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革新企业家和经济师是开拓者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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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创新理论的建立,加速了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

技术创新学说的创立者,著名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未曾想到他的学说能够在世界起到巨大作用。他的“技术创新”理论,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有比较广泛的深刻影响。尽管不少人(就连其妻子也在内)对熊氏创新理论中的一些观点持有异议,但辩证地看,熊氏的创新理论对当代世界经济理论,特别是经济发展理论和科学技术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实质上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是经济增长,也是经济波动的原因,从而也是经济运行的动力。熊氏理论中的“创新”可归纳为三种形式:(1)技术创新,如新产品开发、新工艺技术和采用、新材料的应用等;(2)市场创新;(3)制度(组织)创新。熊彼特认为,能否创新是判定企业家的关键,他明确提出:“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创新”。在熊彼特“制度创新”中的“制度”是一个很庞杂的概念。他把人们对利润的追求作为变革(创新)的根本动力,不管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也不分各种制度的层次关系,通通都纳入“创新”的范畴,统统归为只有利润(利益)动机下的制度变化和调整。1912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特别强调了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被其继承者把它放到重要的位置加以肯定,经过深化、发展和演变,形成了两门分支学科:一是以研究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转移、扩散的方式、作用、规律及其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技术创新经济学;一是以研究制度变革为对象的制度创新经济学。

熊彼特的赞同和继承者中一些人对技术的发展所引起“创新”的重大作用,以及创新引起的社会生产过程、组织管理方式等的变化,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并把技术进步看作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哈罗德(R.F•Harrod)、罗斯托(W.W.Rostow)、库兹涅茨(S.kuznets)、肯德尼克(J.W.kendrick)、丹尼森(E.F.Denisen)、索洛(R.M.Solow)等,都对有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以及定量分析,形成了西方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经济增长学。同时,作为研究科学技术发展对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影响,评价科学技术的市场潜力和产业化意义并作出选择,作为制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体系基础的技术评估也受到了工业发达国家的普遍重视。在“新熊彼特学派”中,美国的曼斯费尔德提出了所谓“技术推广模式”。认为从中对有关因素的分析和估算,可以找到一种新技术首先被某个企业采用之后,究竟需要多久才能被该部门的多数企业接受和普遍采用。他还研究了关于技术在国际间转移的问题。英国的特列比科尔研究了如何从一个部门扩散到其它部门的所谓“技术扩散”问题。如军事工业技术向民用工业部门转移、扩散。卡曼和施瓦茨研究了技术创新和市场结构的关系,认为竞争程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力量是决定技术创新的三个重要因素。

制度创新的代表人物美国的戴维斯和诺尔斯认为,改变现有制度,采用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形式的变革,创新者便能获得追加利益(或预期的纯收益超过预期成本)。这就是说,技术创新往往以制度创新为前提。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提出,创新是企业家特有的工具。认为企业家借助于这个工具,把社会中的各种变化开拓成为从事不同事业或服务的机会,他刻意探索创新的来源和寻找那些孕育成功的创新机会。香港创新科技委员会主席田长霖近来指出,现在有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就是区域经济的繁荣完全依靠高新科技,创造性的科技是今后的一个主流,这已经为大多数人日渐接受。比如美国的硅谷,世界创新科技最领先的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最快,每年创造的产值超过4500亿美元。如此巨大的财富创造,集中在一个只有650万人口的区域之中,完全依托创新科技。田长霖说,从头开始做最新的创新企业可能发展得更快一点,北京也要更新这个观念。举个例子,七八十年代,美国的汽车业、消费电子业被日本、德国占据,很多人说美国不行了,而美国专注于高增值行业的发展,目前美国经济成长的80%有赖于高科技的企业。这可以成为国内的借鉴。当前创新理论正在把国际经济竞争的焦点转向以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在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在工业中的比重、高附加值产品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已经分别达到40%和50%。因此,发展中国家为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都在集中力量、大胆创新,在某些领域取得关键性的突破。这已不仅仅是一个市场份额的问题,而是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甚至经济主权的问题,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大问题。

