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盟产业贸易结构关联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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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限的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总体上看,中国产业结构的宏观变动继续沿着“配第—克拉克定理”①揭示的方向演进,并且变动的步伐逐步加快。总的来说,第一产业的比重迅速下降,第二产业稳步发展,第三产业呈上升态势。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后起发展中大国,产业结构具有多层次阶梯状的特点,在比较优势方面也呈现为多样性和综合性。一方面,中国拥有一个较为独立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虽然中国教育的普及程度不及东亚多数国家和地区,但在科技人员的绝对数量上却位居前列,整体科技力量仅次于日本,在某些高新技术领域如航天、生物工程、超导技术和激光等领域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技术的低成本优势使其在部分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行业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展开竞争;另一方面,在主导产业方面,即资源密集型产品及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中国以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及丰富的资源与东盟四国②展开竞争。但是应该看到,在过去的一定时期内,中国与东盟四国的竞争是有一定限度的,因为二者在经济结构及贸易结构的变动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盟四国的初级产品部门都经历了剧烈的收缩,初级产品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下降。据统计,从1980年到1993年,马来西亚初级产品比重由33%下降到23.8%,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也分别从50.5%、25.0%和25.0%下降到27.1%、11.9%和24.3%。而同期,这些国家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量则趋于上升,在GDP中的比重分别从19.6%、11.6%、21.5%和27.6%变化为30.1%、22.4%、28.6%和24.7%。①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部门收缩较为缓慢,到了90年代,包括农业部门和矿业及燃料业在内的初级产品仍占GDP的近1/3,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扩张程度都小于东盟四国。一般来说,经济结构的变化总会带来贸易结构的变化。但相对于GDP的扩张速度而言,中国的出口增长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初级产品虽然绝对量较高,但人均拥有量很少,因此出口较少,而作为国民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的制造业,其产品出口又受到国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难以有效扩大。分析1990年至1998年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初级产品所占比重由25.6%下降到11.2%,工业制成品则从74.4%上升到88.8%。虽然制造业出口总量有了很大增长,但与生产的扩张还是不成比例,1998年占国民生产总值42.1%的制造业其出口仅为产值的35%②,而马来西亚早在1996年就已达到了77%。这种经济结构进而贸易结构变动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关系并非是完全的、恶性的竞争。

尽管如此,仍有人把20世纪90年代东盟出口增速放慢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的竞争。根据联合国提供的有关资料,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东盟四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率曾达到高峰,但90年代中期以后,泰国和菲律宾却出现了负增长,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增速也远低于80年代后期的水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期中国逐步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重要出口国。从表象上看,二者似乎是一种此落彼涨的替代性关系,但实则不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顾问普莱凯希·拉格尼(PrakashLoungani)的测算,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更多的是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即亚洲“四小龙”(NIES)市场份额的缩小而取得的,而不是靠牺牲东盟四国的份额取得。

二、竞争中的合作是基本走向

长期以来,东盟四国的对外贸易90%集中在东亚、美国和西欧三大地区。从1986年到1996年这十年的情况来看,东盟四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重点是东亚地区,它占其外贸总额的比重从50%上升到了55%,对美国和西欧的贸易比重则大致不变。对亚洲出口增长中主要是对东盟内和亚洲“四小龙”的增长,对中国出口则相对缓慢,尽管1996年双方贸易额突破了200亿美元(此数据包括新加坡的贸易),比1990年的贸易额60亿美元增加了三倍多,但它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只有0.99个百分点。③中国与东盟四国的贸易增长速度虽然很快,但在各自的贸易额中所占比重却很小,双方的出口贸易依存度一直较低,1994年也只分别达到3.1和2.7,远远低于同亚洲其它国家的贸易依存度。其发展较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双方经济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较为趋同,经济互补的领域较少,贸易特化系数较为接近。④

