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的经济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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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实际GDP与FDI之间的互动关系

我们用时间序列资料来分析中国的实际GDP与FDI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假定有下列循环式结构:y1t=c1+a1(L)y1,t-1+a2(L)y2t+μ1t(2•1)y2t=c2+b1(L)y1,t-1+b2(L)y2,t-1+μ2t(2•2)式中y1t和y2t分别是对数转换过的实际GDP和实际FDI;c1和c2是截矩项;L是滞后处理器;Lyt=yt-1;对于i=1,2,ai(L)与bi(L)分别是行为ai(L)=a1+a2L+…+apiLPi和bi(L)=b1+b2L+…+bqiLqi的自回归处理器;μ1和μ2是白噪音残差项。滞后次数pi和qi要依实际情况而定。我们之所以假定本期FDI影响本期GDP是因为投资支出显然是GDP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由于投资的决定一般是基于长期的考虑,所以我们假定FDI受前期GDP的影响①,而不受本期GDP的影响。表1列出了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GLS)估计得到的结果,其中模型的最终设定是由实际资料决定的。在该模型中,FDI增加了GDP,而GDP的增加也吸引了FDI的流入。就短期弹性而言,FDI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使GDP年增加0•048个百分点;而GDP年增加一个百分点会使FDI增加2•117个百分点。就直接的长期影响而论,FDI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使GDP增加0•2959个百分点;GDP增加一个百分点会使FDI增加3•148个百分点。但是,如果考虑到GDP的增长对FDI增加的非直接效果,那么,FDI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最终将使GDP增加5•4479个百分点;同样,GDP增加一个百分点,10年后也将使FDI增加34•4497个百分点②。比如,中国1999年的GDP为9915亿美元,FDI为404亿美元,根据上述计算,如果FDI增加4•04亿美元,当年可使GDP增加约4•8亿美元,最终将使GDP增加498亿美元左右。同样地,如果GDP当年增加99•15亿美元,将在第二年使FDI增加约8•6亿美元,并在10年后使FDI增加约139•2亿美元。有23个发展中国家1976—1997年实际GDP和FDI的的时间序列分析。结果支持了我们对中国资料分析的结论,也就是说,GDP增长促进了FDI的增加,而FDI的增加也促进了GDP的增长。

二、有关FDI的理论以及组织机构和城市化的重要性

FDI的流动由获利动机所驱使。影响FDI的因素可以分为比较优势因素和内在化因素。比较优势因素包括起始地和目的地的特点及优势等;而内在化因素是指企业能更有效地在本企业内管理其独有的动产(如技术、知识、营销技能、商标、品牌和革新能力等),而不必将其租于其他公司。实证研究表明,按照价值最大化原则,跨国公司选择直接投资地点时,受生产和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关税和需求面如增大市场等因素的影响(Caves,1996;Salvatore,1991)。在这里,除了强调上述因素外,我们还要指出,组织机构的选择和城市的发展也是吸引FDI的渠道。市场经济是变化多端的。技术进步使企业的更新换代成为必然。每日每时都会有新企业的诞生,同时也会有旧企业的消亡。公司和个人都要对各种各样的经济冲击做出反应。他们必须重新考虑的不仅仅是做生意的方式,还要考虑如何充分地利用资本和劳动力。我们怎样才能创造出合适的环境,使革新和有效利用新技术的方法得以发扬,从而产生经济繁荣呢?组织机构可以发挥转换作用———帮助资源变成产出———或是分散作用———将资源转移到非生产者手中(Jordon,2000)。为了使人们能对他们面对的冲击有最优的反应,从而使每个人的状况变得更好,组织机构就必须提倡个人在签订合同上的自主性。同时,我们相信与我们打交道的机构能实现承诺,他们的行为不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这一点也很关键。经济交换离不开需要消耗实际资源的信息和交易成本。这些成本影响着贸易的范围、劳动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和从商品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市场经济要求以可实施的产权、通用的会计准则、完善的金融机构和稳定的货币为根基。如果合同,不管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不能够兑现,市场将受到损害;如果产权不确定,银行业就不能正常运行;如果财务报告不可信,投资机会就会模糊不清。

