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肉贸易出口现状及对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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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释放了我国农村巨大的生产潜力,禽肉生产得到了快速增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禽肉生产国。日本则由于受到本国国情的限制,耕地有限,农业生产成本高,农副产品自给率一直较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每年都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农产品,满足国内的需求,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亚洲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中日一衣带水相邻,农产品结构互补性强,再加之运输保鲜的便利性以及我国禽肉产品价格优势,使我国在开发日本禽肉市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日本也自然成为我国禽肉最大的出口国。但是近年来,由于受到食品安全、各类贸易壁垒等的影响,两国之间的禽肉贸易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然而,中日禽肉贸易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准确把握两国贸易的波动规律,分析波动的致因并采取相应对策,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特别是禽肉出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中日禽肉产品贸易下降的动态分析

禽肉是我国较早进入国际市场的畜产品,较大规模的出口可追索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高峰期的2000年,仅对日本的出口量即达35.14万吨。然而近年来由于受到美国、泰国和巴西强有力的竞争,以及贸易保护与食品安全的影响,我国禽肉出口量有较大幅度下降,仅出口日本的禽肉产品总量一直稳定在19-20万吨之间(见表1、2)不足高峰年份的55%。分析中日两国禽肉贸易的波动变化,具有如下几方面特点:一是对日禽肉出口占我国禽肉出口总量的份额在逐渐减少,但仍然是我国禽肉的主要出口国。由2000年占我国禽肉总出口的69.6%下降到2008年的41.7%。二是对日禽肉出口总量有波动但总体呈下降态势。以近10年变化为例,2000年出口总量为35.15万吨,而2008年仅为13.89万吨,期间的低谷年份为2004、2005和2008年,年出口总量低于20万吨;其他年份则维持在20万吨以上。三是对日禽肉出口的产品产品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最高峰2000年,生肉出口占出口总量的77.2%,占出口总值的61.9%;熟肉出口占总出口量的22.8%,占出口总产值的38.1%;而较低年份的2008年,熟肉出口占总出口量上升为99.99%,占出口总产值上升为99.99%。特别是2006、2007年熟肉的出口量超过2000年的3.2倍;而生肉出口占出口总量则下降为0.01%,其中2008年的出口量仅为2000年的0.2%。说明我国禽肉初级产品出口的优势在弱化,加工及深加工出口的优势在逐渐显现。四是单位重量禽肉的出口产值在不断增加。2000年平均每吨禽肉出口产值为1947.62美元,到2008年平均每吨禽肉出口产值则增加为3935.8美元,说明我国禽肉产品的出口在加工和质量方面有了实质性提高。

二、近年来中日禽肉产品贸易下降成因分析

中国禽肉在国际上的总体贸易形势处于波动上扬的大趋势,对日出口却处于下降的状态,产品竞争力相对于巴西、泰国也有很大的起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因素的,不仅有国际宏观贸易环境的变化,日本国内贸易条件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外,还与国内产品的质量等有很大关系。

(一)国际贸易大环境的变化

1.经济危机阻碍贸易自由化。近年来,国际总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金融危机,继而演变为全球经济危机,影响领域从金融扩张到实体经济,国际贸易领域新的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一些发达国家设置诸如环保标准、质量标准、技术和卫生标准等各种非关税壁垒对进口贸易实行限制,甚至违反国际贸易准则滥用反倾销手段保护其国内市场。在这种不平等贸易大背景下,中国很容易受到诸多不公平的待遇,家禽产品的国际贸易也自然受到极大冲击。从表2可看出:我国禽肉产品对日出口在经历了2004、2005年非典、禽流感的影响后,2006、2007年才显起色,但2008乃至2009年即因金融危机其量下降了33%。[1]