中国与东盟四国机械类制品的贸易特化系数是很接近的,除了马来西亚以外都在-0.4以上;在一次产品即初级产品方面,东盟四国则竞争力较强,一般制品方面中国较有优势,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工资成本较低,非熟练劳动力资源丰富。该系数反映了在1992年东盟四国的产业结构,总体上是优于中国的。但此后,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东盟各国经济在1997年危机期间所受的冲击,它们之间的贸易特化系数必定越来越趋近。由此,有人担心越来越趋近的贸易特化系数是中国对东盟造成威胁的原因。其实,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常态,世界经济的发展正是靠竞争推动的。就东亚地区而言,竞争使亚洲“四小龙”互相促进而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竞争亦使日本后来居上成为了世界经济强国。因此,中国与东盟四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竞争关系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处理得好,就可以在竞争中促进双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换代,为双方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从发展前景来看,竞争中的进一步合作将是中国与东盟四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基本走向。因为在亚太地区日益扩大的贸易格局中,中国与东盟绝大多数国家出口商品在结构上主要还是互补性的。越是不发达的国家,越是倾向于自然资源出口的国家,与中国专业化分工程度越高。而且随着近年来部分东盟国家劳动力成本的逐步高涨,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绝对优势越来越大,中国出口的相关产品由于要素禀赋替代的困难性,正受到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等发展水平近似国家越来越多的欢迎。更加重要的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已逐步从传统的产业间贸易走向产业内贸易形式的互补性分工。产业内贸易是指同产业中双方国家互有不同质商品的贸易往来,目前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类型,约占国际贸易额的七成左右。例如中国与马来西亚、泰国在办公用机械、电动机械、电器、自动数据处理设备,中国与印尼、菲律宾在钢铁、机械及运输设备方面都具有较好的互补关系。

在现实中,我们惊喜地看到,在2001年上半年中国对亚洲大多数国家的贸易增长速度都放缓的情况下,对马来西亚的进出口总额却比2000年同期增加20.5%,达到40.92亿美元;其次是泰国,增幅为15.6%,达到35亿美元①。虽然这一数字在双方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都还不大,但它却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经济合作是很有前途的,双方正在把这种合作引向纵深方向。因为面对中国10多亿人的大市场和“大东盟”形成后的5亿人口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双方都意识到了其中蕴涵的机遇。东南亚金融危机在给东南亚国家造成危害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启示,即必须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众所周知,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诱因就是这些国家国内产业结构的畸形造成了产业升级过程中产业转移链的中断,而使外国直接投资资本减少,于是政府不得不引入其他形式的短期资本,这些投机性极强的资本最终成了危机的导火索。因此,逐步减轻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依靠本区域内的团结力量,成为了东亚发展中国家顺利实现产业升级,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也日趋饱和,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在美日欧市场上的份额增长缓慢,也说明靠西方国家市场的扩大来带动经济的发展余地已不是很大。

尤其是美国“9·11事件”之后,本来就不很景气的世界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和美国国内市场的缩水,使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维持出口增长的主要途径将是增加区域内部的贸易。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紧密的、相互合作与协调的机制,使区域内的产业分工逐步趋向合理,各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建立相应的产业结构和主导产业,使区域内的产业发展既有竞争力又能够协调发展,同时优化各自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发展双方产业内贸易,提高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增强东亚地区的整体经济实力。在2001年11月文莱举行的第五次“10+3”会议上,朱钅容基总理和东盟各国领导人支持和批准了专家组提出的建议,一致同意今后十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把农业、信息通讯、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和湄公河开发作为近期合作的重点,这标志着东盟与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外,随着中国已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了制度性开放的阶段,这将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也将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地域相近的东盟国家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和更多的商业机会,并促进“10+1”的进程。世界银行调查显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台湾和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将增加一倍,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将上升20%。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说:“把中国经济视为亚洲经济最重要的一部分的时候到了。”②国务院总理朱钅容基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将长期坚定不移地贯彻扩大内需的方针,今后五年,中国将进口价值1.4万亿美元的技术、设备和产品,这意味着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多的商机、更多的财富和新的增长机会。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中国而言,加强与东盟四国的协调和合作,除了经济利益以外,还具有一种特殊的战略性意义。因为,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周边环境客观而论并不十分乐观,周边渗透了西方国家的一些敌对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从与东盟四国的关系入手,积极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于我们摆脱上述困境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为了减少与东盟四国业已存在的竞争,并避免将来可能出现的更大的竞争,维护和发展双方间的良好经济关系,为尽早促成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扫清障碍,同时也是建立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我们有必要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首先,要坚持结构调整与贸易、投资、产业合作相结合的原则。从我国目前产业结构的现状来看,调整主要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运用现有高科技或引进技术来改造某些传统产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部门,针对各产业发展特点,定位于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工业,对某些无比较优势国内需求又趋于饱和的产业,实行限产、转产、停产;其二是加大对现有高新技术产业的科技投入,使其充分利用国内现有的较低的工资成本进军国际市场,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规模和集约经营,充分利用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和后发优势。

