩国、新加坡的比重分别是3.28%、4.23%、2.20%(2014年)，而同属亚洲的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分别为0．63%、0．12%、1．30%。考虑到以上三个发达国家经济体量及研发占比均高于另三个发展中国家，由此引发的“马太效应”只会使双方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

(二)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行动思路

结合国际经验，中国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依靠过去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逐渐加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十三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将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城镇化结构将由规模城镇化加快向人口城镇化转型，消费结构将从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开放结构将从货物贸易为主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转型。［16］产业、城镇化、消费、开放结构的变化将会深刻影响中等收入群体基数。此外，制定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行动方案，还需要提前预判到即使进入高收入阶段以后，我国同欧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差距。因此，必须着眼长远，在现阶段就加大结构调整力度，重塑增长动能，使我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依然保持强劲动力。具体看，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涉及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涉及全要素生产率、城镇化结构、生态环境保护、对外开放格局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挑战［17］，要牢固坚持五大发展理念，以创新实现转型发展，以协调完善利益分配，以绿色夯实可持续基础，以开放包容发展机遇，以共享保障和改善民生。从外部讲，要通过制度改革和创新破解户籍制度、土地产权制度、行业垄断的束缚，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行业良性发展。从内部看，要激发低收入群体变中等收入群体的内生动力，主要可以通过加强教育资源均等化，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加职业技能培训等实现。从内外部的衔接看，重点是要建立合理的流动机制，包括城乡间流动、行业间流动等横向流动及上下渠道纵向的流动，使有条件的人群迈入中等收入群体。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人群来源角度看，可以从“提低、扩中、调高”三个方面来实现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一是要结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契机，以脱贫致富让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二是要创新体制机制，加速产业升级，创造新的财富爆发点，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三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调节过高收入，巩固中等及高收入群体。

四、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行动路径建议

基于对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背景的分析，扩中挑战的梳理以及扩中行动思路的归纳，可以看到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寻找新的财富增长点，从而做大蛋糕;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可以缩小因制度性因素造成的收入分配矛盾;要重视教育，积极发挥人才激励机制，保障我国社会结构的持续优化。从更深的角度看，中等收入群体能否实现倍增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转型紧密相关。需要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并通过与之对应的治理、激励、社会规范等手段，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18］，从而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与社会结构的优化。

(一)做大蛋糕，培植“扩中”

基数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就要增加全社会从业者的财产性收益，尤其是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使其迈入中等收入群体序列。因此，考虑从产业升级和区域协同的角度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可支配收入。第一，要优化升级产业结构，通过智慧规模农业、工业4．0、高端服务业发展提高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做大蛋糕”，为“扩中”提供基础。根据国家发改委《服务经济创新发展大纲(2016—2025年)》，预计到2025年，服务业就业总量将占到全部就业人数的60%左右，接近发达国家中等收入阶段的服务业比重。因此，要对第一、第二产业从业人员进行劳动技能教育与培训，使其能转移到第三产业中服务业工作;要利用新技术对物流、运输等传统生产性服务业进行升级改造，整体提升产业技术含量;要大力发展金融保险、文化教育、健康养老等生活性服务行业。第二，要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和“自贸区”等国家战略，加强区域协同发展，从而给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创造更大发展动能和空间，带动所在地区居民收入增加。相关地区应结合自身发展优势和发展阶段，量体裁衣，准确制定发展战略。如海南可主打“健康牌”，大力发展医养结合的健康旅游、健康地产项目。［19］东北可抓住国企改革这个“牛鼻子”，理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加快从管理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本的转变。第三，着力破解户籍制度，推进居住证制度的推广。农村进城务工人口在城镇积聚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廉价劳动力，而现代服务业又为这部分人群成为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提供工作岗位和稳定收入，农民工的消费又有助于加快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此外，还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赋予农民在农村与城市更好生活发展的权利。