为了建立一个可以推动投资和繁荣的经济基础,明晰的国家法律、公正广泛的法律实施、有效的官僚体制以及杜绝腐败等,都是政府应纳入其组织机构的必要构件。否则,资源会被浪费在高成本的信息收集上,或是浪费在生产和消费错误的产品上。尽管政府可以为良好的环境奠定基础,增长却是由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的扩张来驱动的。但是,资本是流动的,如果一个地区有获利的地理优势,高质量FDI就会迅速流进。城市,以其营销、运输系统和信息传播方式,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外部效应的范围等,为FDI提供了较好的地利条件,在吸引FDI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过去人们认为的城市先由农村发展成小城镇,进而发展成城市的序列,只能用来解释早期城市的形成。如今,城市本身就是重要的文化和经济机构(Jacobs,1984)。新的商品,新的服务,首先是在城市里产生的。如果不结合城市里的商品和服务,或者不采用来自城市的化肥、机械、电力、冷冻装置、关于改良动植物的研究成果等,农业就不会丰产。农业随着城市的成长而兴起。最农业化的国家往往农业最不发达。另一方面,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其农产品也最丰富。以日本为例,19世纪末,日本的城市开始工业化和商业化增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已经是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在此期间,尽管日本的农民勤劳节俭,但是,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粮食并不宽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农村开始接受大量来自城市的商品和服务,虽然日本人口比战前增加了25%,日本的农场还是能够生产出足够全体日本居民食用的大米。从经济角度看,城市就像原子核。这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喜欢住在离商店近的地方,因而商店必须座落在离顾客近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城市提供了“群体相互作用”的可能性,而这对个人生产率的提高是至关重要的(Lucas,1988)。我们大部分的知识都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Jacobs(1969)记载的许多事例说明了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与“艺术”和“科学”的异曲同工———为了学习和交流思想,我们需要和他人打交道。这就是为什么纽约会有成衣区、金融区、钻石区、广告区等,或者为什么高科技公司要集中在硅谷的原因。上述每一个案例中都有一群人干着大致相同的事,他们相互学习,启发别人又被别人启发,同时又保留自己的创见和独特性。单从城市外的土地远比市内便宜,但资本和人力并没有搬出城市以降低运作成本的事实,就证明城市所产生的信息和知识优势远远超过因城市外便宜的土地所带来的短期利润。

三、决定FDI因素的板块资料分析

我们现在用23个发展中国家1976—1997年的板块资料实证地分析影响FDI的因素。尽管很多因素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但我们分析依据的是更易于反映地点和比较优势因素的数量资料,而不是企业特定的因素如技术、知识、营销技能、商标和品牌等。表3有数据来源的详细描述。舍去在解释FDI—GDP比例时yit(对国家i,时间t)变动中统计上不显著的变量后。1•X1it:经济增长率,作为比较在不同国家投资回报率的代表性变量。一般认为,当经济增长加速时,实际的经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应增加,所以净FDI会增加。2•X2it:用来衡量开放程度的指数。范围由0(限制高)到10(限制低或没有限制)。3•X3it:用来衡量腐败程度的指数。范围由0(最腐败)到10(最不腐败)。X2it和X3it可被视为衡量政府机构实现承诺的程度和可信度的代用量。我们预期它们对FDI—GDP比例的影响是正向的。4•X4it:公司税,它是衡量在一国做生意成本的代用量。我们预计其对FDI—GDP的比例有负面效果。运用一般最小二乘法,我们得到:Yit=1•4646+0•2909Yi,t-1+0•0322X1it(1•2143)(4•6716)(1•713)+0•13495X2it+0•319X3it-0•062X4it(3•445)(1•714)(4•282)+αt+uit其中,括号里的数字为t值,αi表示国家i的特定因素,uit为残差。我们假定国家i的特定因素和残差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结果表明,我们前述的结论得到了支持。首先,经济增长率对FDI—GDP的比例有正面、显著的影响;其次,机构因素的影响也是正面的和显著的,这揭示了政府机构行为的可预测性、可信赖程度以及实现承诺程度的重要性;第三、高公司税不利于吸引FDI。