其次,注重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努力实现出口产品的多样化和差别化。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东盟四国普遍认识到了提升产业结构,增强出口产品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在诸多的反危机措施中,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政策就成为其中的重中之重,而且从实际表现来看,这项政策也有了一定的成效。毫无疑问,这种发展势趋将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呈同步发展态势,从而使二者将在一个更高的、具有水平分工性质的层面上形成竞争关系。众所周知,与垂直性分工不同,水平性分工的特点是竞争性强,分工国之间的产业关联度高,贸易和投资的波及效果也更为明显。在这种分工格局中,由于各国的生产成本大致相同,竞争主要不是围绕价格进行,而是通过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拉开产品的差异程度来建立各自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因此,能否避免相互之间的过度竞争,关键在于分工国是否具有实现产品多样化和差别化以满足不同消费者偏好的创新能力。为此,我们必须加大企业制度创新力度,实现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在产品多样化和差别化方面胜人一筹,就可以避开与东盟四国的正面竞争,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注意扶植本国的主导产业,发挥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产业结构多层次和多样化的特点,利用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巨大的国内市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某些高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对其他国家某些有产品而无市场或有市场而无能力生产的领域开展重点突破,争取在自由贸易区实现之前实现这些产业的提升。这类产品主要包括各类机械产品、成套设备、汽车及配件等等,这类产品具有需求弹性大、价值增值高、市场机会多、技术进步快、容易进行新产品开发等特点,非常适合作为工业化进程中的主导产业。

第四,进一步增强服务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中国“入世”谈判的过程中,电信、金融领域市场准入的谈判是重中之重,也是“入世”后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领域。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可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且可实现最佳效率的生产资源要素持有量的多寡,决定了不同国家在新的贸易格局中的比较优势地位,从而决定了它们的利益份额。这一点,在以信息技术和金融交易为核心的服务贸易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日本在9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走低,一蹶不振的原因,除了其在信息产业领域没有及时调整以外,其服务贸易领域,尤其是金融服务领域缺乏竞争力而成为净逆差国,也是一重要因素,这也是90年代美日经济差距加大的原因。而一个国家服务业的发展和繁荣,不仅可以起到转移劳动力,增加就业机会的作用,而且对有效配置社会资源,提升整体产业水平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在对外开放我国的服务业市场的同时,采用多种合资合作的方式,学习国外公司的先进管理和服务经验,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促进国内各产业的协调发展。

最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应仅仅局限于东亚地区,而应该立足于世界的国际分工来开展,在大力发展区域经济的同时,积极融入到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之中。为此,我们必须坚持“走出去”的方针,逐步扩大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目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已成为一个国家深程度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最主要途径。我国已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贸易大国,但是相比之下,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却发展缓慢,对外直接投资量尚不到世界对外投资总额的1%,这既与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和引进外资的规模不相称,也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较低层次和不利的地位。为此,我们应根据当今全球竞争的特点,同时依照区位优势原则,一方面发挥现有技术优势,重点扩大对东亚、非洲等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对一些发展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可以考虑转移到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去生产。在投资形式上则应注重灵活性,采取现汇投资、技术投资和设备实物投资等多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