(二)加强消费和就业的“有效供给”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居民对产品和服务的要求明显提高，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扩大有效供给。因此，要贯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导、需求侧管理为支撑的改革思路，实现消费需求与就业结构的“有效供给”。从消费能力的角度看，“消费－生产”模式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标，有利于促进社会福利总增长。［20］P129中等收入群体是扩大内需、释放消费红利的“主力军”。高收入群体虽然收入多，但生活必需品基本达到饱和，恩格尔系数较低;低收入群体购买力不足，消费能力有限。只有中等收入群体既有消费能力、又有消费愿望，同时消费又较为理性和持续。二战后，日本的汽车、电视机、随身听等高品质消费品的生产和销售就拉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从而增加了所在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扩充了中等收入群体。此外，从更宏观的需求侧管理角度看，要坚持扩内需与稳外需相结合、增投资与促消费相统一，致力于打造消费主导、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21］从行业吸纳就业的角度看，工业化中后期现代服务业是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主要来源。上世纪50年代左右，欧美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阶段，不仅改变了长期产能过剩、消费不足的状况，也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国家科技的进步和供给结构的改善。因此，要在“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一是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尽量向产业链“微笑曲线”两端即研发、设计、品牌销售等高附加值服务性业务延伸。二是要进一步加快文化创意产业、信息服务业、旅游会展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推动电子商务、创意设计、数字出版、节能环保等新兴服务业的成长。［22］从就业的“供给侧”发力，创造更多中高端就业机会，可以有效增加中等收入群体劳动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实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基数的目标。

(三)注重分配公平，完善保障体系

除了创新发展模式，增加有效供给外，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还需要分配好蛋糕。《论语•季氏》有云:“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完善财富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保障社会结构稳定的必要举措。《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6号)明确提出要将“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并逐渐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报告也指出:要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实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第一，坚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并重，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贯彻“提低、扩中、控高”的主线，通过在高中低收入者之间调整分配关系，逐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加速收入分配由“倒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23］日本“橄榄型”社会结构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国民各阶层收入平衡来实现公平分配”。［24］P96第二，要健全社会保障机制，降低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生活项目成本，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为低收入群体“致贫困”及中等收入群体“返贫”提供制度保障。第三，要加强产权保护，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强调，要加强对国有资产所有权、经营权、企业法人财产权保护，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第四，考虑到农民工群体的迁徙与候鸟老人异地养老的需要，要加快设计一套衔接城乡的符合农民工流动特点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健全全国异地就医结算系统。

(四)重视教育创新，提高人力资本

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不仅反映了经济结构的优化与社会保障分配体系的完善，从侧面也反映了国民教育水平与综合素质的提升。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特别重视教育的基础性作用，教育的普及、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报酬递增总量带动技术的进步与效率的提高。［25］除了教育，创新对于扩中也非常重要。有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于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率不足，过分依赖技术引进，从而形成“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26］因此，形成包含商业环境、规制环境和创新环境的国家创新体系，以创新驱动发展也至关重要。教育与创新作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手段和激发脱贫致富的重要内生动力，可以有效地提高劳动力资本，巩固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第一，多渠道增加教育资源供给总量。减少教育资源供求矛盾的正确做法是增加供给，而不是抑制需求。因此，要采取流动劳动力支付、中央财政转移、地方财政增投、社会力量共担等方式，增加教育资源供给总量。［27］第二，进一步推进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力度。这既包括对贫困地区义务阶段学龄儿童的教育，也包括针对农民工和农民的职业技术教育。有学者用2005年1%人口小普查的微观数据在制变量后发现，一年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平均提高工资水平13．2%。［28］第三，要强化与就业相衔接的高等教育体系，要结合市场实际需求设置专业及要求，并积极与企业对接，完善实践平台建设，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生群体尽快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考虑鼓励社会资本办学，让学术型教育与应用型教育双轨制并行又立交互通，使中职、高职毕业生也能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一部分。［29］第四，要鼓励创新，扶持创业，健全就业创业扶持体系。随着经济发展，创新驱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要素驱动为主的增长必须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要全面贯彻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加强就业信息平台建设，提高劳动力需求和进城务工人员就业信息的准确传递与靶向对接，通过提高就业率与技能、工作的匹配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30］

五、小结与展望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荡”。［31］现代社会在带来物质丰富、精神自由的同时，也造成分配的不公，以及期望值提高后带来的各种不满情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纵向上要实现国民财富的增加，横向上要注重财富分配的合理。基于对“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机理的分析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路径的研究，实现中等收入群倍增的关键词可以概括为:产业、创新、制度。首先，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及其产生的合理的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是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的重要动力。［32］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高于发达国家的速度保持经济持续增长。［33］其次，按照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要素持续投入而收益的边际效益递减，出现阶段性的收敛特征。因此必须突破经济发展的原有范式，通过创新刺激经济主体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加速技术进步完成经济转型。［34］再次，制度是保障社会流动性与分配公平性的重要因素。制度不公会降低人力资本效率，阻碍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导致较低的均衡人力资本水平。［35］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完善体制机制的兜底保障作用。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在探索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谋求地区经济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时代命题上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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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应验 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