2.人民币升值与行业生产成本的提高削弱了我国禽肉产品的竞争力。2008年5月16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突破7.00,6月17日突破6.90,此后不断升值,其最直接的影响便是禽肉产品出口价格的相对提高,再加之国内本来家禽生产由于其行业比较效益相对较低,自身也在不断地向提高生产成本方向调整,其结果导致禽肉出口生产成本提高。正是由于近年来禽肉出口的对外、对内的行业平衡和对生产过程等环节成本的提高,与周边国家生产比较,严重削弱了我国禽肉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据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和实际调查表明,在我国北方,2008年单位禽肉生产的成本较2000年提高了1.3倍以上,而养禽与农村其他行业的比较效益没有提高反而有一定的下降。从表2中即可看出,初加工的生禽肉1999和2000年平均每吨产值为1646.4美元,而2008年每吨产值仅为2085.5美元,提高的幅度仅为26.67%。这些足以说明我国禽肉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在下降。[2]

3.国际禽肉贸易竞争加剧。目前,禽肉出口的主要竞争国是美国、巴西、中国和泰国。日本市场上,在2004年我国禽肉冰鲜产品出口被日本全面封关,2005、2006年对我国禽肉严守禁令的时间里,美国、巴西、泰国等对日禽肉出口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致使泰国、巴西抢占了我国在日的禽肉市场份额,各出口国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使我国禽肉的出口面临诸多不利的局面。[3]

(二)日本国内市场准入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与我国目前禽肉的生产实际难以有效对接

1.日本的食品安全标准不断升级。近年来,日本国内市场的食品安全准入和管理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政府层面上,制定了一套高标准的食品安全准入制度的法律法规并建立了配套的执行机构。在法规制度建设方面,如经过10多次不断完善和修订的《食品卫生法》、直接与禽肉产品安全相关的《农药取缔法》、《肥料取缔法》、《农林产品品质规格和正确标识法》、《饲料添加剂安全管理法》、《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包装容器法》等等,还有“有机农产品及特别栽培农产品标志标准”、“有机农产品生产管理要领”、“日本有机食品生产标准”、“食品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等配套的规章制度;与此配套的机构设立方面,农林水产省和厚生劳动省两个部级机构严格进行食品安全监管,其下设专门的局级部门分管不同的领域,成立了专门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以服务于消费者的利益为宗旨,打破部门条块分割,统一监督管理和负责风险评估,采取严格的市场准入监管机制。成为世界上食品监管机制最严厉的国家。即便如此,民众维护自身健康权益的自觉意识和“居安思危”的情绪却始终存在,例如食品安全委员会在进行2009年度的例行调查时,发现受访的民众中竟然有76.8%对食品安全感到“非常不安”或者“一定程度的不安”。这种普通民众对食品“求全责备”的共识性意识和理念,更无形中迫使政府不断修改变化中的监管措施。

从表2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在最高峰的2000年,生肉出口占出口总量的77.2%,熟肉出口占总出口量的22.8%;而到2008年,熟肉出口占总出口量上升为99.99%,而生肉出口占出口总量则下降为0.01%,本年度生肉出口量仅为2000年的0.2%,足见日本国内对国外未加工的畜产品安全问题的担忧,进而加大了限制进口的力度。

2.贸易壁垒严重制约中日禽肉贸易的发展。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都是在工业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之后,环境治理、国民健康保障才真正成为了公共政策的重要内容,为此制定了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法规,涉及范围越来越广,门槛越筑越高,各类贸易壁垒越来越严,自然对国外进口的禽肉产品质量卫生要求越来越苛刻。正是由于这些规则或标准没有和我国的行业标准有效对接,严重地制约目前中日禽肉的正常贸易,导致我国对日的禽肉出口市场在逐渐萎缩,同时也给我国禽肉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贸易等环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4]