二、国外技术创新对我们的启示

技术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过程,是产生现实尚不存在的新事物的人类活动,它最能充分地体现出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主观能动作用。今天的“技术创新”不能理解为“纯技术”的创新。创新活动十分广泛,如科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而提出战略、策略、方案、措施、建议,或者有效合理地组合运用人力财力去开拓产品、市场、人才和服务等都应理解为技术创新。它们既有不同的又有共同的特性和规律,彼此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种高度结合目的性的实践活动,最终体现于国家技术创新系统,并对增加综合国力方面起到了直接的、重大的作用。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在各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各有其特征。

(一)美国技术创新系统直接成为增强综合国力的核心部分

美国富有创新的文化传统,适应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政治体制,宪法所规范的各种法规、科技政策的保证,以总统为首的科技领导机构,R&D(研究与开发)和教育的高投入,以及能包容多元文化、鼓励自由思考、独自创新的社会环境系统,使美国拥有当今世界最全面的国家创新体系。美国的创新具有全方位的特征。雄厚的基础科学,持续地支撑着技术创新和发明。技术创新产业的效果,表现在尖端武器、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等)、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方面的迅速发展,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保持了超级大国的地位。

(二)日本正在实施跨世纪的“科技创新立国”战略

战后40年间,日本通过走一条技术引进——消化——改良——创新的道路,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面对新世纪在经济、政治、军事和科技上的竞争态势,日本又明确地提出了“科技创新立国”战略。在继续发扬技术创新的同时还增添了科学创新。为了使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能有效地持续下去,又强调了观念创新、管理创新、科技体制创新,并制定了《科技基本法》等,从法律和政策上提供保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特别强调技术预测、项目选择、开发、成果转化、运输、销售、服务等各个相关环节上的高效、快捷。

(三)巴西重视技术创新迅速发展为世界第八经济大国

从世纪中叶开始的50年间,巴西依靠国家财政投资和国外融资,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八经济大国。巴西工业化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开放经济的同时,也从法律和政策上开始对科技创新体制进行了改革。改革的重点,一是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上的投资,保障了科技投资年年增长。1992年至1997年,巴西研究与开发经费平均每年递增14%,企业用于技术创新的投资平均每年增长5.1%,1997年科技研究开发经费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其中企业科技投资比重占全国的32%。二是鼓励企业与科技机构密切合作。1996年设立的“OMEGA计划”规定,由科研机构领头、至少有两家企业参与联合开发项目可得到国家50%经费的扶持。巴西还通过“PADCT计划”,鼓励科研机构向生产部门转让新技术。到1998年为止,巴西为这项计划投入4.7亿美元,支持了3200个项目。巴西计划再用6年时间投入6.8亿美元,继续扶持科研成果向企业转让。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对科研院所在生物、新材料和信息技术三个领域开发出来的新技术进行登记列册,向全国生产部门推荐,以便企业了解、利用这些新技术。

(四)以色列人均创新能力进入世界前列

1948年以来,在仅有约500万人口、自然资源和环境很差的条件下,以色列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实现了创新立国。以犹太人为主要人口的以色列,14岁以上人均每月读一本书,在人均拥有图书和出版社及每年人均读书的比例上成为世界之最。在犹太社会里,世代相传:书是甜的、智慧是抢不走的、学者的社会地位是最高的。犹太人不仅非常重视知识,而且更加重视富有创新性的才能。学习应以思考为基础,思考必须有怀疑精神,最终寻求解答,智慧和创新迭起。由此,在犹太人中产生的诺贝尔奖得主、卓越的科学家、各种专业人才,其数量之多占其人口的比例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以色列按人均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已进入世界前列。

