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中污染转移研究综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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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国际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国际贸易呈现了快速增长趋势。然而,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由于各国国际分工、产业结构、能源利用效率以及贸易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国际贸易本身必然存在着污染排放转移问题。为了实现环境与贸易的协调发展,各国以环保为目的采取的一系列的环境规制措施,通过对贸易产品成本、贸易产品结构、市场准入和贸易竞争力的影响来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对全球贸易产品污染转移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

1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综述

一国的生态环境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呈现出先恶化、后改善的规律。美国学者Grossman和Krue-ger[1]对66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内14种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物质12年的变动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质量随人均收入出现先增长后下降的情况,其变动趋势呈现倒“U”型关系,这个假说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EKC)假说,诠释了国际贸易中环境污染路径形成问题。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早期阶段,自由贸易将会导致一国经济结构向着污染加重的方向转移,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经济结构作用的效果是使得污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环境质量也呈现出“先恶化,再改善”的情况。自由贸易很可能会改变生产技术,从而改变单位产出的环境损害。

Copeland、Taylor[2]利用南北贸易模型对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分析,发现贸易自由化虽然减轻了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但是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随后又对南北贸易模型进行了修正与扩展,研究结果是贸易自由化使发达国家环境得以改善的程度远远小于使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加剧的程度,国际贸易总体上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并由此提出了“污染避难所效应”和“污染避难所假说”。该假说认为在自由贸易情况下,商品价格和产地是独立的,虽然存在着贸易壁垒和运输成本,但是贸易自由化仍会使产品价格趋于一致,当产品价格一致时,工业区选址的决定因素是成本。如果各国除环境标准外,其他的条件都一样,那么那些环境标准低的国家和地区就成为了污染避难所。

EstyandGeradin等人研究认为,作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结果,各国会竞相降低各自国家的环境质量标准,来维持或增强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从而出现底线赛跑或环境标准竞次下降的现象。[3]“环境标准竞次”假说也称为“向环境标准底线赛跑”假说,该假说是基于“囚徒困境”博弈的原理,认为不同国家或地区对待环境政策强度和实施环境标准的行为类似于“公地悲哀”的发生过程,他们认为因为自由贸易使得每个国家都担心他国采取比本国更低的环境标准而使本国失去竞争优势,为避免损失产生,各国竞相采取比他国次优的环境政策,从而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标准下降,出现环境标准“竞次”现象。

Barrett研究认为,当环境政策规定的环境边际损害很低时,生态倾销可能会产生。Ropker提出,贸易自由化所引致的“环境标准竞次假说”会令某些国家的环境标准崩溃,因为污染者有可能会将其生产设备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污染天堂”,所以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收益是值得怀疑的。

ElisteandFredriksson等学者研究认为,“环境标准竞次”的论点缺乏足够证据的。ElisteandFredriks-son研究了出口竞争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战略性贸易政策对环境管制标准的影响。在对农业部门的分析中,没有发现充分证据可以支持“环境标准竞次”的结论。Wheeler研究中那几个吸收了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如巴西、墨西哥和中国)的城市空气污染水平都呈现出下降趋势,并没有准确反映出发展中国家污染控制的状况。

关于环境“向底线赛跑”假说,前提假设是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并且较低的环境标准是资金流出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一假定却不一定成立。另外,关于“向底线赛跑”假说的经验研究大部分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下完成的: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环境规制都在加强,在现实中很难找到该假说确定的证据。因此,“向底线赛跑”假说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在国际上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看法。

2国内学者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关于贸易与环境的研究起步较晚。余北迪[4]研究发现国际贸易对中国生态环境的负的规模效应大大超过了正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总效应为负。李慕菡[5]通过对中国污染产品的进出口额经标准化处理后的贸易差额和贸易份额的定量计算,得出中国在发展对外贸易过程中,存在污染的跨境转移。沈利生、唐志[6]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实证分析了对外贸易对中国SO2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出口污染排放强度低于进口污染减排强度,因此对外贸易有利于我国污染减排。然而巨额外贸顺差以及进口减排强度与出口排放强度之比的下降造成了我国对外贸易污染排放的逆差,而出口产品结构的恶化则是最为根本的原因。杨万平、袁晓玲[7]基于1982—2006年中国环境污染指标,通过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研究对外贸易对我国环境污染的长期动态影响。分析结果显示,进口贸易有利于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而出口贸易则恶化了我国的环境,出口贸易是环境污染加剧的重要原因,“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得到证实。李慕菡、张连众[8]计算中国与东盟五国不同污染密集度产品的双边贸易经标准化处理后的贸易差额和贸易份额,研究发现中国在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三个国家的双边贸易中,对高、中、低三类污染密集度产品主要以净出口为主,或由净进口转为净出口,且高污染密集度产品和中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份额较大。中国在与菲律宾的双边贸易中,主要表现在对高污染密集度产品净进口。在与泰国的双边贸易中,主要表现在对中污染密集度产品的净进口。徐圆[9]以制造业及其进出口品的污染物排放强度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贸易对中国环境的影响,并特别强调加工贸易和FDI在这其中的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出口品的污染排放强度小于进口品,对外贸易优化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对环境是有利的。加工贸易对制造业生产和出口的“清洁”也起到了显著作用。党玉婷[10]以1993—2006年中国制造业的对外贸易和污染物数据为基础,结合投入产出表,测算了我国制造业对外贸易中的污染含量,研究结果显示发展对外贸易使我国为发达国家承担了高额的环境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