第一、实行SPS措施等技术性贸易壁垒。目前在国际上众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中,SPS(SanitaryandPhyto-sanitaryAgreement:卫生与动植物检疫的缩写)的措施最具有代表性。SPS是指一国为保护消费者食品安全、动物和植物生命健康和环境安全而对上市商品设立的强制性法规、标准、检验和检疫要求。进口国实行SPS措施后,出口国不得不加大投入来对接和满足其有形和无形的诸多限制,结果则大大增加了禽肉的直接成本;甚或进口国海关检验机构在进口检验过程中,人为随意提高检验标准,或故意延长检验时间,从而间接提高了禽肉销售成本。根据我国农业部统计,仅1996-2008年间,我国禽肉共16次因SPS措施被进口国禁止进口。近年来日方也不断因对我国禽病、兽药残留、致病性微生物污染方面的质疑而采取SPS措施限制我国禽肉出口。[5]

第二、设置“肯定列表制度”等绿色贸易壁垒。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即系“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它是指日本为加强食品(包括可食用农产品)中农业化学品(包括农药、兽药和饲料添加剂)残留管理而制定的一项特殊制度。[4]“肯定列表制度”实施后,禽肉制品检测项目从原有的20项增加到363项,其中30项严于我国限量标准,19项与我国限量标准相同,11项宽于我国限量标准,其余近320项我国尚无限量标准。增加了我国按其标准生产的难度,大大提高了禽肉产品进口的门槛。[1]其中对鲜冻禽肉产品的设限项目的数量与类别大幅增加,限量标准更为严格,通关速度大为减慢,构成实质性的歧视性威胁。也因此给日方在进口禽肉产品时留有很大的随意性空间,增加我国禽肉生产企业产品出口的难度。正如我国禽肉出口骨干企业北京大发有限公司业务人员所言:“肯定列表制度”的实施,同样一批产品今天出口合格明天就不一定合格;昨天能过关的产品今天随意性重检可能过不了关。无形中导致出口产品成本大幅增加。[6]

(三)我国禽肉出口仍然存在诸多方面“内功”不足问题

1.我国行业标准体系尚未完全与国际接轨。目前,在国际经济形势普遍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各国出自本国和产业利益的考虑,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与此配套也制定了越来越严格的技术标准与卫生检疫措施。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在行业技术和检验标准的制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另一方面我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技术标准的被动接受者,仍受发达国家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牵制,这对我们来讲要和国际接轨还有相当长和相当艰巨的路程要走。

2.我国禽肉生产过程技术不规范,产品质量难以控制,缺乏国际竞争力。近年来我国畜牧规模化、产业化进程尽管得到较快发展,畜产品质量有了实质性提高,但是由于农村养殖主要还是以“小规模”分散养殖方式为主,生态环境和疾病较为复杂,导致养殖过程中普遍存在着非标准化生产问题,产品的药物、化学、细菌残留超标以及其他方式的污染等现象经常发生,再加之突发性食品安全重大事件时有出现,也对我国畜产品出口的外部环境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这些生产层面的“内功”不足问题直接影响了我国禽肉产品的国际竞争力。[7]

3.生产与行业监管的纽带衔接不到位。目前我国畜牧生产与产品安全管理涉及经贸、工商、卫生、质检、畜牧、兽医等多个部门,存在多头监管,职责不清,监管不力,造成权威不足,收效不明显。特别是在突发性食品安全事件中,很难定位问责。再加之政府多年来在此方面的科研投资强度严重不足,使得农产品和食品质量管理、标准化认证体系建设较为滞后,往往造成生产、产品质量监管、及其二者之间与国际市场难以实现有效衔接的局面。

综上,在国际经济动荡的大环境下,对日禽肉出口的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日本国内苛刻的食品准入制度和我国禽肉产品质量的有待提高。只有抓住了主要问题,我们才能“对症下药”,找到提高我国对肉禽肉出口的良策。

三、我国对日禽肉出口贸易的对策

尽管我国对日的禽肉贸易摩擦不断发生,出口量减小,但是,由于日本的农业资源十分匮乏,自身的禽肉产品难以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每年必须从国外大量进口。而我国禽肉生产量大,除满足国内之需外对外有较强的出口能力,又与日本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因此中日之间的禽肉贸易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化解日本苛刻的食品准入制度和我国有待提高的禽肉产品质量等不利因素,使两国的禽肉贸易达到双赢的目标。