(五)韩国以“创造性、自主性”创新战略跻身世界科技七强

战后,韩国提出“科技立国”战略,近来又提出“世界化”战略。为此,科技从支持工业发展转变为领导工业发展;依法建立宏观调控为主要职能的科技管理和决策;决定科技问题已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主要权力。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韩国进行了深刻的反省,颁布了《科技创新特别法》,增强政府在国家技术创新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包括强调: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在技术创新系统中发挥最重要的主导性作用;注重培养国内人才,积极招揽国际人才,特别是开发和发挥创造性人才的龙头作用;以基础研究为根本,增大其在R&D总投资中的比例;建立全国性基础科学研究网络等,使之成为技术创新的源泉和动力,以跻身世界科技七强。目前,世界500强中已有150多个进入北京,并建立了自己的开发机构,许多跨国公司已不是只有一个开发中心就够了,而是在全球范围内为技术创新配置资源。在这种咄咄迫人的形势下,我们再不加强技术创新,就无法与强手竞争,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三、技术创新在中华大地得到认同和新生

熊彼特创立的技术创新学说正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得到认同和新生。原国家科委研究中心是国内最早研究技术创新理论的单位之一,许多学术研究团体也很重视,如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从1995年起在《技术经济》杂志上多期刊登技术创新重要文章,这就促进了技术创新得到广泛传播、应用并成为各方关注的一个热点领域,这与在我国经过十几年的研究与实践是分不开的。尽管人们至今对技术创新的理解仍存在一些误区,比如,把技术创新等同于技术革新、发明创造或单纯的技术活动,而忽视了技术创新是在以市场拉动和技术推动的综合作用下,即包括技术开发、工程化、商业化生产和市场应用这样一种技术与经济有机结合的系统工程的根本特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们已认识到技术创新是提高一个国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行科教兴国战略的一条根本途径。由此,我国科技竞争力已从1997年的第20位上升到1998年的第13位;国际竞争力同一时期由27位上升到24位;在1998年的8个要素中,我国国内经济、政府政策和科学技术这三项排名比较靠前。和1997年比较,国内经济和国际化程度均上升了9位;科学技术和国民素质均提高了7位。坚持自主创新、敢于创新和善于创新的科研工作者取得“两弹一星”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已成为少数独立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国家之一,并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走在世界前列。邓小平理论紧紧抓住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创新的关键。

邓小平指出,技术改造要创新,掌握新技术要创新。特别强调和警示,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搞科技越快越好,越新越好。他要求企业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明确指出,要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随着工业的发展,企业的科技人员数量应当越来越多,在全部职工中所占的比例应当越来越大。同志多次指出,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他说:“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全国技术创新大会隆重召开,并公布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决定》以同志关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为指导。指出:“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核心是全国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重要思想,从体制、机制、政策等各方面,促进与经济的紧密结合,把我国的科技实力变成现实的第一生产力,使我国的综合国力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决定》明确提出:“通过深化改革,从根本上形成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和机制,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这既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深层问题,进一步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紧迫要求,也是应对国际竞争,确保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立于不败之地的战略抉择。”我国最早研究技术创新,就不是从传统理解意义上的技术改造、科技开发,而是从如何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的这样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切入的。技术创新既涉及新科技成果的开发、产品的设计和试用,又涉及到生产营销和市场化的一系列环节。

它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是生产函数的新变化和迁移,是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因素。技术创新归根结底是社会经济行为,是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的全过程。我国的这种新的经济发展观认为,科技是经济的子系统,它们不是两个彼此平行的系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既指它的战略地位而言;又包括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应用中的管理。大量的实践证明,要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必须要通过技术创新。可以说,技术创新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主要形式,或者说技术创新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决定》对于“技术创新”作出了言简意赅的全新的定义:技术创新是指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实现市场价值。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技术创新是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重要前提。这是一个全新的技术创新概念。

四、企业家和经济师是技术创新的“第一当事人”