四、影响FDI在中国分布的因素

我们考虑下列因素对于FDI在中国的分布有较大的影响。

1•城市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根据Jacobs(1984)的观点,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是以主要的发展者和推进者的身份出现的。城市工程和城市间的贸易激活了农村的生产和贸易。随着贸易的扩张,城市带动更多的乡镇(主要处于物产区和供给区)加入经济生活,并使它们进入多变的城市贸易网络中。所以,我们用各地区城镇人均居民年收入(Urit)和城市灯盏数量(Cit,以1000为单位)为代表来反映城市发展的动态。城市灯盏数量是一个表现一省或一市的基本建设投资水平的变量,它影响着一个地区的生产和运输成本。所以我们认为,上述两个因素对吸引FDI有正面作用。

2•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提高了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生产率。人力资本的积累既有内部效应(个人人力资本对他本人生产率的影响),也有外部效应(通过提高劳动技能或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对提高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所作出的贡献),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高公共支出是东亚异乎寻常表现的主要公共政策因素(Lucas,1988)。我们用文盲率(Lit)来大致反映一个省或直辖市人力资本的积累。我们预期高文盲率不利于吸引FDI。

3•进入市场的容易程度。决定FDI地点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进入市场的容易程度。中国西部地区属内陆型经济。虽然沿海地区土地和其他成本可能会增加,但内陆落后的基础建设、交通和通讯等可能使西部的生产成本高于沿海地区,因为,产品成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内陆的高运输成本会使产品成本明显高于沿海地区。我们用一个地区的哑变量(Dit)来近似地表示距离市场的远近程度。如果一个省或市在中国东部或中部,我们就让Dit=1,在西部地区则为0。我们预期哑变量对FDI有正面影响。

4•存货增加。存货增加可被视为现有的行业和服务已经过时,它是行业和企业的创造力受到限制的标志。这些变动使得原来发展、扩张的经济走向一成不变和落后。在这里,该变量(Init,每年用亿元人民币衡量的存货数量)反映的是Jacobs(1984)所谓的“下降的交易”(TransactionofDe-cline);或者是城市的不景气。运用中国1996—1998年各省市的资料,我们以上述要素为解释变量对FDI—GDP的比例作回归分析,结果为:Yit=16•6+1•21Dit-3•46Lit+1•96Urit(-5•41)(4•94)(-1•96)(5•16)-0•35Init+0•47Cit+uit(-2•67)(2•41)t=1,2,3;i=1,2,3,……31。其中括号里的数字为t值。所有变量都显著,符号也都符合预期。这些结果支持了我们前述的论点,即城市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进入市场的容易程度是跨国公司选择投资地点决策的主要因素。事实上,上述静态模型仅用了5个变量就可以解释中国31个省、直辖市的FDI在1996—1998年超过65%的变动情况(R平方为0•6787),而这一结果是引人注目的。

五、结论

本文我们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统计分析,我们也分析了影响FDI流动的因素。我们发现,FDI和GDP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一般而言,FDI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会使GDP在当年增加0•0485个百分点,但从长期看,最终将导致GDP增长5•4479个百分点。相应的,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会使FDI短期增加2•117个百分点,10年后将使FDI增长34•4497个百分点。利用23个发展中国家1976—1997年的板块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低公司税、政府机构行为的可预测性和可信赖程度以及承诺兑现程度是吸引FDI的主要因素。根据中国1996—1998年资料对FDI分布的分析进一步说明了人力资本积累和城市发展对吸引外资的重要性。然而,作为经济生活的发展者和推进者,城市需要两种形式能量的源源不断地输入:创新(说到底是人们创新发展力的输入)和对输入物的充分替代,就本质而言,这体现着人力渐进模仿能力的输入。城市的用途在于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让输入———创新力和适应性变化———成功地注入每天的经济生活(Ja-cobs,1984)。步调一致和千篇一律不能生成和发展经济上有活力的城市。要让人们的创造性得以发挥,就必须允许现状被改变、被打乱。必须让一些由来已久的活动被更新换代,并降低其他一些惯性活动的相对重要性。