(一)短期以改善出口产品结构,以加工和深加工禽肉产品为主

近年来,尽管我国对日出口的禽肉产品结构有明显的改观,2008年加工熟肉对日出口已由2000年的占出口总量的22.8%上升为99.9%,但是我国目前禽肉出口仅占生产量的2.2%,总体出口量仍然较小。另外在日本熟禽肉市场上,还与泰国存在激烈的竞争。

由于高温可以杀死病毒,即便是禽流感病毒在经过1分钟以上保持70℃的加温之后便不能存活。那么即使在目前我国一般的农村养殖生产条件和常规的生产操作过程所得到的禽肉产品经过加热处理后,加工成熟肉制品也是安全的。由此可见,对于食品安全准入机制相当严格的日本,加大对熟制禽肉的出口即能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另外,在日本,生肉市场被巴西所垄断,使得其他国家很难在生肉市场上有立足之地。而我国在熟肉产品上有比较优势,和泰国平分日本市场,凭借着我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较大优势,应该强化熟禽肉的出口,以期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

强化熟肉的出口在我国国内方面,既可以迎合广大消费者所青睐的直接或进行简单加热即可食用的分割制品,又可以提高禽肉的附加值、扩大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在出口策略方面又瞄准了日本的熟肉市场需求供应现状“对症下药”,是短期内增加对日出口的良策。

(二)长期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出口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

提高禽肉产品质量,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产品是突破各种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的根本途径。中国禽肉产品质量的提高须借鉴国外先进的生产,加工的技术和经验,加强农产品质量认证体系(ISO9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农产品安全认证体系(HACCP国际食品安全质量体系),农产品环境认证体系(ISO14000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等方面的建设,从“农场到餐桌”的整个过程严防严管严控,加强我国兽医防疫体系建设,建设无规定疫病区,严格控制药物使用和残留监控,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产品质量差、有害物质残留量高等问题,这是冲破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和sps措施等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根本性措施。

同时,中国的禽肉出口,在总体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很大的规模,集中度也不够,辐射能力也不强,与巴西、泰国、美国等产业竞争者相比,还缺少龙头大型企业对行业的引领,家禽养殖和加工产业规模还处于劣势。现代产业发展的特点是,要想发展就必须提高市场占有率,要提高市场占有率就必须有规模。企业规模的扩大一方面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还有利于对饲养户统一的管理和建立食品安全的反馈系统,而在目前我国畜禽主要依靠千家万户的农户分散经营的主导格局下实现这一目标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必须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经营。一方面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充分利用不同企业的资金、人力、技术、营销网络等资源,避免内部磨擦,形成规模优势,降低经营费用,提高竞争力和市场控制力。更为重要的是,便于对生产技术、质量、卫生和生产过程进行统一控制,企业对肉鸡供应户进行统一管理、统一供应雏鸡、饲料、防疫和回购成品鸡,最终达到提高禽肉整体质量的目的。我们可以按照规模化经营理念,利用比较优势的基本原理,对我国的家禽产业进行优势区域布局,通过扶持优势区域内养禽龙头企业的优先发展,扩大企业规模和辐射能力,形成高效的生产、加工、出口协作系统,降低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提高我国禽肉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8]

(三)提升生产规范、质量控制、监管体系,与国际准则相衔接

我国禽肉出口整体水平要实现飞跃性提高,涉及一系列系统工程。从生产环节上讲,必须建立一套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绿色无公害流程、可持续发展策略的禽肉生产技术体系。从加工环节上讲,必须建立一套规格化加工、无污染操作、标准化产品、品质优质的产品质量控制体系;从流通与出口环节上讲,必须建立一个高效流通、中间成本合理规范、衔接出口规则与标准、出口市场满意畅销的完整高效的产品流通体系;从市场监管环节上讲,建立和完善与国际准则衔接的生产、流通、产品质量控制标准、法规及其与此配套的执行机构机制。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建立相关的贸易壁垒数据库和预警机制,以便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防患于未然,为我国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提供及时、科学的信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