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强调利润(利益)动机下的制度变化和调整以及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尚的作用和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创新;到管理学家德鲁克指出创新是企业家特有的工具;再到我国的《决定》明确提出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技术创新理论经历了历史性的“三级跳”。企业是什么?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市场关系的总和。即市场经济中的所有关系,科研、生产、分配、交换等都必须反映到企业经营及其行为过程中。正如法国经济学家勃拉尔顿说的:“市场经济的关键是企业,其当事人是企业家。企业家必须能自主决策并对自己的决策负责”。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其目标就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什么是企业家?美国的格林沃德在其所编的《现代经济学词典》中说,企业家是“能抓住机遇引进一种新产品、一种新生产方法或改进了的组织机构的企业管理者”,是“能筹集资金,调动各种生产要素并组织管理机构的人”。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说得更直截了当:“企业家即为谋取利润并为此承担风险的人。他们是能开拓市场、引导新需求、创造新顾客的人。是一批别出心裁、独具匠心、与众不同的人”。著名经济学家韦伯斯特在《新世界词典》中把企业家界定为“一个经济冒险事业的组织者,特别是组织、拥有、管理并承担这一事业全部风险的人”。而技术创新理论始祖熊彼特提出“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创新”更是一言九鼎。我国企业的企业家和经济师在技术创新中的责任是什么?

《决定》明确规定为:深化体制改革,促进技术创新和高新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提出:国有企业要把建立健全技术创新机制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要把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作为企业走出困境、发展壮大的关键措施,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加强技术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切实把提高经济效益转到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轨道上来。大中型企业要建立健全企业技术中心,加速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迅速转化的有效运行机制。要加强岗位技术培训,全面提高劳动素质,鼓励职工广泛开展技术发明、技术革新活动。积极创造条件,以多种方式吸引更多的优秀科技人员到企业工作,充分挖掘企业技术开发潜力。要面向市场需求不断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采用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和组织形式科学地组织生产、销售和服务。

《决定》指出,要加强企业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联合协作。根据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原则,建立双边、多边技术协作机制,通过相互兼职、培训等形式,加强不同单位科技人员的交流。企业研究开发经费要有一定比例用于产学研合作。要强化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有效衔接,提高技术配套和自主开发能力。明确规定,要促使企业主动增加科技投入。高新技术企业每年用于研究开发的经费要达到年销售额的百分之五以上。《决定》还要求,企业的技术改造要以市场为导向,注重发挥已有的基础和潜力,注重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结合。以上这些规定把企业和企业家在推动技术创新中的责任表述得很清楚。就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刚刚闭幕不久,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发表了:“企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的重要讲话,指出:应重视人力资源开发,要培养具有国际商业头脑和全球化经营战略的企业家。企业家的素质已成为现代企业发展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强调调整结构、优化组合、提高管理水平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已成为企业面临的迫切任务。指出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已成为提高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重申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主体是企业,要形成以企业为中心的技术创新体系”。还指出:“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企业管理工作,从严管理企业,实现管理创新,尽快改变相当一部分企业决策随意、制度不严、纪律松弛、管理水平低下的状况”。由此,更明确了企业家和经济师作为技术创新的“第一当事人”,在加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中的作用和责任的举足轻重。按照法学家的定义,“第一当事人”应是“与某法律事实有直接关系的第一责任人”;而经济学家的定义,是这种“当事人”“必须能自主决策并对自己的决策负责”。《决定》直接了当地指出,我们需要“培育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建立高素质的经营管理队伍”。作为企业家和职业经济师要认识到,企业无论大小,无论“公有”、“私有”,只要从市场需求出发,加强技术创新意识,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实行科学管理,就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就能拥有高新技术产业的明天。技术创新是我国职业经济师和企业家正在从事的亘古未有的伟大事业,伟大的创新事业需要伟大的创新思维。我国的职业经济师和企业家高举创新的旗帜,在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新跨越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21世纪,为我国经济腾飞和人类文明作出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